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產生的原因，學界有不同看法，最常見的是用人口或制度的因素解釋，或者認為它是在人多地少格局下“人口壓力”的產物，或者認為它是由于在地主制經濟下農民有較多的人身自由和經營自主權所致。上述兩種因素對精耕細作的發展的確有重要的影響，但它們不是精耕細作形成的基本的或初始的原因。要說明這個問題首先討論精耕細作出現的時間和最初的表現形態。
關于精耕細作農業技術出現的時間，最流行的觀點是戰國說，而以《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為標志。這種觀點不能完全否定，但起碼是不夠確切的。中西傳統農業重要的區別之一是是否實行中耕。日本學者稱中國的傳統農業為“中耕農業”，而與西歐的“休閑農業”相區別。我國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表示中耕除草的字，周代對中耕非常重視，甚至產生了專用的青銅中耕農具——“錢”和“镈”。由于“錢”、“镈”的使用相當普遍，為人們所樂于接受，以致演變為金屬鑄幣；后來金屬鑄幣的形制雖然發生了變化，而“錢”作為貨幣的名稱卻延續至今。中耕技術的出現不是孤立的，它與壟作、條播緊密聯系、三位一體，都是建立在畎畝農田的基礎上。這三種技術相結合，加上適當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齊、通風透光作物群體結構，使作物的生長由無序變為有序，這成為我國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最初表現形態。（西歐傳統農業撒播、不中耕、作物生長處于一種無序狀態，只有休閑期間才能除草）中國建立在畎畝農田基礎上的這套技術雖然是在《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中才獲得系統的總結，但它的產生卻不晩于西周春秋時期；《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農業技術方面的內容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戰國時代、而是戰國以前尤其是春秋時代的情況[2] 。中國傳統農業非常重視對農時的掌握，農時意識十分強烈，而且出現很早，到春秋時代已經形成比較科學的“天時”觀念，以二十四節氣為核心的傳統指時體系也在形成和完善之中。據《國語·周語上》所載，我國傳統土壤學中最有特色的“土脈論”在西周末年即已出現。春秋時代的鄭子產說：“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農功要有縝密的思考和計劃，其中包含了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和掌握，這正是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特點之一。凡此種種，說明我國精耕細作農業技術出現在戰國以前，而不是以后[3] 。
既然精耕細作農業技術早在西周春秋時代即已出現，而這時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經濟均未形成，它們當然不可能成為精耕細作產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為在因果關系的鏈條上是不可能逆時序的。
從有關記載看，上面所說的這套精耕細作農業技術是在改造黃河流域低洼鹽堿地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上古時代的黃河流域從總體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兩岸比較低洼的地區有較多的沮洳藪澤，形成氣候相對溫濕、植被相對豐富的局部生態環境。我國自原始社會末期起，農業向低平地區擴展，這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干旱的威脅，卻面臨著如何排水洗堿、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問題，中國古代人民用建立溝洫體系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由此普遍形成了畎畝農田，壟作、條播、中耕的配套技術是在這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呂氏春秋·任地》以“后稷”的名義提出農業生產的十大問題，頭四個問題：“子能以窐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土）靖而甽浴士（土）乎？子能使[吾土]保濕安地而處乎？”說的正是如何把低洼鹽堿地改造為良田；而它提供的解決辦法，就是建立畎畝農田以及實行以此為中心的一整套農業技術。因此，可以說，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首先是我國古代人民在農業實踐中因應自然條件而產生的。其實，這不獨畎畝技術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我國北方旱地“耕、耙、耢、壓、鋤”耕作體系，是當地先民為了緩解黃河流域春旱多風的威脅而創造的。南方水田“耕、耙、耖、耘、盪”耕作體系，以及圩田、梯田等技術的出現，無不與此相似。我國自然條件有有利于農業生產的一面，也有不利于農業生產的相當嚴峻的一面，精耕細作正是我國古代人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利用自然條件中有利的一面，克服其不利的一面而創造的巧妙的農藝。
