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與西方人的交流中，被問到最多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如何在一個非私有體制下，創造了奇跡般的高速增長。我給出的答案是：中國的高增長奇跡，源于經濟權利的開放。
1、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盡管產權改革本意被一些人一次次地任意扭曲，談產權色變，只要觸及產權改革的主張，都被視為鼓吹私有化甚至是企圖改旗易幟。好在中國一代代的決策者堅持以經濟權利的開放，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戰略，堅定不移地堅持多種所有制平等發展，發揮產權對各類經濟主體的激勵作用與預期功能。頂層創造的制度環境與微觀主體利用產權的神奇功能兩者相呼應，促成了中國30多年的經濟奇跡和財富創造。
2、為了實現產權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國采取了十分獨特的產權安排，即在維持公有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賦予使用權更完整的使用、收益、轉讓、抵押權能，從而帶來微觀主體投資積極性的提高和資源配置效率的增進。
僅以土地而言，兩權分離在中國的農村和城市都創造了奇跡。兩權分離的產權安排最初由貧困地區的農民在底層創造，他們在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上交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余是自己的”這一合約結構，既保證了國家和集體利益不受損，也通過剩余索取權的激勵迅速擺脫貧困，帶來農業的超常規增長。底層創新的制度成功為地方和中央的改革者提供證據，推動了農戶承包制度在全國的普遍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既然農地可以兩權分離，城市土地為何不可？城市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開啟了對外開放的大門。城市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又用到非國有企業和城市建設中，推動了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的繁榮。
3、產權改革伴隨著經濟權利的不斷開放，經濟機會的釋放調動了各類主體參與財富創造。仍以農村為例。允許農民包產到戶，農民可以利用集體所有的土地自主從事農業生產，解決了溫飽，增加了農產品供給；允許農民創辦鄉鎮企業搞非農產業，為土地上釋放出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開辟了農村工業化的路徑；放開農產品流通與交易，推動了農村商業發展和市場繁榮；允許農民自由流動和擇業，成為打通城鄉的武器；允許創辦私營企業，使中國長出了一批本土草根企業家參與中國制造。
4、在產權激勵各類經濟主體成長和財富創造的路上，頂層釋放的信號對于保證全社會的制度預期也至關重要。這里既包括國家領導人在重大節點的宣示，比如，在農村制度上，為了給農民吃定心丸，一代代領導人都會到小崗村重申包產到戶制度長期不變。也包括制度和法律的遞進，比如從改革開放之初就以憲法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基本經濟制度，明確和不斷重申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此外，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中央重要會議上也在不斷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十三大提出：“必須盡快制訂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十六大就“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十六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十八大明確提出“平等參與、公平競爭、同等保護”的原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這些都為中國奇跡的產生準備了條件。
作者簡介：劉守英，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 2017年3月20日 第0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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