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15年，我國糧食生產實現了“十二連增”，創造了世界奇跡。然而，隨著糧食的連增，有人對我國的糧食形勢盲目樂觀，存在著不少認識誤區。在此形勢下，切莫陶醉于“糧食連增”，務要“警鐘長鳴”；切莫忽視隱存的糧食風險，決不可放松“糧安之弦”；切莫為貪“小便宜”，到頭來“吃大虧”；切莫把簡單化“多趕少砍”當良策，避免重蹈覆轍；切莫把美國現代大農業當模板，要堅持適度規模經營；切莫把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要堅持現代市場經濟要義；切莫把“虛擬”當真實，以免產生誤導；切莫把“誤讀”當“正讀”，務必保持糧食戰略定力。
當前，關于農業和糧食問題的各種思潮和思想涌動，必須要正確分清和認清“農糧”研究中的思想觀念和認識理念，以避免“誤讀”糧食，導致動搖“中國有能力養活中國”的自信，導致渙散我國糧食戰略定力的負面結果。
一、切莫陶醉于“糧食連增”，務要“警鐘長鳴”
環顧全球風云，凝思改革春秋，我國的確開創出一個大國糧食安全的新局面。全國糧食生產打破了傳統的“二豐、二平、一歉”的周期，創造了“十二連豐”或稱為“糧食連增”的奇跡，引起全球矚目。然而，隨著糧食的連增，人們對農業糧食“雙基礎”的觀點趨向淡薄，“重工輕農”“重城輕鄉”“重錢輕糧”的思想相當普遍存在。鑒于此，有必要提醒人們切莫一味陶醉于連年豐收的喜悅而陷入盲目樂觀；相反，必須正視我國糧食“喜中有憂”。隨著國民經濟結構的快速演變，目前我國糧食形勢錯綜復雜，中長期糧食供求總量緊平衡與個別品種階段性過剩并存；糧食托市價格面臨“夾板擠壓”與保護糧農利益的需求同在；國際市場糧食資源的適度利用與糧食“過度進口”沖擊國內市場矛盾凸顯；保護糧食主產區和主產區農民生產糧食的“兩個積極性”的老大難問題始終未得到根本解決；糧食產業和糧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薄弱，我國糧食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話語權甚微。面對此種形勢，人們尤其是“關鍵少數”務必充分認識確保糧食安全的重要性、長期性和艱巨性，不可掉以輕心。
從中長期的視角看，我國糧食產銷有“五個不會變”。一是全國總人口增長及人口結構演變的趨勢不會變，每年要凈增600～700萬人。按照居民人均年糧食消費量300公斤（低于實際消費數量80多公斤）計算，每年需要增加消費的糧食數量達到180～210萬噸。二是糧食和食物消費結構升級的趨勢不會變，居民糧食和食物消費呈現的“優質、多樣、營養、安全、方便”的趨勢日益加強。動物性食品消費量的增加，必然促使飼料消費量顯著增長。三是新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加快及人口城市化率提高的趨勢不會變。四是我國保證糧食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方針不會變。據專家測算，我國人口城市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糧食消費總量需要增加440萬噸左右。五是糧食對外開放的方針和善于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方針不會變。這“五個不會變”決定我國中長期糧食消費將呈剛性增長態勢，確保糧食安全居于治國理政的“最頂層”。國人尤其是“關鍵少數”切莫為糧食“十二連增”失去清醒，務必增強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和安全意識；務必“長鳴”糧食安全的“警鐘”，把保障13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視為“基本人權和民生”，作為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
二、切莫忽視隱存的糧食風險，決不可放松“糧安之弦”
隨著改革的深化和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社會發展同時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階段。從近兩年來經濟增速放緩中可以看到，在“三期疊加”的新階段，我國既面臨前所未有的新機遇，同時也面臨著新問題、新挑戰：經濟運行存在下行壓力，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結構性就業矛盾突出，生態環境惡化，食品質量堪憂，保障糧食安全難度加大等。
這里，著重指出，在“三期疊加”下糧食領域各種深層次矛盾凸顯，中長期糧食可持續安全存在著隱憂，也就是風險因素。從宏觀環境看，世界陷入多事之秋，在紛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世界市場上包括農產品在內的大宗商品市場陷入蕭條不景氣，價格一路走低。這種新情況給我國糧食市場造成了沉重壓力和困難以及不確定性，致使我國糧食陷入“多重矛盾”：既擔心通脹，又擔憂通縮；既有市場空前繁榮，又有市場價格扭曲和“失靈”；既有技術進步，又有自然資源耗竭和糧食資源嚴重損失浪費；既有“高收購、高庫存”，又有“高進口”的“三高復加”壓力和挑戰；國內糧食承受“夾板”價格的雙重壓力；資源環境約束加劇；農業糧食生產勞力形成老年型結構；威脅糧食安全的嚴重自然災害頻仍；跨國大糧商全面進入國內糧食領域，從而加劇了競爭。面對這些新問題和新挑戰，對我國糧食可持續安全怎能夠高枕無憂呢？國民特別是各級領導，決不可忽視隱存的糧食風險，必須抓緊“糧安之弦”，做到“四個必須”。