二
精耕細作的產生，需要以一定的人口為其必要的前提。最明顯的是，精耕細作首先產生在人口密度相對較大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其南境由于地曠人稀，長期實行“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制度，只是在東漢末年以來大量中原人口的南移以后，才啟動了了江南地區新的大規模開發的長期過程，并最終導致唐宋時代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但是不能把這種人口條件歸結為“人口壓力”，更不能把“人口壓力”當作精耕細作產生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我國精耕細作產生于西周春秋時期，無論如何不能說當時已經產生了“人口壓力”，我國歷史上人口的較快增長是在精耕細作形成以后的戰國秦漢時代。因此，從歷史看，不是人口增長導致精耕細作，相反，是精耕細作促進了人口的增長。因為第一，在主要利用人畜力耕作的條件下，精耕細作一般要求投入較多的勞動力，因此，在作為精耕細作指導思想的“三才”理論中，“人力”被放在突出的地位；這樣，就產生了增殖人口的內在動力，歷代統治者一般都注重人口的增殖。第二，精耕細作提高了土地的生產能力，使單位面積土地可能養活更多的人口，這就為人口較快的增長提供了物質條件。中國封建社會人口的增長比西歐中世紀快，應該是與中國實行精耕細作有關的。
主張“人口壓力”是導致精耕細作技術產生的主要原因的學者說，只有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農民才會致力于集約式的耕作，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種說法有片面性，并不完全符合中國的歷史實際。
既然精耕細作要求一定的土地上投入較多的勞動力，而勞動者勞動強度的增加是有限度的，耕種太多的土地會超出勞動者的承受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自然地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作為主攻方向。所以，中國歷史上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生產力提高，并不伴隨著每個農戶所能負擔耕地的增加，而是主要表現在糧食畝產量的增加和農民家庭多種經營的發展。這種趨勢在周代至秦漢時期已經表現出來，唐宋以后越來越明顯。作為這種農業實踐結晶的精耕細作求高產的集約經營思想，其產生不晚于戰國。戰國初期李悝說：“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損亦如之。”（《漢書·食貨志》）《荀子·富國》說：“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都是強調通過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很難說這種思想的產生是“人口壓力”所致。在戰亂頻仍、地荒人稀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休閑制和粗放經營都一度有所回升，但人們經過正反兩方面的比較，進一步認識到在大面積土地上粗放經營的效果不如在一定的土地上精耕細作，明確表示反對盲目擴大耕地面積。晉代傅玄指出，“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故爾他主張“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賈思勰引述當時流行的農諺“頃不比畝善”，說明“多惡不如少善”的道理（《齊民要術·種谷第三》）。這顯然是從堅持精耕細作的實踐中得出的結論，與“人口壓力”無涉。
三
中國小農經濟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在奴隸制和封建領主制社會中都曾存在過，但直到戰國時期，它才脫離了農村公社的臍帶、成為比較完整意義上的小農經濟。這也是封建地主制經濟逐步形成的時期[4] 。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包括自耕農經濟和佃農經濟，前者與地主經濟長期并存，數量相當可觀，后者則構成地主經濟的重要基礎。無論佃農或自耕農，都有自己的獨立經濟，比之西歐中世紀的農奴，有著較多的人身自由和較大的經營自主權。這種狀況有利于實行精耕細作，并促進了精耕細作技術的發展。各地廣泛流傳的農諺記錄了農民的智慧和創造，而中國歷史上卷帙浩繁的農書歸根到底也是農民經驗的總結。不過，精耕細作最初的出現在地主制經濟形成以前，因此，追根溯源，不是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體制導致精耕細作的產生，相反，是精耕細作促進了小農經濟的發展與地主制經濟的形成。
精耕細作以“三才”理論為指導思想。“三才”理論把農業生產看作農業對象（“稼”）、農業環境（“天”和“地”）和作為農業主體的“人”相互聯系的動的整體。它強調因時、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則，不但要求根據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及其變化來確定不同的種植制度和生產內容，而且把精細的管理貫徹到從耕種到收獲、保藏全過程的各個環節中。與西歐中世紀比較呆板的種植制度和比較粗放的管理迥然不同。具有較大的經營自主權和較高的生產主動性的勞動者，成為精耕細作農業的內在要求；精耕細作需要有一種具有較強獨立性的小農經濟經營方式與之相適應。
