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農民逐步從集體組織中解放出來，但貸款難卻時起時伏。沒變的，僅是農民貸款、民間借款的擔保，且在“人保與物保”中又主要是“人保”。
從上世紀50年代初起到1978年，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是中國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其貸款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農業生產貸款，二是一般周轉性放款。前者放款對象主要是農民合作社或后來的生產隊，支持購買或充實肥料、農具、性畜等生產資料，但必須專款專用，不能直接分散給農戶；后者一般為短期放款，放款對象基本上是廣大農民個體，主要用以解決農民生產上的困難，既包括生產性的，也包括生活性的。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為支持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國農業銀行在農民貸款方面，一是積極辦理貧農合作基金會貸款，幫助貧農和個別生產資金缺乏的新中農，克服無錢繳納入社股份基金的困難；二是對入社后許多生產生活上仍有困難的農戶、特別是赤貧戶給予貸款。據統計，到1956年10月，中國農業銀行在全國發放貧困合作基金貸款7.20億元，解決了近4000萬貧農的困難，起到增強農戶走合作化道路信心的作用。
上世紀50年代末，實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后，一方面是農村信用合作社總體貸款余額和農戶貸款余額都出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農村貸款主要投向集體而非農民，所以農民貸款更為困難。特別是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運動，農村信用合作社儲蓄存款年均率極其低下，有的年代還呈負增長。農民貸款逐年下降，嚴重阻礙了農民收入增長，全國農村處于“普貧”之中，2.5億農民尚不得溫飽。
改革開放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快速興起和人民公社制度逐漸解體，農民逐步從集體組織中解放出來，農村信貸對象也從以社隊為主轉變為以承包戶、專業戶和聯合體為主。農村金融服務對象從原來的2.6萬個人民公社變成了2億多分散農戶，農民貸款環境得以較大改善，實現金融與經濟較好互動。相應的1979年~198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60.2元增加到355.3元，城鄉收入差距也逐漸下降，特別是我國農產品第一次從短缺走向“富余”。
1985年，農村金融支持的主體轉變為鄉鎮企業，由此農戶貸款占比逐年快速下降。特別是l996年8月，國務院出臺《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自此中國農業銀行開始加快向國有商業銀行特變，各國有商業銀行紛紛收縮縣及縣以下的延伸機構，發展中小金融機構，農民貸款再次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此后，為支持農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和發展，中國農業銀行逐步從農民個人和種養業等小額、分散的貸款領域退出，讓出一塊市場給農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由于農戶貸款服務成本較高以及農村信用合作社自身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因素，更由于農業銀行等商業金融機構的快速退出，新的金融服務供給主體又沒有及時跟進，農民大部分資金需求仍然主要依靠私人借貸滿足，真正從銀行與農村信用合作社獲得貸款的農民極為有限。
進入新世紀初以來，國家多次明確提出加強擔保機制、抵押機制、信用環境等配套機制建設，并且明確要求相關政策支持必須清晰可具操作性。以信用體系建設為例，到2010年末全國大部分縣（市、區）開展農戶信用檔案建設，建立農戶信用評價體系，共為1.34億個農戶建立信用檔案，評定8300多萬個信用農戶，7400多萬個農戶獲得了信貸支持。可以說，逐步完善相關配套機制，對破解農民貸款難題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
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深入研究后就說過，貨幣是社會再生產得以擴大、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生產力水平逐步提高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然而，農村主體的農民運用這“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即獲取貸款的前置條件是擔保，而這個擔保又主要是單一的“人保”。在改革開放前，靠生產大隊干部擔保；改革開放至今，相當多的還是靠村干部擔保，除此之外就是農村“吃財政飯”的干部出面擔保。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民貸款擔保主體雖然出現了多元化，但是，“人保”特色還是比較濃厚的。
（作者：四川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四川省扶貧外資中心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縣域經濟報（第92期 總第119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