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
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秸稈的可收集量接近9億噸，利用量約7.2億噸，綜合利用率為80.11%，比2008年提高了11.41個百分點。即使如此，每年夏忙秋收，秸稈成了干部群眾的頭疼事，干部蹲點守田間，農民“伺機”一把火，一場場“游擊戰”不斷上演。顯然，堵不是好辦法，那就要疏。本刊就此專訪了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蔣高明。
環境經濟：最近網上隨便一搜索，關于各地秸稈禁燒的報道比比皆是，秸稈不是新生事物，為何近幾年成了問題？
蔣高明：原因無非兩個，一是農村地區能源結構改變了。煤氣、電等清潔能源都進入農村，過去秸稈是農民生活必需品，現在不需要了。雖然現在不少農村一家一戶建了沼氣池，但是建起來容易維修難，頭一兩年還能發揮作用，以后就廢棄了，因為留守農村的大多數是年邁的老人，他們不具備維修的能力，應該變“一家一戶建沼氣池”為“建大型沼氣池”，由專業公司維護。由于多地秸稈不再繼續做薪柴和沼氣能源，所以秸稈又少了一個出路。
二是種植糧食不掙錢，優質勞動力進城務工，留守的老人沒有能力處理秸稈。現在糧食價格一塊多錢一斤，一畝地種兩茬，豐年時高產田也就產兩千多斤糧食，通常是在1600～2000斤之間，收入還不到兩千塊，再減去一半的成本，按每個家庭平均5畝地計算，一年收入不過四五千塊，這能吸引農民種糧食嗎？進城務工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農業就成了副業，既然是副業，自然不會投入勞動力，所以經營方式比較粗放。這么一來，糧食都不好好種，還會“伺候”秸稈嗎？所以一把火燒了，是最簡便但也是最粗放的辦法。
燒，肯定不行，因為污染環境，可是農民也是迫不得已。不燒，影響下茬作物耕種，要不就是人工播種，把坑挖深一點，但這要增加勞動力，一畝地要增加80～100塊的成本，這筆錢誰出？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農民都會算賬。
環境經濟：新大氣法第76、77條規定，地方要做好秸稈禁燒工作，鼓勵支持秸稈綜合利用。現在地方做得怎么樣？
蔣高明：地方上，我覺得“堵”做得比較嚴，“疏”做得不到位。一到這個季節，鄉鎮領導拿個馬扎坐在路邊看著農民，各級領導開車巡邏，發現火點就沖過去堵，花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財力，效果并不理想。鄉鎮領導之所以這么重視，是因為和政績掛鉤，因此控制得比較嚴。
既然不讓農民燒，就得找一條出路來。我認為，最好的出路是秸稈哪兒來回哪兒去，把秸稈當作飼料、肥料還田。秸稈是光合產物，還田后，可以凈吸收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碳，我們做過這樣的實驗，效果比較明顯。過去是化學農業，現在以及將來要發展生態農業，前者是凈排放，后者是凈吸收，由凈排放逆轉為凈固持，兩者相加可以每年每公頃削減11.5噸二氧化碳當量，結果還是很振奮人心的。
下一步，我們要發展生態農業，而生態農業需要大量優質的秸稈，尤其是光合產物，哪怕是枯枝落葉，或者是爛菜葉子，這些都是寶貝。秸稈至少可以實現兩個替代：作飼料，可以喂羊、喂牛，替代糧食；秸稈發酵可以替代化肥，這方面的技術已經很成熟了。現在國內有很多人搞生態農業，可是遇到的困難之一，就是缺少有機肥，因為使用化肥，食物的口感不佳，消費者不買賬。秸稈飼料化、肥料化是條很好消化秸稈的出路。國家可以扶持一批企業，做一些試點，比如一個村建設一個大型養殖場和秸稈處理廠，只要有利可圖，就會有人做。
其中，過腹還田是秸稈還田的一種重要方式。把秸稈拿來喂羊、喂牛，通過牲畜再排泄出來，秸稈一部分變成了肉，一部分變成了能源（甲烷），一部分作為有機肥回到田里。現在土壤耕地污染嚴重，有機質含量嚴重下降，平均不到1%。秸稈可以有效補充土壤中匱乏的碳元素，而且土壤中一些微生物也需要碳鹽，通過這種方式，如果可以把有機質含量提高到2%～5%，我們的糧食生產潛力就非常大了。
現在我們已經陷入惡性循環，不用化肥生產不出糧食，長此以往，耕地質量變得越來越差。還有很多人被帶入誤區，把秸稈做成例如木板等加工品，但秸稈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是輔料，而主料都是一些化工品，秸稈是被利用了，化工品也沒少用，而且秸稈做的門即便再好，還是不如木頭的。