西周曾經在相當長時期內實行勞役地租的剝削方式，隨著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產生和發展，這種“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的公田勞役制變得不適應生產發展的需要，農民紛紛以怠工、逃亡等方式抵制公田勞役，以致出現了公田“維莠驕驕”、“維莠桀桀”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從西周末到春秋初年，周王室和各諸侯國相繼用租畝制取代公田勞役制。稅畝制的實行使小農經濟的獨立性得以加強。春秋中期以后鐵農具的逐步普及強化了這種趨勢，演出了賦稅制度改革的一幕幕活劇。終于導致了戰國初年井田制的瓦解和獨立自耕農的普遍出現。
戰國時期新興的封建地主制是在井田制瓦解小農分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小農的分化產生了最初的庶民地主；它構成了地主階級的基礎。庶民地主產生以后，可能采取、而且實際上采取的經營方式或剝削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使用奴隸，二是使用雇工，三是使用佃農，即采取租佃制經營方式。在劇烈分化中破產的農民的出路主要也是三：或賣身為奴，或當雇工，或當佃農。戰國以后，奴隸制的成分確實有一個很大的發展（春秋以前主要是俘虜奴隸，春秋戰國以后隨著舊的共同體的瓦解，債務奴隸迅速發展起來，罪犯奴隸也有不少數量），奴隸問題一度成為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但奴隸制始終沒有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雇傭勞動一度也比較普遍，但同樣沒有發展為主導的生產關系。租佃制的實行開始時盡管并不顯山露水，但卻是扎扎實實地向前發展，到了西漢中期以后，已經明顯地占了優勢。這是為什么？重要原因之一是使用奴隸和雇工都難以適應精耕細作農業的要求。在精耕細作已經出現的條件下，農業上使用奴隸，生產效率低，監督費用高，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主人的皮鞭下勞動的奴隸是不可能精耕細作的。驅使雇工種地，監督也有困難，且不容易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只有采取分租的形式，使農業勞動者有獨立經濟，有一定的生產自主權，才適應精耕細作農業的要求，有利于發展生產，從而也有利于保證主人的收益，也是農民比較愿意接受的。《呂氏春秋·審分》說：“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這是講庶民地主利用雇工耕種的兩種勞動組織形式利弊的比較：“公作”是集體耕作，大呼隆，可以偷奸耍滑，故“遲”；“分地”把地分開包干，各人勞動成果一目了然，故“無所匿遲也”。這種經驗的發展，必然導致租佃制的產生和推廣[5] 。精耕細作對勞動者耕作意愿和主動精神的要求，是租佃關系之所以為人們所接受，獲得發展，并最終戰勝其他方式取得主導地位的根本原因。
許倬云先生曾指出“精耕農業排斥奴隸制而適合租佃制”，“雖然中國有奴隸制度，但因為中國選擇親緣性組織，所以奴隸制度很容易轉變為符合精耕細作的型態”。這個意見是值得重視的。漢代奴隸數量雖然不少，但能證明其從事大田勞動者實在寥寥；有的雖有奴隸之名，實際上卻變了。如西漢末年樊宏“課役僮隸”，既言“課役”，已是對“僮隸”采取封建性的剝削方式了。
明清時代，農業上的雇傭勞動，尤其是較大規模的雇傭勞動發展不起來，自耕農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佃農的經濟獨立性獲得加強，在我看來，都是與精耕細作的繼續發展分不開的。
四
人口壓力和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雖然不是導致精耕細作產生的初始原因，但它們對精耕細作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重要表現之一是制約著精耕細作向多勞集約的方向發展。中國地主制下的小農雖然由于土地可以私有、人身相對自由、經營比較自主，有著發展生產的較高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但他們背負著賦稅和地租的沉重負擔，經濟力量脆弱，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很低，一般只能用在小塊土地上增加勞動投入的辦法，爭取在有限的土地上生產盡可能多的農產品，以解決一家數口的生計問題。人口的增加更使一般農戶難以擴大其經營規模，以至耕作規模越來越小，這種狀況使大型高效農具很難得到廣泛的應用和持續的改良發展，單位面積產量雖然歷代都有所增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卻舉步維艱。
由于我國精耕細作和多勞集約關系密切，以至有些學者往往把兩者等同或混淆起來。認為精耕細作就是依靠大量勞動投入，少種多收，重產量而輕效率的一種農業方式。上面說過，在主要使用人畜力耕作的條件下，精耕細作往往要求投入更多的勞動力，但是，如果把精耕細作和多勞集約完全等同起來，那就錯了。例如漢代有兩種著名的豐產農法——代田法和區田法，雖然都屬于精耕細作的范疇，卻表現出不同的特點，代表了精耕細作的兩種類型。
