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尤努斯的挫敗：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扶貧模式，在中國為何難成功？
由于無法找到合適的項目經理繼任，2016年6月21日，來自孟加拉的格萊珉專家侯賽因將內蒙古烏蘭察布商都縣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的人員、財產、財務悉數交出，接棒者是中國本土小額信貸機構中和農信。
這是格萊珉信托在中國最后一個直接管理、運營的項目點，兩天后，侯賽因動身飛回孟加拉——“直營”結束了。
5年前，受格萊珉總部派遣，侯賽因和另一位孟加拉小貸專家羅伊一同來到商都指導格萊珉模式的推廣。羅伊做過尤努斯的常務秘書，來商都的頭兩年，他擔任項目總經理。離任時，項目點仍在虧錢。侯賽因于是成了理所當然的繼任者。
到2015年夏天，侯賽因也無法堅持下去了，格萊珉信托總裁拉蒂菲在孟加拉也找不到能派來商都的專家了。拉蒂菲委托中國小額信貸聯盟招聘商都項目點總經理，大半年無果。經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牽線搭橋，他找到中和農信項目管理公司總經理劉冬文——中和農信在商都設有服務社。
與國內許多靠學習格萊珉模式起家的小額信貸機構相似，中和農信也自稱是“尤努斯的中國學徒”。侯賽因、劉冬文乃至尤努斯本人，都有過相同的困惑：中國有足夠多的貧困人口，小額信貸在全球幾十個國家都取得了成功，為什么在中國難以落地？
中和農信商都信貸員向村民介紹小額貸款
盡管困難重重，尤努斯一直沒有放棄在中國推廣格萊珉模式。一旦成功，這個比孟加拉國樣本豐富得多的國家，將為全世界帶來示范效應。
受限于國情和體制，這條路變得越來越漫長。
「 商都試水 」
格萊珉銀行由尤努斯于1983年創立，它在孟加拉取得成功后，開始向全球復制。1989年，格萊珉信托成立，為全球復制格萊珉銀行的項目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
2006年，因為“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尤努斯與格萊珉銀行同獲諾貝爾和平獎。獲獎當年，尤努斯便應中國政府之邀訪華。在北京參加的一場小額信貸研討會上，尤努斯向時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提出：我想在中國辦小額信貸銀行，推廣格萊珉模式。
當時，國內尚未出臺村鎮銀行政策，吳曉靈建議，可以先成立小額貸款公司，將來條件成熟了，再開辦銀行。尤努斯決定試試。他請吳曉靈推薦項目試點，“一定要去中國最貧窮的地方”。
不久后，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共同推出文件，對長期壟斷的金融體系進行有限松綁，以小額貸款名義成立的金融機構遍地開花。央行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6月末，中國共有小額貸款公司8394家，貸款余額8811億元。
四川松潘和內蒙古商都入選為格萊珉項目試點，兩地分別成立了小額貸款公司，并由孟加拉格萊珉總部派出專家指導。
2011年，商都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成立，注冊資金為500萬元，格萊珉信托是大股東。實際上，格萊珉信托的出資主要由馬云捐贈。2009年9月，馬云宣布向格萊珉信托捐贈500萬美元，后者將這筆錢投入到了松潘、商都兩個項目點。
信貸員趙荷云回憶，那年，商都著實轟動了一陣。人們奔走相告，縣城開了家“外國人辦的小額貸款公司”。門臉上，“商都縣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用中、英、蒙三種文字書寫，藍底白字，別提有多洋氣。
中和農信信貸員、督導到客戶家了解情況
商都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在當地金融辦的幫助下招聘信貸員，趙荷云來到公司應聘。對方看中她干過會計和銷售，很快錄用。入職后，她聽兩位孟加拉專家講了一通格萊珉理念和操作手法，匆匆上崗了。與她同期入職的信貸員還有袁平、丁偉，今年48歲的袁平同時兼任英語翻譯。
