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特定時期，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體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繼若干個“中國之謎”之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再為世界增添一個現代化進程中同步實現鄉村振興的“中國之謎”。
中國發展道路迥異于西方，已經帶給了世界若干個“中國之謎”，如科技應用的“李約瑟之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韋伯疑問”，“高財政赤字和高貨幣供給量的同時保持價格穩定的現象”的“麥金農之謎”。諸多“中國之謎”，來源于西方理論和經驗，不能有效解釋中國發展實際。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將再一次走出一條農村發展的中國特色道路，為解決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普遍衰落問題作出有力回應，并有望打破現代化進程中鄉村衰退這一“鐵律”，凸顯和進一步增強中國的“四個自信”。
任何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都不能閉門造車，中國夢與世界發展與進步息息相關。現代化進程中，無論是歐美西方發達國家，還是日韓等東亞發達國家，都走過了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進程。現代化進程同時伴隨鄉村凋敝，是世界范圍內的普遍現象。步入工業化和城市化中期加速階段的中國，也出現了明顯的城鄉差距過大、鄉村治理失序、農業農村發展滯后等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同步現象。直面中國社會新矛盾，積極回應時代新挑戰，需要立足中國實際，學習汲取國際經驗，展開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不平衡、不充分、不同步這三大問題的三大核心機制的深度研究。
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問題，是城鄉差距過大。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一個核心機制，就是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實現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主要是通過城鄉一體化的進一步實施，解決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公共設施、公共服務、公共投資缺口較大這四大問題，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充分問題，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二個核心機制，是推動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破解鄉村治理困境，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通過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實現鄉風文明、治理有效。
中國最大的發展不同步問題，是農業現代化滯后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三個核心機制，是找準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這一最大短板，切實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四化同步，補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最大發展短板。通過“七條道路”（城鄉融合發展、共同富裕、質量興農、鄉村綠色發展、鄉村文化興盛、鄉村善治、中國特色減貧），推動生態宜居與鄉村生產生活發展相適應，走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針對上述三大問題和機制，筆者認為，由于國情和發展階段的巨大差異，歐美國家鄉村發展經驗，很難對中國帶來直接的借鑒價值。一方面，農業資源稟賦截然不同，使得歐美國家不可能產生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等基本概念，從而難以在產業興旺、生活富裕等目標，提供切合中國實際的經驗。另一方面，由于發展歷史和鄉村特征的顯著差異，使得在鄉村治理體系、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土地三權分置等方面，對中國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等目標，也難以帶來可資借鑒的經驗。歐美國家也沒有國家主導土地再分配的歷史，政治背景也大不相同。相反，亞洲各國和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在農業資源、發展歷史、鄉村特征等諸多方面，與中國有很強的相似性。亞洲經驗，尤其是東亞地區經驗，會對中國產生良好借鑒。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率先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其中一個決定性因素，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實施了名稱不同但內容近似的鄉村振興戰略。如韓國的新村運動、日本的新農村建設、中國臺灣的社區營造等。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綜合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和我國發展條件”，這要求我們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學習借鑒國內外多種鄉村發展經驗。通過這種國際國內形勢綜合分析的辦法，使得我們“摸著石頭過河”的中國道路，走得更穩。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甘肅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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