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華西村:現代企業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傳統？
在華西村，這個熟人社會的人際網絡的實際存在，至少對政治和經濟的分化構成一個有力的限制，以吳仁寶為代表的干部群體主動認同于自己的社區，而不是借助上級政府的權威強硬地實現改制把絕大多數利益歸于自己，這無疑極大地增加了社區成員對于他們的認同，從而減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強硬手段的必要，社區認同的上升和對抗的最小化，才真正地最小化了運用強制性權力的需要。
編者按：
被譽為“天下第一村”的華西村之富庶眾人皆知，卻備受主流媒體責難。華西村財富意味著什么，它有怎樣的管理結構，卻少有關注。
老田的這篇文章指出與一般市場化企業不同，華西村的內部權力和利益分配以及管理結構仍保留著社會主義傳統。文章分析梳理了華西村從集體農業時代開始到鄉鎮企業再到經濟改革的大環境下，其公有制及集體經濟管理方式扮演了如何重要的角色。文章還批判了面對華西村的豐富實踐，現有學術論述之匱乏。挖掘這些被主流忽略的經驗，為我們打開一條新路提供了參考。
正文
中國不缺少富豪，也不缺少氣派的建筑，但是華西村的財富有著不同的涵義。好像華西村越富，一些媒體就是越是看不過眼，吳仁寶去世再次引發爭議。對熱衷于批判華西村的媒體而言，華西村的現實與它們信奉的理念有差異，所以華西村的成功好像是損害了它們信奉的普世價值。
華西村今天已經是一個市場化的企業，這個企業與其他種類的企業有共性。企業就像是一臺計算機，設備廠房相當于硬件，市場網絡則類似于輸出輸入設備，管理結構則是驅動這兩者的軟件。華西村另類的地方在于：其管理結構明顯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推崇的“現代企業制度”。華西村內部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結構及其管理傳統，與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治理結構判然有別，倒是與社會主義時期的一些傳統有著親緣關系。
集體農業時代的華西村
從1994年開始，原本華西村0.96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內，已經沒有一分耕地，也已經沒有一個農民，完全實現了工業化。但是，華西村的管理結構依然非常簡約，一個非常大的特點是低成本：只耗費很少的人力物力資源就維持了良好運轉。這個低成本管理的特點很受三農專家溫鐵軍教授的推崇，他說華西村“擁有一個地級市的產值，一個縣級市的人口，一個鄉鎮的面積;但卻繼續維持著一個行政村級的低成本管理班子(20多名黨委委員和一個物業公司就管理了域內的綜合事務)”。
華西村的成功始自集體農業時代。1964年政府號召“農業學大寨”，老書記吳仁寶等制定了一個十五年計劃，要把華西村的土地改造成高產穩產農田，結果這個計劃到1972年就提前完成了。據《江陰市志》資料：華西村在不到十年時間內，“花人工29萬個，挑土137萬方，將1300多塊高低不平的地塊，改造成400多方穩產高產的良田。糧食畝產1964年610公斤，1970年805.5公斤。1972年起推行‘雙三制’，畝產連續8年超噸糧，每年提供商品糧12.5萬公斤。同時發展多種經營，走農副工綜合發展的道路。”“大隊按照統一規劃、私造公助的原則，于1972年建成670間瓦房的華西新村。”由于在短時間內付出高水平的努力，結果是徹底改變了華西村的生產條件和生活條件。
1973年12月3-7日，江陰縣委召開三級干部學華西現場會議，深入開展學大寨、趕華西的群眾運動。1970年起，《人民日報》幾乎每年都對華西村進行一次正面報道。華西村的農業條件不如周邊村莊，人均耕地也非常少，但通過高水平的努力提高了土地產出。當時華西村的農業生產與全中國絕大多數地區一樣，主要依靠人力畜力的投入，華西村也與大寨一樣，正是依靠這些有限的人力畜力的密集投入，在很短時間內打破了自然條件的局限。據《人民日報》報道，“到過華西的人，都說這里的群眾覺悟高，干勁大，尤其稱贊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發揮得好。”換句話說，華西村當時在幾乎沒有采用強制性的管理手段(包括物質刺激和政治強制)的條件下，勞動者自愿地付出了高水平努力;當時華西村的社員付出的體力勞動強度和時間，超過了一般人的忍耐力。
在最近數百年的中國歷史上，人口增長與土地不足之間的矛盾，導致了費孝通所說的“中國農民的問題就是饑餓問題”。這不是華西村的局部問題，而是一個全局性問題，由于問題特別嚴重，其不利后果還向整個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系統擴散，因此，糧食不足不僅僅是一個農業問題，還是一個社會政治問題。但是，數百年來中國人多地少的全局性困境，在人口基數巨大且還在繼續增加的條件下，只能通過快速地提高土地產出量來加以解決，而在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完成之前，華西村只能通過以密集投入勞動的方式去應對。而華西村在短時間內解決了這個問題，這無疑具有全局性的示范意義。