漢武帝時趙過推行的代田法以壟甽“歲代處”得名，采取半面耕和半面鋤相配合的方法，與耦犁、耬車等“便巧”農器相配合，不但能夠“畝增一斛”，增產約25%，而且“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頃（大畝），其勞動生產率蓋為“一夫百畝（周畝）”的12倍，史稱“用力少而得谷多”。表現出增加單位面積產量與提高勞動生產率并重的特點。不過，這種產量與效率并重型精耕細作并沒有獲得發展，成為我國農業歷史發展的主流，倒是多勞集約型精耕細作越來越占優勢。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代田法對牛力和農具的要求較高，不大適合分散經營、經濟力量薄弱的小農。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趙過提倡換工協作的人力挽犁，但作用畢竟不大。真正能實行代田法的，可能只有邊郡的屯田，政府公田及某些富豪之家。小農經濟的普遍存在決定代田法不可能普遍和長久實行，它不久即被平翻低畦農田所取代。盡管如此，代田法和耦犁的推廣對小農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它引起生產單位擴大的趨向，導致豪強勢力的膨脹（豪強勢力發展的另一經濟背景是西漢中期以后陂塘水利的發展，因為陂塘是單個小農家庭無法修建的，修建或掌握了某個陂塘的豪強地主往往同時控制了整個灌區）和勞動者人身依附關系的強化；不過，地主田莊所役使的主要是雖然有嚴重人身隸屬關系、但仍然保持了獨立經濟的勞動者。這就是說，小農經濟的體制雖然受到沖擊，但畢竟延續下來。《四民月令》主要是為地主田莊的經營設計的，但從其以收獲后賤價買進，青黃不接和播種時賣出為特點的農產品收購活動看，田莊的周圍應該存在著大量的小農，因為這種“賤買貴賣”的主要對象無疑就是個體小農；而被“選任”在大田耕作的“田者”，多數也應該屬于佃農。魏晉南北朝時期，無論北方在戰亂中圖存還是南方開拓新的生存空間，都要以某種以地主為核心的共同體為依托，依附關系繼續發展；但自耕農的存在仍然不容忽視，而在地主田莊中勞動的主要仍然是“其佃谷與大家量分”的佃農。不過，勞動者嚴重的人身依附關系是不能完全適應精耕細作的需要的。只要精耕細作繼續獲得發展，這種狀況遲早是要改變的。從西漢中期耦犁推廣以來，我們看到農業工具不是繼續向大型、高效發展，而是逐步被改造得更加適合小農經濟的需要。耕犁從“二牛三人”到二人二牛，到一人一牛，最后，比較輕便靈巧的曲轅犁得到普及，主要就是向著適應小農經濟的方向發展的。農業工具的這種發展促使唐宋以后小農經濟重新得到了加強：自耕農再度活躍，隸屬性佃農轉化為契約性佃農。而我國精耕細作農業也進一步向多勞集約、增加復種指數、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向發展。
西漢末年氾勝之在關中地區提倡區田法屬于另一種類型：著重于提高勞動集約的程度，力求少種多收。由于它“不耕旁地”，“不先治地”，所以不采用或不一定采用鐵犁牛耕，但作“區”、施肥、灌溉、管理，卻要求投入大量的勞力；它雖然號稱“畝產百斛”（相當于2787市斤/市畝），“丁男長女治十畝……支二十六年”，但由于其產量的虛夸，實際上不能達到這樣的勞動生產率。它本質上屬于多勞集約型精耕細作。它在西漢末年出現并非偶然。關中是西漢京都所在地，人口相當稠密，尤其是兩漢的中晚期，土地兼并激烈，大量自耕農貧困破產，缺乏耕地，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區田法主要適合于缺乏牛犁農具、經濟力量薄弱的少地或無地的小農的需要。區田法的優點是精耕細作、抗旱高產，缺點是不與當時的先進工具相結合，各種作業費勞力太多。正由于這樣，它不可能全面推廣。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傳統技術的優點和缺點。
宋代開始的人口長期增長的趨勢到清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人口激增導致全國性的耕地緊缺，成為本時期農業面臨突出的新問題。為了解決民食問題，除千方百計開辟新耕地和引進推廣高產作物以外，還努力增加復種指數，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使農藝更加精細化。傳統的精耕細作進一步向“多勞集約”的方向發展，“糞大力勤”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要求。這一時期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都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尤其是出現了意義深遠的“立體農業”或“生態農業”雛形。但在農業生產繼續發展的同時，農戶經營的規模更加細小，農具沒有改進，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增多，勞動生產率漸呈下降趨勢。
五
