據媒體報道，自啟動新一輪精準扶貧以來，珠海各區、各部門已在扎實開展對口幫扶陽江、茂名兩市211條貧困村的各項工作，實現了良好的起步和開局，為精準扶貧工作的進一步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精準扶貧是當前扶貧工作的新要求，目前全國多個地方均結合所在區域的實際，在精準扶貧方面進行相應的探索。筆者從事“三農”研究和實踐工作多年，對農村扶貧工作也比較熟悉，覺得目前各地精準扶貧的探索在“精準”方面仍有待進一步深化認識。
筆者認為，精準式扶貧就是要幫助低收入者（家庭人均收入在貧困線以下）提高收入，農民的收入主要由生產性收入、勞務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政策性收入、經營性收入構成，如果要幫助農民低收入者提高收入，就應該精準提高上述五大收入：
一是精準增加低收入者的生產性收入。在農民高度分散化的現實下，農產品供求平衡之后，再增產就可能會減收。以蔬菜水果為例，供求平衡之后，產量增加10%，價格一般下降30%以上。所以，靠政府出資扶持低收入者擴大生產能力以增加其生產性收入，有可能會事倍功半。
那么是不是生產性收入就不可能增長了呢？也不是。比如對于短缺的農產品，擴大生產會增加收入，但這個幾乎沒有空間了；改善農產品品質也可以增加生產性收入，比如經過改良品質的土豆可以抗病，如果生產這樣的高品質土豆是可以增加農民生產性收入的，但這個空間也不大。
還有就是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由組織為農戶生產提供產前、產中、產后的服務，農戶按照農民組織的要求生產，農民組織統一銷售，擴大農民對農產品的定價權，這樣是可以增加農民生產性收入的。
二是精準增加低收入者的勞務收入。勞務收入是穩定增長的，增加低收入者的勞務性收入相比增加低收入者生產性收入要容易很多。如何增加低收入者的勞務收入？筆者認為，可以提高勞動者技能，做大量有針對性的培訓和指導工作；也可以通過發展鄉村旅游等，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增加就業、特別是增加非正式勞動力的勞務收入；另外政府、事業單位和農民村社共同體等可以為有生理和心理缺陷的人提供公益性崗位增加其勞務性收入，這一條非常重要。
三是精準增加低收入者財產性收入。城市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長遠低于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如果農村人的財產性收入增長也高于生產性收入或勞務性收入的增長，農民收入就會大幅提升。要提高農地等財產性收入，關鍵靠金融創新。假設一畝田的年租金是600元，這說明一畝田的價值是2萬元（按當前銀行平均利率3%計算，2萬元存入銀行獲得600元利息收入）。假如農戶能夠以一畝田抵押給某種金融機構獲得2萬元現金，并用這2萬元投資理財，有可能會獲得2000元收入，這樣這個農民一畝田的財產性收入就是600元+2000元=2600元了。當然，這只是理想狀況。
也就是說，農民要想獲得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必須有一種金融與農民的農地等財產權相匹配，以支撐其財產權金融化、證券化、資本化。但目前小農的農地財產權是不可能在正規金融機構獲得抵押貸款的，只能在農民村社共同體內創建合作互助金融才可以支撐農戶財產權的實現。因此，精準增加農民（包括低收入者）財產性收入，關鍵靠村社內置合作互助金融的發展和支撐。
除上述情況外，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長，還可以通過發展鄉村旅游業、休閑養老等，使得大量閑置資產經營起來而獲得收益。
四是精準增加低收入者的政策性收入。農民的政策性收入一直是增長的，貧困者增長更快。雖然貧困者政策性收入增長快，但數量還是很有限的，如果配合特殊的措施，是可以獲得乘數效應的。前不久筆者去貴州六盤水市鐘山區考察學習，發現鐘山區給每位低收入者無息貸款5萬元，再用這5萬元投資城市停車位建設，每位低收入者5萬元投資每年收益數千元，投資回報率高且無風險、可持續。如果都像鐘山村這樣實施“低收入者的政策性收入倍增計劃”，精準式扶貧效果會大不一樣。
五是精準增加低收入者的經營性收入。比如通過新農村建設促進村莊旅游業發展，家家戶戶從事服務業，農業成為服務業的一部分，生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勞務性收入等都會同步增長，農戶綜合性收入就會獲得增長。中國鄉建院所在的信陽郝堂村就是通過新農村建設，由農業村變成了旅游村，由貧困村變成了富裕村，很多低收入者也富裕了起來。當然，不是所有的村莊都適合搞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全國大概只有20%-30%的村莊適合這一模式。
綜上所述，所謂的精準式扶貧，就是要精準增加低收入者上述五項收入，其中的關鍵靠四條：一是再組織農民，不斷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二是金融創新，主要是通過村社內置合作互助金融，支撐農民產權實現及農戶自我發展能力、增強村民村社共同體服務農民、經營鄉村和治理村莊的能力；三是在提高農民整體收入水平的大前提下，政府扶貧資源依托農民村社共同體精準扶持低收入者脫貧致富；四是不同的貧困者和不同的貧困村莊，在追求上述五大收入增長的時候應該有不同的側重點。
作者為中國鄉建院院長、三農學者李昌平。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日報》2016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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