在孟加拉，信貸員培訓時間長達半年以上，培訓過程中淘汰率高達40%。培訓項目十分細致，大多是如何與底層民眾打交道的技巧，如穿著簡樸，要表揚家里的亮點、孩子以及家庭的整潔，入座時不能坐得比主人高，每周開會和還款時雙方要相互起立敬禮等。
尤努斯認為，格萊珉模式本質上是理想主義和商業設計的復合體，做好培訓是實踐格萊珉模式的關鍵。而在中國，這個流程已被大大縮短。
「 中國水土 」
格萊珉銀行是從孟加拉偏遠鄉村的田間地頭發展而來。它強調貸款額度低，貸給婦女，等額本息，按周還款。申請者必須加入一個5人互助小組，每6-8個小組組成一個中心，由指定的信貸員發放貸款。信貸員每周還要下到各中心收款，召集客戶開會，所有現金交易都在公開場合進行。
最初，信奉經典格萊珉守則的羅伊也是這樣要求商都信貸員的。操作一段時間后，他發現這個模式在中國行不通。
北京中和農信總部
趙荷云通過朋友介紹、陌生拜訪等方式一個個去游說本地婦女，問她們需不需要貸款。只有一人有意愿她還不能放款，必須在同一區域內找到5人以上，再將住得相對近的5人組成一個小組。每發展一個小組，她要花半個月到一個月時間。
小組開會學習等格萊珉守則在執行上打了大折扣。組員們互相住得遠，彼此不熟悉，最初幾個月小組會議還在堅持，后來開會頻率越來越低。只要沒有不按時還款的事發生，5人之間就相安無事。
另外，商都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最初定的貸款額度為每戶2000-3000元。“羅伊以為我們這里經濟水平和孟加拉、印度差不多。我對他講，兩三千元在這里根本什么生意也做不起來。這個標準堅持了幾個月，才將貸款上限調整到1萬元。”袁平說。
每天一大早，三名信貸員去幾十公里外的偏遠鄉村尋找客戶。他們發現，在村里基本見不到年輕人，蹲在田間種地或搞點養殖的都上了年紀，他們下地干活，還要照顧小孩，農忙時節根本忙不過來。這些人的普遍心理是自給自足就好，并不想擴大規模增收，自然就不需要貸款。大半年后，商都格萊珉小貸公司將項目區轉向縣城及其周邊。
丁偉說，在商都，格萊珉的還款周期也與孟加拉不同，他們是每月還款。當地的農戶、商戶不比孟加拉從事手工業的婦女，資金周轉沒那么快。作為信貸員，他也不偏好每周收款，與其把時間花在去收款的路上，不如多發展幾名客戶。
在格萊珉模式中，看起來最有創新意義，也最容易被復制的是“五人小組”和“鎖定底層婦女”，但這兩點也是最難堅持下去的核心。
從商業信貸角度講，五人小組的培育時間成本大，對基層信貸人員的要求高。通常情況下，農村婦女普遍將農戶貸款當成社會救濟，根本沒有還款意識，違約后通過法院催收也基本無效。而五人小組既培育了客戶，又能將違約成本提升至一定程度，培養她們的守信意識。五人的學習還可以滲透勞動技能教育。
“五人小組”模式背后，是漫長的耐心投入。許多“格萊珉學徒”開始會照搬這一模式，但一段時間后大多容易喪失信心，走回傳統的信貸營銷方式。
另外，格萊珉將信貸對象牢牢鎖定在底層婦女身上，特別是過去僅從事家務勞動的農村婦女，以此幫助她們充分就業。但中國多數小額信貸機構認為，應該把錢貸給有從商或者生產經驗的人，這樣才能安全拿回本息。
格萊珉既非單純發放善款，也不是只追求貸款盈利。某種程度上，扶助底層貧困人群需要付出“社會信貸救助成本”，通過定向婦女、小額、高息的方式防止資金挪用，也杜絕懶漢行為。通過教育方式，引導閑置人口就業。
其實，信貸僅是格萊珉模式的表象，社會扶助才是它的根本屬性。
在實踐中，格萊珉模式看似簡單，實際需要對扶貧有深刻的理解和巨大的耐心。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國，它的受挫都容易被執行者解讀為受限于國情等條件，格萊珉模式難以落地。
尤努斯自己從來不認為扶貧是一件能一蹴而就的事。他曾說：“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規則和信仰，因此任何新生事物開始發展，都會面對不同的問題。這些都需要一點一點解決，而不能一開始就說，有這樣那樣的障礙，那就放棄吧。”
「 難以復制 」
中和農信總經理劉冬文說：“商都格萊珉公司盈利并不難，它的所有資金，包括馬云的捐贈都是自有資金，沒有融資成本。既有規模下，只要利率能覆蓋行政成本，就可以持續運作。它最大的問題在于融資難，孟加拉人直接管理，語言不通，內部溝通和決策上也存在問題。”