一是必須“端正理念”。目前，許多地方關注和關切糧食安全的理念是薄弱的，有的甚至是不端正的。人們需要心懷“遠憂”，力戒“短視”，強化和端正“糧安天下”的治國理政、保障民生的理念，特別是樹立牢牢端住自己飯碗的理念，堅守口糧100%自給的糧食安全底線。二是必須“落實責任”。要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國務院“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各地主要領導要切實承擔起保障本地區糧食安全的主體責任，全面加強糧食生產、儲備、流通能力及糧食安全保障工程建設，做好“廣積糧、積好糧、好積糧”三篇文章。三是必須“固本強基”。在第一產業在GDP中的份額下降的條件下，依然需要堅持“農業是基礎、流通是關鍵”的社會再生產的基本原理不動搖。當前必須堅守18億畝基本農田“紅線”不可逾越，促進農業糧食產業由偏重數量增長向數量、質量和效益同步提升轉型升級。四是必須“興市活流”。要創新和完善現代糧食大流通和提高糧食現代化治理能力，健全市場體系，強化市場功能，完善以市場為主形成價格的機制，并善于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及善于駕馭、利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使此二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三、切莫為貪“小便宜”，到頭來“吃大虧”
實施對外開放方針，開擴了我國農業糧食發展的廣闊前景。無疑，堅定不移堅持這一方針是必要的，善于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是積極的。但是，實施糧食開放方針，必須堅持互利雙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的原則。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雖然國內糧食連續增產、儲備充裕，但在國內外“糧食價格倒掛”的條件下，國內涌動一種“利用國外市場，糧食安全就沒有問題”“種糧不如買糧”“低價糧不買白不買”的思潮和論調。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一些企業和糧商短視地看到國外糧食周期性低價時，就按捺不住貪吃“小便宜”的沖動，紛紛擴大進口廉價糧食，不惜傷害國內的糧食生產，埋下禍害糧食安全的根苗。
近年來，我國糧食進口量連續猛增，導致出現“三高”的怪象。據海關統計，2014年我國糧食進口量達10000萬噸，其中谷物及谷物粉的進口量達1952萬噸，同比增長33.8%；進口大豆7140萬噸，同比增長12.7%，創歷史新高。2015年1～8月，由于谷物屬于進口配額管理范圍，進口量有所下降，為2295萬噸，同比增長84.6%。值得注意的是，不在配額內管理的替代精飼料效應明顯的高粱、大麥、酒糟粕、木薯干片等品種的進口量快速增加，2014年達到1140萬噸。2014/2015年度相關品種累計進口量仍然快速增加：高粱433.51萬噸，同比增長356%；大麥379.83萬噸，同比增長137%；DDGS（酒糟蛋白飼料）為72.74萬噸。三大品種的合計進口量為886.08萬噸，同比增長61%。若以玉米替代比率0.91、0.78和0.6測算，可以替代玉米430萬噸。在國內谷物供求有余、儲備充裕的條件下，進口量依然快速增加。這是一種“逆向調節”，對糧食市場加重了壓力，對糧食生產造成了威脅，為糧食安全埋下了“隱患”，不能不引起警惕。
糧食是極重要的準公共品。準公共品既具有特殊商品的經濟屬性，又具有基本人權屬性。基于這種認識，對于保障糧食安全，既要算“安全賬”，又要算“經濟賬”。然而，在對糧食安全進行評估時，不能簡單片面地算成本、價格的“經濟賬”，還必須重視其政治意義、人權保障和社會價值。任何一個政府都絕不會允許糧食安全出現失誤，尤其要絕對保護本國的糧食主權。當今世界上，連韓國、日本這樣的國家，在全球化環境中，都極力抵擋低價糧的誘惑和壓力，對本國的農業生產和農民權益予以特別保護，寧可以高成本生產糧食、高關稅保護市場，也要確保本國農民的利益。為什么國內有些企業和人士為吃“廉價糧”，把國內糧食安全和保護農民利益就一股腦忘記了呢？
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的經驗教訓不可遺忘。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有的國家（如印度）在取得獨立后積極發展民族經濟，大力開展“綠色革命”，實現了糧食基本自給。然而，就在這時候，1954年7月，美國國會通過《農產品貿易與發展法案》，即“第480號公法”（Public Law 480），也稱食品換和平（Food for Peace）法案。美國以推行“480號公法”為手段，不僅使受援國依附于自己，而且消除了大量過剩糧食及其他農產品，可謂得益多多。待到美國過剩的糧食處理殆盡之后便立即斷絕了“便宜糧源”，而且必須支付“硬通貨”。就這樣，一巴掌把貪吃“便宜糧”的國家打入饑餓的深淵，甚至淪為“饑餓之國”。