中國傳統農業曾經創造過歷史的輝煌，它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也給我們留下了包袱和難題。由于它形成了“多元交匯”的博大體系和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不但在農藝水平、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產率長期領先世界；而且孕育了和支撐了世界上唯一的五千年延綿不斷的古代文明。中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常常被人們引以為榮；從歷史來看，這主要是應該歸功于中國的精耕細作傳統農業。但由于中國傳統農業體系自身的缺陷，它在近代明顯落后了。我們現在面臨農業現代化的艱巨任務。在某種意義上說，農業現代化就是對傳統農業的改造，但這種改造并不是簡單地割斷傳統和拋棄傳統，而是應該把傳統中的合理內核與現代化的要求結合起來。現在，現代化的浪潮、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浪潮洶涌澎湃，傳統文化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在這個浪潮面前，許多傳統的東西，或者迅速消失，或者嚴重變形，達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傳統農業科學技術也同樣面臨嚴峻的形勢。應該指出，傳統農業科學技術中有些東西在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消失或發生變化是不可避免的。現在的問題是要防止玉石俱焚，防止在現代化浪潮中把傳統中有價值的東西毀掉，這些東西一旦毀掉，就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從傳統與現代化銜接的角度看，我認為主要應該處理好以下三個方面的關系。
第一，既要努力引進西方先進的農業設備和科學技術，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又要堅持精耕細作、增加單產的發展道路。
農業現代化要用現代物質裝備和科學技術武裝農業，大大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這是最基本的要求。沒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就沒有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對此不應有所懷疑。但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不能以拋棄精耕細作傳統、降低農業產量為代價。七十年代末我國曾經從美國引進了成套大型農業機械化設備，在東北的三江平原進行大規模的農業現代化的試驗，在一些同志中產生了盲目樂觀的情緒，以為中國的農業問題依靠引進西方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就可以解決，傳統的精耕細作的農業科學技術已經過時了。但實踐很快就否定了這種觀點。我國傳統農學精耕細作的傳統，不但創造了歷史的輝煌，而且在今天的農業生產的發展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建國以來我們在農業方面所取得的發展，從技術上講，主要是依靠用現代科學技術加強了的精耕細作傳統。在我國人多地少、耕地后備資源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依靠精耕細作，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仍然是發展農業生產唯一正確的選擇。擴大一點說，世界人口總是不斷增加，而耕地卻不可能無限的開墾，所以從總體看，世界農業必然是要走集約經營、精耕細作、提高單產的道路的。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行機械化是必要的，但農業機械化如果不與精耕細作的傳統相結合，就不可能在中國大地上生根。應該努力研制適合精耕細作要求的農業機械，在相當長時期內忽視了這一點，正是農業機械化工作中的重大失誤。推廣新科學技術也應注意這一點。現在在農業生產中推廣最快的是適應精耕細作要求的技術，如地膜覆蓋、雜交育種等。同時，精耕細作傳統技術的繼承、改造和發展也應考慮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要求。過分依靠勞動投入的傳統技術不可避免要在現代化過程中改變形態或被淘汰。歷史已經表明，精耕細作并非一定要與多勞集約結合在一起；在物質技術基礎改變與加強的條件下，精耕細作應該而且可能走上既增加單位面積產量、又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發展軌道上來。
第二，既要重視外源能的投入和合理使用，又要繼承發展重視太陽能循環利用的傳統，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從物質再生產過程看，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的區別在于，傳統農業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較簡陋的農具和農家肥，農業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是一種內循環，農產品的加工是很初步的；現代農業大量使用機械、電力、化肥、農藥，農業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是一種外循環，農產品的加工非常深入。歸結到一點，就是現代農業有外源的能量（石油）的投入，傳統農業則除太陽能利用以外，沒有外源能投入。正是由于大量外源能的投入，現代農業才能大幅度提高產量和勞動生產率，使大量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去從事其他產業，支持了其他生產和文化事業的發展。但現代農業和現代生活方式過分依賴外源能。有資料說，美國家庭每消耗1卡食物能，要消耗9.8卡石油能，約1比10，相應的熵值為6300千卡，無效耗散系數高達90%。