因此，華西村之所以成為典型，內含著三個要素：一個全局性的人多地少困境、在中國工業化未完成時期只能以選擇活勞動密集投入的方案。也就是說，華西村沒有硬件投入的選擇，也沒有從市場網絡優勢中間尋求資源流入的可能，只能通過改善“管理結構”而在本地有限的人力資源條件下尋找解決方案。
社隊企業與華西村工業化
1969年，華西村創辦了小五金廠，開始在農業之外尋找出路。也是這一年，華西村取消了小隊核算，率先實現大隊核算，全大隊的日工分值完全一致。到1972年，華西村完成了自然村的搬遷，全大隊住房統一規劃，集中居住。華西村所在的江陰市，是全國社隊企業(鄉鎮企業)最為發達的縣份，1978年有社隊企業2054個，產值3.83億元，超過縣屬工業產值。1980年，社隊企業固定資產原值13785萬元，1982年社隊企業產值8.28億元，排全國第二位。鄉鎮企業的興旺，極大地增加了社隊對農業的投入能力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在江陰縣，“1979-1984年，上交公社、大隊資金共22708萬元，平均每年上交3784.7萬元。其中：用于支持農副業生產2960萬元;扶持貧困大隊和補貼行政費用1946萬元;參與社員分配8619.4萬元，約占同期社員集體分配總額的61%，公共福利事業費用4505萬元，返還企業用于發展生產5277.6萬元。”
鄉鎮企業的繁榮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這激發了費孝通先生的學術想象力，他看到了超越西方工業化道路的新途徑，從而有可能避免西方的工業化引發的工農矛盾和城鄉對立。他說，“鄉鎮工業始終是以繁榮農村經濟為目標，充分利用最基層的集體經濟力量和豐富的勞力資源，從農村的‘草根’上興辦起來的。這種‘草根工業’，不僅沒有損害農業和剝奪農民，相反地促成了工農相輔和城鄉協作。”結合溫鐵軍教授的看法：由于農業比較利益低下，人財物的一般流向是從鄉村到城市、從農業到工商業。要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就必須逆轉比較利益所決定的資金流向，鄉鎮企業的利潤能“逆流”回到農村和農民手里，是需要一定的制度條件的。從江陰的實踐看，鄉鎮企業利潤上繳公社和大隊之后，然后再由這兩級政權安排其流向農業，這本質上是一種基層政權執行的“財政轉移”職能，而鄉村政權擁有企業利潤分配權則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費孝通在蘇南看到的草根工業反哺農業要以所有權公有為前提條件，當時恰好具備這個條件：直到1996年，“整個蘇南的鄉鎮企業……個體私營10%都不到”，而張家港市在1997年4月完成小批量改制之后，公有股權比重仍然高于93%。
一位親歷者指出了利潤“逆比較利益而流動”的內在機制：“有了鄉鎮企業以后，城鄉、工農業之間剪刀差的微觀調節，都是靠鄉鎮企業的利潤來解決。小城鎮的建設，自來水，供電，造橋修路，辦學校，敬老院，計劃生育，優撫軍屬，干部補貼，所有這些都是鄉鎮企業解決的。蘇南為啥農民的負擔輕，干群關系好?都是由鄉鎮企業包下來了。干部要群眾的很少，給農民的很多，干群關系當然就好，至少不緊張。”正是明確地認識到利潤逆流的所有制條件，所以他態度明確地反對私有化。
隨著鄉鎮企業的私有化過程，費孝通原來指望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煙消云散了。而華西村恰好又一次抵制了這個改制過程，因而依然能夠為本村村民提供就業、福利和可觀的收入。在華西村之外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去外地打工成為社會底層，土地被大量拋荒，城鄉對立和工農對立還有必不可少的階級對立，就這樣更大規模地回來了。
鄉鎮企業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先有一個公有制條件下的“部分質變”，在農村分田到戶之后，官學兩界攜手鼓吹“一包就靈”。在這種輿論環境之下，鄉鎮企業內部的改革很容易鎖定強化管理層權力的承包制。承包制培植了管理層的特殊利益，而特殊利益的固定化和擴張欲望，在學術界哺育了一種“把企業經營與特殊利益一致起來”的主張：管理層買斷(MBO)。
相比較而言，華西村不僅堅持了“成員共有制經濟”結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保留了原有的管理結構：沒有向干部賦予操控勞動者命運的權力，村民也沒有喪失就業保障（所謂“能進能出”），也就是說，沒有實現勞動力徹底雇傭化;在外部私人企業愿意給高層管理人員支付高薪的環境壓力下，從1994年開始給予管理層較多的分紅，同時卻以《村規民約》加以限制：企業高管獲得分紅成為記賬股份，在離開華西村時失效。看起來，華西村在原有管理結構受到外部壓力挑戰時，與其他地區相比，沒有以勞動力徹底雇傭化為條件去強化干部的管理權力，同時，給予干部多平均水平的分紅數量但施加流出限制。今天華西村的現實，已經部分放棄了原有的管理結構，但在部分程度上還有費孝通期望的“新工業化道路”的曙光。遺憾的是，華西村成了特立獨行的另類。
華西村對學術界的挑戰