治國理政，悠悠萬事、吃飯為大。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解決好吃飯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我們積極主張敢于和善于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但要全面準確實施糧食安全新戰略。“立足國內、以我為主”，以及確保“口糧絕對安全”是堅定不移的方針。對于“適度進口”，更要準確理解和實行。它不僅指進口的數量要適當，而且指進口的時空要適當。即在國內市場需求的適當時間，從適當地方進口適當品種和適當數量的糧食或其他重要農產品，并不是只單一考慮價格，不顧國內市場和農業生產需要，見便宜貨就大肆購買，造成“過度進口”。這必須引起警戒，辯證處理“義”與“利”的關系問題。“君子愛利”，但“取之有道”。在進口糧食中，必須“義利并重”，“義”字為先，決不可“見利忘義”，忘了國家和廣大農民。
四、切莫把簡單化“多趕少砍”當良策，避免重蹈覆轍
農業糧食生產結構是相對的、動態的，不斷合理調整是客觀發展規律使然。因時、因地、因情制宜，合理調整農業糧食生產結構，是一條客觀規律。適應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條件下的民生需求，農業糧食生產的階段性目標各不相同。在以解決民眾的“溫飽問題”為主要任務的時期和向全面小康社會轉變的時代，與之相適應的農業糧食生產結構肯定是不同的。尤其在當下，在以農業糧食改革為主題、以轉變農業糧食發展方式為主線，推進其轉型升級，加快其向現代化邁進的時代，同時也為盡快擺脫目前我國糧食“三高”的困境，實施農業糧食結構調整無疑是必要步驟。
然而，調整農業糧食結構必須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否則，會重蹈計劃經濟時代曾經不止一次走過的彎路。那時在人們的觀念里，更多是把“調整農業糧食結構”等同于壓縮糧食種植面積。那時的“調整”采取的是典型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時代的方式，即所謂的“一手拿鞭子、一手拿刀子”的“多砍少趕”的簡單化辦法。而且多是向“糧食生產開刀”，導致糧食面積過快過猛縮減，產量大起大落波動。至今我們還記憶猶新，20世紀80年代，在我國人均糧食占有量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億多貧困人口還不得溫飽的情況下，人們把由于糧食倉儲設施嚴重短缺導致的“賣糧難”和“儲糧難”誤判為“糧食過剩”，在調整農業糧食結構中普遍掀起“圈地運動”，亂占濫占耕地，造成糧食種植面積過猛過多縮減，釀成糧食生產出現“馬鞍形”的苦果。滑坡易、上坡難。糧食生產一旦滑坡，再恢復起來就需要多花幾倍的力量和幾年的時間，更導致農業糧食生產萎縮和農民收入增長放緩。
吸取歷史經驗教訓，調整農業糧食結構必須以“五位一體”治國方略和糧食安全“新戰略”為統領，以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保障作用為手段，以新理念優化國家糧食安全路徑，合理配置區域生產力布局，改善糧經作物生產結構、種養結構、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等“四大結構”。從空間經濟學原理出發，既要重點精心經營好耕地，又不局限在耕地上，以放眼全部國土，樹立大生態、大食物、大市場、大農業、大科技的新理念；以農業資源環境的承載力為基準，“因地制宜，宜糧則糧、宜經則經、宜草則草、宜牧則牧、宜漁則漁”。通過廣泛開展“雙創”活動，念好“山海經”，唱好“林草戲”，打好“果蔬牌”，提高農業生產與資源環境的優化匹配度。
歷史的經驗教訓使人深刻感悟，在調整農業糧食結構的全過程中，要以辯證的新理念處理糧食生產和結構調整的關系問題，跳出“非此即彼”“非糧即經”的思維定式。相反，在調整優化農業結構的全過程中，絕不可放松糧食安全這根弦：要把協調發展、相互促進、可持續發展作為途徑，要把穩定糧食產量、提升糧食產能和提高糧食質量作為前提，把確保口糧絕對安全作為底線，構筑穩固的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
五、切莫把美國現代大農業當模板，要堅持適度規模經營
近年來，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擴大農業糧食規模經營的熱潮，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專業大戶、農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是我國土地制度的一次大變革。土地制度是農業的根本制度。面對逐浪高的擴大經營規模的熱潮，經濟學者需要冷眼觀察和思考。