中和農信總經理劉冬文
但尤努斯并不認為孟加拉直接派人管理有問題。最近幾年他每次來中國都會強調：“中國發展小額信貸的難題在于不能吸儲，這不是微觀問題，不是實踐者能決定的，這是制度問題。”
格萊珉信托在中國的另一個直營點松潘也遭遇了相似的尷尬。松潘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放款后運作模式與商都大體相同。它的注冊資本為1190萬元，其中格萊珉信托出資680萬，壹基金出資500萬，除了向格萊珉信托捐贈部分，阿里巴巴另單列出資10萬元。
松潘位于海拔28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帶。每年10月底前，村民把地里的玉米、小麥、洋芋、青稞全部收上來，就不再下地干活了，休耕期長達6個月。漫長的冬天，男人女人圍坐在麻將桌前，邊喝茶邊玩麻將打發時間。有的外出打短工，待到明年能種地了再回來。
松潘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共有3名信貸員。他們外出尋找客戶，一天翻過幾座山頭。如果是在休耕期，貸款需求不旺，一個月下來常常一無所獲。還沒等到放出第一批貸款，首任孟加拉總經理就回國了。
2012年3月，松潘格萊珉公司放出了第一批貸款，客戶數為50名。五個月后，第二任項目總經理也因身體原因不得不回國，代行總經理的職責落到了同是孟加拉派出的財務經理薩克爾身上。
這年9月底，薩克爾的工作簽證即將到期。回國前，他意外接到格萊珉信托的通知：除回收貸款外，暫停松潘格萊珉公司一切經營業務，壹基金將派財務人員對項目進行調查。
原來，此時的壹基金已不再是創始人李連杰主導，楊鵬擔任壹基金秘書長，進而以壹基金股東代表身份成為松潘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董事。
2012年9月，松潘格萊珉公司在北京舉行董事會。楊鵬先發制人：“公司兩年換了三任負責人，成立一年多才放出第一批貸款，而且只有50名，這期間光辦公支出就100多萬了。壹基金的投資來自公眾捐款，我們需要給捐贈人一個交代。”
楊鵬提出松潘格萊珉公司暫停營業，維持現狀，待調查結束后由壹基金和阿里巴巴派出新的財務管理人員，直接對董事會負責。2012年11月，壹基金調查結果公布：松潘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不存在財務問題，每一筆款項都很明晰，不牽涉個人利益。
但楊鵬已有了讓壹基金退出的想法。松潘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最終悄無聲息地關閉，沒有留下任何公開記錄。
兩個直營點艱難運行，與格萊珉模式在中國始終缺少最核心的資金支撐有很大關系。格萊珉模式能夠長期運行，需要兩個必要的條件：一是可持續的社會救助資金、資源的注入；二是允許吸收社會低成本存款的金融牌照。
在社會救助資金上，尤努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后，獲得了大量的社會關注和資源，但吸儲問題遲遲難以解決。
尤努斯曾多次表示，格萊珉在中國的資金投入來源不足，牌照受限。
“中國現在也有小貸公司，小貸公司是可以借錢給窮人的，問題是它們不能吸儲。小貸公司的影響很小，很快錢就用完了，也就沒法發出新的貸款了。如果你讓它們能夠吸儲，它們就能擴大自己的系統，并成為一個全國的體系。這正是我在倡導的，也就是給這些小貸公司有限制的銀行牌照，讓它們只能在當地吸儲，并用于當地。這樣它們就能為那些享受不到金融服務的人群提供服務，解決人們的問題了。”尤努斯說。
「 幫扶微型創業者 」
格萊珉信托管理者離開中國前，商都格萊珉小額貸款公司召集了一次內部討論，與會者還有中國小貸專家。
“現在侯賽因要回國了，大家想想辦法，讓商都格萊珉公司持續運作下去，而不是就此關停。”拉蒂菲說。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杜曉山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為格萊珉模式的推廣奔走多年，他推薦了幾家中國本土的小額貸款機構，表示可以轉移管理權，但要求財務獨立，繼任管理者仍然向格萊珉信托匯報工作。