迄今為止，唯一對華西村進行過深度調查的研究報告是周怡教授的博士論文《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后集體主義》。雖然她發現村民對華西村現狀高度認同，但周怡教授對華西村高度不認同，所以，周怡教授抓住一切機會“說點華西村的壞話”。
根據周怡教授提供的材料，在村民收入中，獎金和分紅平均是工資和福利的5倍，而“村民的收入差距最主要體現在獎金和分紅收入上，而村民從企業獲得的獎金取決于村莊規定的‘一三三三’分配制度(華西村1994年開始事實給企業留利20%，2003年改為留利50%;在企業留利中間，廠長得10%，副廠級干部平分30%，職工得30%，其余30%用于企業發展)和企業效益，村民的股份多半來自獎金的記賬收入。”從這些材料看，華西村的分化是標準的“職業分化”，且職業分化被企業間的盈利水平差距放大，但周怡教授卻篤定地斷言：“權力在其中既是主導分化的操縱因素，又是分化的客體。即現行華西社區分化應當被看作僅僅是權力的顯示，干部身份(政治差別)決定著社區分化的特征。”周怡教授還斷言：“不論從收入還是從財富的家庭戶分來看，其差異系數遠遠大于0.40的國際基尼系數標準。……而且高于市場型的發展中國家(0.54)。”而一位華西村的管理人員告訴周怡教授，“我們的最富者與外面的私營老板比不算富，我們的普通村民與周圍的甚至全國的農民比卻是富農。”
華西村的公有制構成了對上層的限制：無論是政治權力分配還是經濟利益分配，華西村村民的成員資格是政治平等的基礎，而政治平等是經濟平等的基礎。華西村是政企合一的社區，個人之于村干部不僅僅是一個雇員的身份，還有完整的成員資格和相對平等的政治地位，管理層不能拿村民的就業機會和經濟收益作為管理手段使用，這對干部權力擴張是一個極大的限制。不僅干部操控村民命運的能力要遠遠小于私營企業，村民受到經濟剝削的程度也遠遠小于其他企業，干部或者管理層占有利潤的份額也大大小于其他類型的企業。在這種相對平等的管理結構里面，用什么樣的學術工具或者概念框架去樹立華西村的實踐，并不是一個易于解決的問題。周怡教授毫不猶豫地把華西村的現狀描述為“經濟公有制”和“政治專制”的組合，這顯然是由貧乏的概念框架造成的解釋扭曲。
有些人認為，公有制與政治專制是互為因果關系的，所以持有一種盲目地認為私有化就是好的觀念。以華西村的事實來看，吳仁寶把華西企業集團的資產買斷“持大股”、村民成為純粹的雇員之后，固然會更符合產權明晰的現代企業制度，但村民的政治經濟狀況會上升還是下降?這不僅在事實上無法驗證，與村民的感受截然相反，而且在邏輯上也不可能讓人信服：在稀缺資源壟斷于少數人之手之后，政治上就肯定喪失了寬松和民主的基礎。
在改革早期，農村的土地大體上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城市里國企資產多是被低估之后由管理層買斷，這個巨大區別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社會網絡的作用。但是，這個網絡的作用不是無限的，1990年代末期鄉鎮企業改制中間私有化過程也同樣向管理層傾斜，一個著名的官員胡福明還特意向吳仁寶打招呼說，壓力很大，“堅持不住了”，官場壓力的作用要足以幫助管理層頂住村民通過社會網絡施加的壓力才使得私有化順利起航，就這樣，絕大多數企業通過管理層買斷而私有化了，吳仁寶再一次頂住壓力沒有照辦，因此，才留下了華西村的另類實踐。在熟人社會的網絡中汲取力量去應付官場壓力，反而成為吳仁寶的一個力量來源，他敢于抵制分田、敢于抵制私有化，乃至于只是有限度地接受對原有管理結構的改造，都源自群眾力量。
在華西村，這個熟人社會的人際網絡的實際存在，至少對政治和經濟的分化構成一個有力的限制，以吳仁寶為代表的干部群體主動認同于自己的社區，而不是借助上級政府的權威強硬地實現改制把絕大多數利益歸于自己，這無疑極大地增加了社區成員對于他們的認同，從而減少了管理的阻力和援引強硬手段的必要，社區認同的上升和對抗的最小化，才真正地最小化了運用強制性權力的需要。而每一種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都最終要在管理環節加以調節和解決，華西村沖突和矛盾的最小化，可以部分地解釋溫鐵軍教授所推崇的低成本制度。不僅在管理鏈條內部是如此，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間，干部與群眾的社會距離也是非常小的，周怡教授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問卷調查數字：村民有重要事情需要幫忙或者找人商量時，村民首先找直系親屬(占樣本總數的67.9%)，第二是找村領導(59.2%)，其次是找父母(54.6%)，而找單位領導的則很少(7.2%)。
對華西村的學術表述與村民感受之間的巨大差異，不能說不是對主流學界的一個挑戰。過去60年中國歷史有兩次轉折，華西村的實踐也回應了一些問題，經驗材料的極端豐富與學術表達的極端貧乏共存，只有一點很清楚的：教條化的思維無助于認識和表達中國的歷史和現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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