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是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發展和完善，也是一次新的突破和飛躍。就實質而論，適度規模經營是在一定的、適宜的環境和社會經濟條件下，把包括土地、勞力、資金、技術、設備，甚至經營管理等各種生產要素優化組合起來，以實現有效運行，取得最佳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適度規模經營，不僅包括種植業，而且也包括畜牧業、園藝業、飼養業以及林業等。因此，擴大經營規模可以在不同層面、不同行業、不同范圍內進行。由于土地是不可替代的生產資料，所以種植業、園藝業和林業等規模經營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土地規模的“適度”經營——取得最佳效益的一個關鍵因素。也就是說，只要真正實現農業糧食的適度規模經營，就能取得規模收益遞增的效果，產生“五大優越性”：一是有利于采用和推廣現代生產方式；二是有利于采用現代科學化、專業化管理；三是有利于節約各種生產要素資源；四是有利于降低農業糧食生產資料的成本；五是有利于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等“雙增”。
那么，何謂適度規模經營？如何把握經營的“適度”？只有對這些基本的問題取得正確的認識和采取正確的行動，才能保證農業糧食適度規模經營健康持久地發展，實現規模效益的目標。
一般而言，適應不同的客觀環境，經營規模的“適度”，也相對各有“大、中、小”的區別：大有大的優勢，中有中的長處，小有小的亮點。但是，經營規模必須是依照客觀條件決定，絕非由簡單的數字疊加而定。當前在發展規模經營的實踐中，有人產生一種規模效益做“加法”的錯覺，認為經營規模越大，規模效益就越高，于是就陷入盲目貪大的誤區。在一些文章和講話中，以美國現代大農業為模板，宣揚大農場多么優越。然而，美國的現代大農場適應的是美國人口少、土地廣袤、機械化程度高的情況，而對人口眾多、人均土地面積微小的我國就不適應。片面“模仿”“拷貝”國外現代大農業的做法，不考慮本地技術、人才、管理、市場等相關必要條件，盲目“圈地”擴張，只會導致單產和效益降低，產生“有錢租耕地、無力種好地”的問題，各地都不乏個案。有些地方片面追求“大規模”，城市一些工商資本下鄉“圈地”，動輒幾千畝，甚至上萬畝、幾萬畝。因為務農和種糧的收益無法收回“租地成本”，有的工商企業抬高地價“圈地”后，必然產生“離農化、離糧化”傾向。
問題還不止于此。規模效益和規模經濟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規模效益是以規模經濟為前提，以擴張規模為手法，而規模經濟則以規模效益為衡量標志。當生產規模擴大的比率小于產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時，即生產規模擴大對產量或收益產生積極影響時，規模收益就會遞增；反之，當生產規模擴大的比率小于產量或收益增加的比率時，規模收益就會遞減。不僅規模收益降低，而且大量農民淪為無地耕種者，其中一部分只靠“地租”過活，另一部分成為“工商資本”的“雇工”，靠給企業主打工維生。更有許多農民將如何就業？這樣發展下去，很可能造成農村新的“兩極分化”的社會問題。鑒于此，那種經營規模越大越好的看法和做法，是違背農業糧食發展客觀規律的，是完全不足取的。
實際上，農業糧食適度規模經營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品種，特別是在不同農業生產力水平條件下，農業糧食適度規模經營的土地面積是不相同的。概括國內外的規模經營，大體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一是美國的“超大型”。由其人少地廣的資源條件決定，走的是現代大農業的道路，經營規模數千畝、上萬畝乃至數萬畝的農業糧食企業比比皆是。二是歐盟的“中等型”。歐盟成員國的農業企業大多屬中等規模。以歐盟的主要成員國德國為例，農業企業（即農民家庭農場，下同）的經營規模分為三種：5～30公頃，為小型；30～60公頃，為中型；60～100公頃及以上的經營面積，為大型。但是，在三種農業企業中，以中型為主。三是東亞的“超小型”。包括日本、韓國、中國等國家，農業糧食經營規模很小，雖然精耕細作，但是規模效益低下。
當下，我國需要積極探索以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專業大戶為主要形式的新型經營主體，并主要通過這些主體把土地適度規模經營與其他要素優化組合，形成發展的新動力和新方式。這里強調兩點：一是各類新型經營主體的適度規模經營的面積是不相同的。一般而言，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模要大一些，而專業大戶要小一些。二是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力水平條件下的適度規模經營的面積更是具有差異。具體說，我國東北地區，人均土地面積較大，發展農業糧食現代化的條件較優越，適度規模經營的面積可擴大一些；黃淮海區域，人均土地面積小于東北地區，而大于長江以南地區，適度規模經營的面積可適中一些；人均耕地面積較小的江南地區，適度規模經營的面積當然應縮小一些。規模經營是飛躍，堅持適度是關鍵，要從客觀實際出發確定適宜的規模。