環境經濟：今年財政部通過整合和調整增加預算安排10億元，會同農業部圍繞加快構建環京津冀生態一體化屏障的重點區域，選擇農作物秸稈焚燒問題較為突出的河北、山西、內蒙古等10個省開展農作物秸稈禁燒和綜合利用試點。其中，中央財政試點資金采取“以獎代補”的方式，這和過去相比有什么不同？
蔣高明：現在有這么幾種補貼方式，一是秸稈發電，國家對電價補貼；二是秸稈就地粉碎，國家對機器補貼；三是秸稈用作飼料，國家對養牲畜的大型青貯池補貼。
這三種補貼方式中，秸稈發電補貼占比較高，但是我們算過一筆賬，企業雇工人收秸稈，去掉運費和人工成本，是賠錢的，這還不算油錢。如果要農民自發運送秸稈到企業，難度更大。“百里不運草,千里不運糧”，別說百里，現在農民十里都不干。
那么問題來了，誰都不愿意運送秸稈，發電廠發電靠什么？我們調研發現，大部分發電廠摻著煤發電，掙著國家的補貼，這種做法肯定不對，可是秸稈不夠，只好燒煤，因為發電廠不能停。有些發電廠收不上來秸稈，就把秸稈當成模特堆在那，誰來參觀，就告訴秸稈在那呢。發電廠造假是常有的事兒。
現在提到的“以獎代補”是正確的。過去是誰污染誰受益，誰破壞支持誰，就像草原退化似的，退化的草原反而有治理經費，做得好的反而不給錢，這不是變相鼓勵破壞嗎？
現在農業補貼也陷入了誤區，國家對農藥越補貼，農藥價格越便宜，價格越便宜，用的就越多，試問誰還會用有機肥？既費事，還有臭味。糧食也一樣，價格便宜，大家都不珍惜糧食，餐桌浪費夠兩億人吃的，如果糧食價格十塊一斤，誰還舍得浪費？咱們現在都是惡性競爭，光拼數量不拼質量，不計算環境成本，也不計算健康成本，否則醫院哪來那么多病人？我建議，國家要減少甚至取消對化肥、農藥的補貼，改為直接補貼從事生態農業的農戶或企業。
環境經濟：您提到秸稈綜合利用要結合生態農業，那么實踐中會面臨哪些問題？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蔣高明：主要是市場機制問題。說白了，就是想的挺好，誰去干？我們的糧食太便宜了，去年玉米保護價是一塊零五分，今年連保護價都沒有了，前段時間價格都低于八毛五了，最近有所回升，但是還沒有回到一塊的水平。這種現象嚴重打擊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
現在我們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5%的水平，有人說還要繼續搞下去，如果像美國那樣城鎮化率達到百分之九十八，中國會餓死很多人。為什么這么說？美國有29億畝耕地，我們雖然有18億畝耕地，可是美國的人口只是我們的零頭。
所以我們常說，糧食不能嚴格按照商品來對待，這是戰略物質，和美國農業不一樣，我們耕地比較緊張，種兩茬才能保證糧食安全。如果我們生產出來的糧食，還是一塊一斤，是不會吸引農民返鄉種地的。我建議國家應該把人和動物吃的糧食分開，優質優價。否則要都從美國那里購買糧食，將對國家安全構成很大威脅。數據顯示，國際市場上可購買的糧食大約2.3億噸，中國已經購買了近一半。
我有個初步設想，像大規模產生秸稈的東三省，適合生產一些給動物吃的飼料糧食，在歷史悠久農耕面積小的區域精耕細作給人生產糧食，而且給人生產的糧食比給動物生產的糧食要高于市價3～5倍，這個價位消費者是能接受的。所以，國家要補貼，就補那些真正做事的企業，補貼到生態農業。現在整個農業GDP是6萬億元，如果6萬億元中一半是生態農業，將來有10%的消費者消費，那么城市的購買力就釋放出來了，既保護消費者自身的身體健康，又花錢幫國家保護生態環境，秸稈不燒了，且有了出路，化肥農藥少了，這就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
下一步，我們建議國家購買生態服務。比如說，秸稈不燒了，成為有機肥，這就是生態服務，誰做這件事，誰就應該受益，國家應該支持。這件事要全面開花肯定有難度，不妨拿一個縣做示范，不要像過去搞幾百個示范區，連一個村都做不好，一個省能做好嗎？這樣政策有了導向，錢也花到了點子上，不只農業部有好的生態項目，環境保護部、科技部、發改委都有。
最后我們要強調一下，不要就秸稈說秸稈，秸稈不僅僅是環保問題，也是農業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更是國家戰略（糧食安全）問題。我認為，秸稈是個很好的抓手，通過它可以發展生態農業，優質優價還可以釋放城市購買力，這將是一項全民工程、惠民工程。（本刊記者 雷英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境經濟》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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