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畜牧養殖行業在經歷了市場的劇烈波動、疫情疫病、質量安全事件等多重考驗以后，目前處于基礎最堅實，畜產品質量安全最有保證的時期，同時也是需求增速放緩，產業結構加速調整的時期。
趨勢一、畜產品生產進入到低速增長期
畜產品需求的增長速度是一個逐步放緩的過程，從肉類產量的增長率來看，80年代為9%，90年代為7.7%，新世紀的前十年為2.8%，十二五期間為2%。
需求的快速增長形成了改革開放到上個世紀末，畜牧業的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主要是城鄉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改善膳食結構，提高營養水平。人口的增長、收入的增加和城鎮化的推進在消費方面形成了強大的拉動，同時糧食增產又為畜牧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1990年我國的肉類產量居于世界第一，人均肉類占有量從1978年的8.9千克增加到2000年的47.4千克.。可進入新世紀以后，畜產品呈現出階段性、結構性的過剩，其生產的增速逐步地放緩，主要原因為：一是收入水平達到了肉類消費快速增長的臨界點，據統計，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是肉類增速的臨界點，當GDP達到5000美元的時候，肉類消費增速最快，超過則會下降，我國在2011年人均GDP達到5447美元；二是經濟增速放緩，人均GDP下降一個百分點，影響豬肉消費下降0.56個百分點；三是人口老齡化、消費觀念的改變， 我國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數已經超過了15%，老年人口的比重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到2020年60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將達到17.2%。
目前，我國人均肉類的消費量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考慮城鎮化和新增人口等因素，預測十三五期間，肉類產量年均增速為0.9%可滿足需求。
趨勢二、現代畜牧業加快發展
標準化規模化養殖快速發展，據統計，2013年畜禽養殖規模化率首次超過了50%，實現了由規范養殖向規模養殖的經營轉變，2015年規模養殖比例已經達到了54%。目前保障畜產品質量安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已經逐步形成，質量安全標準、檢驗檢測認證、技術推廣、執法監管等已經基本配套，為保障質量安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產業化水平不斷提升，目前，畜牧業國家級龍頭企業583家，占全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47%，工業飼料集中度52%，畜牧飼料為主業的上市公司31家。
趨勢三、生產布局加快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畜牧業生產由原來的分散逐漸向區域性集中，生產區域化進程加快，基本形成了以長江、珠江流域、中原和東北為中心的生豬產業帶，以中原、西北和東北為中心的肉牛產業帶，以中原、西北牧區、西南、內蒙古中東部和河北北部為中心的肉羊產業帶，以華東、華南為中心的禽肉產業帶，以中原為中心的禽蛋產業帶和以東北、華北及京津滬為中心的奶牛產業帶，區域比較優勢達到了充分的發揮。
十二五以來，畜牧業生產的區域布局開始了新一輪的調整，出現了生豬北上和蛋雞南下的形勢。相對而言，上一輪的布局調整主要是經濟因素的驅動，而本輪布局的調整則主要由環保和技術的驅動。生豬生產方面，由于南方養殖密度越來越高，長、珠三角地區城鎮化快速推進，土地等資源趨緊，局部地區生豬養殖和環境保護矛盾日益突出，養殖中心正在向西南、西北和東北轉移；蛋雞生產方面，由于環境控制技術的發展，南方高溫高濕環境不適宜養蛋雞的局限性被克服，養殖中心正由東北、中原向安徽、湖北、湖南及四川轉移。
環保是硬約束、新常態，國家相繼出臺了《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及《農業部關于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
趨勢四、種養結合更加緊密
改革開放以后養殖專業化快速發展，專業化帶來了效率的提高也改變了傳統的農牧關系，造成了農牧分割、種養分離。
種植業結構亟待調整，糧食連年增產，財政負擔重；玉米“獨大”，庫容緊張；化肥、農藥等使用量大，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養殖業結構有待優化升級，草食畜牧業發展不足，進口量增大；草業發展不足，優質飼草料短缺；大量畜禽糞便尚未還田利用，環境壓力增大。
近年來，我們出臺了一些舉措大力支持草食畜牧業的發展，積極推進“糧改飼”試點，振興奶業苜蓿發展行動，努力推動畜禽綜合治理和資源化利用。
十三五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也是畜牧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我們將緊緊把握畜牧業發展的潮流和趨勢，統籌保供給、保安全、保生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源轉化率和畜禽生產效率，不斷增強綜合生產能力、市場競爭力及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加快推進現代畜牧業建設。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獸藥市場指南（根據第六屆獸藥大會主題報告會整編；責編：澤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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