六、切莫把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要堅持現代市場經濟要義
我國深化農業糧食體制改革始終堅持市場化取向，尤其是黨的十八大強調提出，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迄今，我國農業糧食領域已初創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機制應用的廣度和深度日益加大，產品經營的市場化、企業化、國際化水平已達到頗高的水平。在未來，我國農業糧食市場化改革的大方向也絕不會逆轉。
然而，在經濟理論界有的研究者否定我國迄今市場化改革的實踐。在他們看來，中國深化改革只有朝著“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三化”方向推進，才算是真正的改革，否則就是“倒退”。他們認為，深化農業糧食改革必須“取消市場監督”，必須“完全放開限制、自由進口”，必須“取消基本農田紅線”等。這些論調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理論的翻版。那么，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真的是“救世濟貧”“糧安天下”的“靈丹妙藥”嗎？回答是否定的。如果實施新自由主義那一套，必然會對我國農業糧食釀成災難。
農業糧食產業是一種公益性、生態性、弱質性產業，糧食是一種特殊商品，既有經濟屬性，又有人權屬性，由其產業和產品特性決定，既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又必須發揮政府的有效調控作用。我們必須堅持宏觀調控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要義，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看不見的手”必須充分發揮效用，“看得見的手”必須大有作為。那種以新自由主義為圭臬，幻想通過“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等“三化”手段保障糧食安全的主張，在理論上違背農業糧食經濟客觀規律，在實踐上是有害無益的歧途。了解新自由主義理論過往史的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它已被西方有識之士宣告“終結”。
作為一種經濟學流派，新自由主義起源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但長期被西方學界邊緣化。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義理論才由經濟思潮逐步轉化為政策主張。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華盛頓共識”的出籠，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趨于完備，形成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等“三化”為核心和標志的政策綱領，并被西方奉為主導性治理范式，極力向全球傳播。例如，新自由主義理論迅速向拉美地區、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發展中國家蔓延。新自由主義“三化”的含義主要包括：自由化，主張推行自由貿易，放松甚至取消金融管制，全面開放金融領域；私有化，主張一切財產應屬于私人，對國有企業及公共服務實行普遍私有化；市場化，主張實行市場機制自發調節，包括對生產要素、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在內的一切社會資源，反對政府干預。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前期，西方發達國家的“滯脹”困境有所緩解，一些拉美國家也一度恢復了短暫的經濟增長。然而，很快便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國家產生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和負面結果：經濟增長減速，甚至陷入嚴重衰退；國有資產流失、國家經濟主權削弱；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問題凸顯；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頻發，導致經濟大蕭條。