中和農信的愿景是做“山水間的百姓銀行”
格萊珉信托最終選擇了中和農信。兩個多月后，中和農信總經理劉冬文坐在北京中和農信總部辦公室告訴我：“我們和尤努斯是老朋友了，我們理念相同，也不愿意看到它就這么沒了。”
2005年，中國扶貧基金會收到格萊珉信托5萬美金項目資金，用這筆錢扶持了幾個新項目點。彼時，劉冬文擔任中國扶貧基金會小額信貸部主任。
劉冬文不滿足于只是用捐贈資金做小額信貸項目，他想進一步擴大規模。2006年，他提出向國家開發銀行申請批發貸款。“用好了這筆貸款就可以證明，把錢貸給公益性小額貸款機構沒有大風險。”劉冬文說。
這年年底，中國扶貧基金會獲得國家開發銀行1億元貸款。由銀行貸款給公益性小額貸款機構，當時在國內還沒有先例，中國扶貧基金會能獲得這筆錢，與它強大的國字頭基金會背景分不開。按期還上這筆貸款后，再向銀行融資也變得相對容易。
不過，劉冬文與銀行打交道也遇到過尷尬的局面。對方要他提供財務報表，他只好拿出基金會報表，小額信貸項目在其中只有應收賬款一欄。有的銀行覺得數據太少，他們難以下判斷，于是拒絕了貸款申請。
2008年，中國扶貧基金會小額信貸部從基金會獨立，注冊為中和農信項目管理公司。如今它早已市場化運作，目前在全國有193家分支服務社。除了銀行批發貸款，它還發行了三期資產證券化產品，在深交所掛牌交易。
中和農信小額貸款利率目前為18%，在銀行貸款利率和高利貸之間。劉冬文說，他算過一筆賬，這一利率能使機構保持每年1%-2%的盈利，同時又將能夠從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貸到錢的人排除在外。
“中和農信設計小額貸款產品有兩大原則，一是從實際出發，二是控制風險，保證機構可持續運作。”劉冬文說。
中和農信商都服務社主任馬永昌是商都格萊珉公司的接任者，他麾下的格萊珉信貸員已于8月29日放出了新流程下的首筆貸款。
馬永昌今年55歲。他身高體壯，臉色紅得通透，說話蠻熱情。他每月跟著信貸員下鄉不少于10次。
我們在信貸員王力帶領下，來到商都小海子鎮張家村楊旭峰家。楊旭峰過去給人家豬場喂豬。2015年2月，她打電話給王力，說現在自己養豬了，孩子還要上大學，錢有些不夠用。她想申請1.5萬元貸款，用來購買豬的飼料。
得到這筆貸款后，楊旭峰手頭寬裕了一些。如今，她的養殖已形成穩定的現金流，每月都會有母豬生下豬崽，滿月后交給商販直接拉走。她還種植甜菜、莜麥、胡麻，兩塊加起來，每年有6萬多元的凈收入。今年7月，在還清了首筆貸款本息后，她再次申請向中和農信貸款2萬元，進一步擴大養殖。
在去小海子鎮李家村的路上，我們的車陷在泥灰里走走停停。來到服務社客戶劉霞家，她的丈夫穿著破牛仔褲，正在地里干農活。劉霞于2015年4月貸款1萬元，用于承包更多土地搞種植。今年5月，她又申請了2萬元貸款，如今承包土地數量為160畝。
劉霞的丈夫見我們來了，站在田邊忽然彎下腰，一把抓起甜菜葉子。“種甜菜好，它的果實長在地底下，只有葉子露在上面，受自然災害影響小。”他說。鎮上還有一家糖廠和他們家簽了合同，甜菜不愁沒有銷路。
我提出質疑，楊旭峰和劉霞算是格萊珉模式定義的窮人嗎？
馬永昌的解釋是：中國基本已經沒有“赤貧”的婦女了，如果還像孟加拉那樣定義“窮人”，這塊市場根本做不起來，況且他們也要考慮風險。那些沒有生產技能或喪失勞動力的人享有政府低保，他們并不會申請小額貸款。
中和農信的幫扶對象是無法從傳統銀行貸到錢的“微型創業者”，他們屬于中低收入者，但絕非一無所有。中和農信的貸款在他們做生意投入中并不是大頭。
對于馬永昌的解釋，不知尤努斯本人是否會贊同。許多中國經濟學專家大力支持格萊珉在中國的發展，很大原因在于，中國當下的農村金融對農民的扶助意義日趨淡化。農村金融的商業化逐利目的，不能解決底層農民脫貧的愿望。而格萊珉積累多年如何“下沉”到最貧困人口的經驗，又經常被撕裂的現實碾壓。
正如尤努斯所說：“小貸機構野蠻生長的結果會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在發生什么，窮人又被排除在外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土地和鄉村發展（微信公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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