經濟倒退與民生艱難相伴而生，農業糧食萎縮與“中等收入陷阱”為伍相隨。新自由主義理論導致的苦澀之果，引起對它的嚴肅批評和反思。一些曾經將其奉為“救世良方”的國家，逐漸改變和糾正所奉行的自由主義的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尖銳批評道，新自由主義一直是為某些利益集團服務的政治信條，從來沒有得到經濟學理論的支撐。巴西理論家多斯桑托斯將里根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稱為“災難政治經濟學”，認為拉美國家“落入了新自由主義陷阱”。一些西方政要也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錯誤及其危害。在2009年二十國集團峰會閉幕的新聞發布會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公開宣布了“華盛頓共識”的終結。2009年2月，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寫專文批判新自由主義，指出“本次危機正是過去30年來自由市場理論主宰經濟政策的最終惡果”。2012年，分布在世界四大洲19個國家的大學生聯合簽名，呼吁取消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主流的標準課程設置。從實踐上看，在率先啟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英國，撒切爾主義早已衰落。西歐諸國也借實施“第三條道路”與新自由主義拉開距離。1998年的美洲國家首腦會議明確提出“圣地亞哥共識”，以替代“華盛頓共識”。如今，經過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抵制和糾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經濟自主和復蘇。在俄羅斯，鑒于“休克療法”的破產，普京任總統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實際上宣告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在俄羅斯的終結。
國外經濟學家和政要都已明確宣告新自由主義遭遇失敗的結局。然而，國內卻有人依然把新自由主義奉為圭臬，豈非怪事。我們拒絕遠遠落后于時代的新自由主義論調，為的是促進現代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建立健全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糧食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
七、切莫把“虛擬”當真實，以免產生誤導
發展農業糧食必須以真實、準確的農情和糧情作為決策依據。現在有一個頗為流行的說法：中國進口糧食，就等于進口了耕地、水源和能源。有研究者計算，進口1億噸糧食，就等于“進口了7億畝耕地”。這是一種形而上的、簡單折算出來的“虛擬結果”。按照這種推理，如果我國在10年內進口了10億噸糧食，豈不就是說我國進口了70億畝耕地？適度進口國內需要的糧食品種，是必要和有益的。但是，以“虛擬數據”夸大效應，是對糧食貿易的一種誤讀，對糧食安全也會產生誤導。這里談三點淺見：一是糧價是瞬息變化的。國內外糧食市場價格及其價格差是多變和常變的，今年能低價進口糧食，但明年、后年情況是會變化的，就不一定能夠低價購買到糧食。二是貨幣匯率是不斷浮動的。隨著我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浮動，進口糧食是否有利還是未知。三是簡單折算的數據是“虛擬”的，會產生掩蓋國內耕地資源潛力，掩蓋轉變經營方式效力，掩蓋科技進步促進增產的問題。
對“虛擬數據”只可作為參考，且不可當真實的數據看待。在進行農業糧食產、供、銷、貿易經營時，必須從辯證的、動態的視角出發，因勢利導作出決策。耕地和淡水是兩種永續利用的要素資源。其中國土資源的屬性是固定的，是不能貿易的。在地緣政治和國際貿易中，耕地只有掌控在自己國土的范圍內，才會成為穩固的糧食安全的物質基礎，對糧食安全才具有真正的意義。部分人帶著“錢是萬能的”的眼鏡，對價格以外的、極重要的價值卻視而不見。有一種觀點認為，只要通過發展工業化、城鎮化的途徑賺了大錢，就可以任意購買糧食。這是一種片面的經濟觀點，因為糧食除了經濟屬性之外，糧食還具有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機械式以“虛擬水”“虛擬耕地”替代“真實耕地”和“真實水”，是完全不靠譜的。何況保障糧食安全是一個長期的、復雜的戰略任務，決不是憑一次性貿易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國家的糧食安全必須置于實實在在的自己的土地上。實際上，中國農業糧食還擁有雄厚的資源潛力，至少有四大潛力：一是提高耕地產出率潛力巨大。在我國耕地結構中，高產田只占1/3，中低產田多達2/3。據計算，通過建設高標準農田，把中低產田的一半改造為高產田，每年即可增產幾千萬噸糧食。這表明挖掘我國土地產出率的潛力多么可觀。二是發展木本糧油和“林下經濟”潛力巨大。我國地貌地形結構極為復雜，平原大體占1/3，山地丘陵占國土總面積的比例高達2/3，開發山陵資源，發展木本糧油和“林下經濟”大有可為。三是科技強農興糧潛力巨大。采取“集成科技創新”手段，推廣普及優良品種、測土配方施肥、節水灌溉、科學田間管理等實用農業科技，對于促進農業糧食轉型升級，加強增產提質的持續動力十分明顯。四是不可忽視撂荒地的潛力。撂荒地多是耕作多年的“熟地”，即農作物產量較高的良田沃土。若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相當大數量的撂荒地，就等于避免優質耕地的浪費，其潛力不可小觀。挖掘國內潛力如此巨大，我們絕不可“棄內求外”，把眼睛只盯住國外，而忽略了國內資源。
我們從來主張要敢于和善于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但必須審時度勢、趨利避害，不削弱國家糧食主動權。令人擔憂的是，簡單化折算來的“虛擬數據”廣泛流行，似乎給人造成一種“印象”或“假象”，即中國無能力、無條件養活自己和保障糧食安全。這有可能動搖民眾的自信心和自力更生的意志，會渙散糧食的戰略定力。
八、切莫把“誤讀”當“正讀”，務必保持糧食戰略定力
目前在我國，各種思潮奔涌，各種觀點爭鋒，呈現百家爭鳴的氣氛。這是正常、有益的。然而，對糧食的種種“誤讀”或“誤導”層出不窮。越是這樣的時候，越可能遇到風險和挑戰，越需要保持清醒頭腦，增強戰略定力。
當下，我國的糧食市場關系，錯綜復雜地相互交織。國內糧食市場多年來累積的種種矛盾在加劇和疊加，老矛盾還未解決，深層次的新矛盾又顯現。在復雜敏感的狀態下，不可片面化、簡單化認識和處理糧食“三高”問題，必須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解讀我國的糧情，尤其是要全面地、動態地分析和看待糧食“三高”疊加問題。只有采取這種方法論，才可以撥開紛紜、復雜的表象，從敏感的關系和矛盾中梳理出正確觀點。即從全國基本國情和宏觀經濟環境出發，準確把握農情和糧情的“變”與“不變”的統一，“傳統”與“現代”的統一，“全局”與“局部”的統一，“現實”與“未來”的統一，以及把握“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統一等，把握好這些關系，就會避免片面性和形而上學性，始終保持糧食的戰略定力。
所謂糧食戰略定力，就是實施糧食新戰略的意志、決心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有無戰略定力，關乎糧食安全事業的進退和興衰。我們要以高度的戰略自信涵養戰略定力。戰略自信是戰略定力的重要源泉，高度的戰略自信可以激發強大的精神力量。今天，我們的戰略自信就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戰略自信涵養戰略定力，增強戰略定力，已成為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組成內容。
2015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吉林省時關于“三農”和糧食安全發表了意義深遠的講話，明確提出三項精辟論斷。一是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他指出，適應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征，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堅持變中求新、變中求進、變中突破，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二是糧食安全是重要基礎，要增強糧食主產區的發展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國家要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支持，增強糧食主產區發展經濟和增加財政收入能力，實現糧食主產區糧食生產發展和經濟實力增強有機統一，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齊頭并進。三是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忘記農民、淡漠農村。他強調，必須始終堅持強農惠農富農政策不減弱，推進農村全面小康不松勁，在認識的高度、重視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勢頭。要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加快建設現代農業，加快推進農民增收，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走出一條集約、高效、安全、持續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這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合理調整農業糧食結構指出了明確方向，成為保持糧食戰略定力的強大力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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