美國的人口只占全世界人口的6%，它的總能耗卻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國人夏季三個月消耗的空調電能，等于中國一年的總用電量。石油能是地球三十億年以前的森林所固定的太陽能，經地質變化埋入地下而形成的儲藏能，是不可再生的，好比沒有后續的存款，用一點就少一點。如果這種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加改變地持續下去，就難免有能源枯竭、地球因超負載而崩潰的一天。由于過分依靠外源能，把農業工業化，環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蟲害抗性增加、“投入—產出比”下降等一系列弊端已日益暴露。這些情況，引起西方學者的反思，紛紛尋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中國傳統農學所包含的合理因素、價值和生命力因而再次顯露出來了。在“三才”理論指導下的傳統農學，比較注意農業生產的總體，比較注意適應和利用農業生態系統中的農業生物、自然環境等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比較注意農業生態系統內部物質循環和綜合利用，比較注意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比較符合農業生產的本性，與現在提倡的可持續農業的原理是相通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農業發展的方向。現在各地廣泛開展的生態農業、立體農業、可持續農業的試驗和推廣，在某種意義都可視為傳統農業中優良傳統的延續和發展。但是，可持續農業并非完全排斥外源能的使用的封閉的系統。歷史已經證明，沒有外源能的投入，不改造傳統農業的物質基礎，農業要有大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在我國農業發展的現階段，拒絕使用化肥、農藥、機械是愚蠢的。現在應該在強調太陽能循環利用的同時，把石油能的投入和使用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內，以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并盡量恢復使用有機肥料。同時，作為未雨綢繆的措施，應該積極開展開發利用太陽能的新途徑和可以替代石油的可再生能源的研究。
第三，既要尊重和保證農業生產者的經營自主權，充分發揮其在生產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要努力改變經營過于分散、規模過于狹小狀態。
我國傳統農業長期主要是由小農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經營，傳統農業和小農經濟是分不開的；對傳統農業的改造也就包括了對小農經濟的改造。由于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有較大的獨立自主性，家庭經營本身又有極大的靈活性，所以非常適合農業、尤其是精耕細作農業發展的需要。如果說，精耕細作產生于在農業實踐中對自然條件的因應，并促進了小農經濟獨立性的加強和地主制經濟的形成，那么，在精耕細作產生以后，它的繼續發展就是主要依靠小農經濟的支持和推動。傳統農業的歷史輝煌主要是小農所創造的。這是一方面。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地主制下小農經濟規模狹小、經營分散，再生產能力很薄弱的一面。明清以后人口的激增大大加劇了這種情況。中國小農經濟規模之細小，遠遠超過同時期的西歐小農。經營規模過于分散和狹小，使精耕細作在多勞集約的軌道上滑行得太遠，對大型高效農具的推廣使用十分不利，嚴重制約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是農業以至整個社會進入新的更高級的形態的最根本的條件。從事分散狹小經營的農戶，土地生產的不足，必然要從家庭副業來彌補，這又導致小農業與家庭副業相結合、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體制越加牢固，由于它具有適應和克服各種惡劣條件的頑強生命力，同時也對農業的社會化和新經濟因素的成長構成巨大的阻力。把歷史上的小農經濟視為中國貧窮落后和一切壞事的總病根，顯然是錯誤的；美化歷史上的小農經濟，認為它可以無往不適、萬古不變，同樣是錯誤的。從歷史的經驗看，如何既要保證農業生產者的經營自主權，充分發揮其在生產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又要努力改變經營過于分散、規模過于狹小狀態，是農業現代化改造小農經濟過程中需要注意解決的重要問題。農業合作化在某種意義上是解決經營規模問題，不能否認它在一定時期內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由于一系列的失誤，尤其是公社化以后，抹殺了農民的經營自主權，扼殺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終于使中國農業走上了死胡同。文革后實行包產到戶，恢復了家庭經營，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迸發了出來，農業獲得高速發展，舉世矚目。但經營規模細小而分散的問題沒有解決，在人口數量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的條件下，“均田”式的包產到戶甚至加劇了這個問題。這種情況對農業生產發展的制約已經顯示出來，實行適度規模經營的呼聲于是此起彼伏。這并非要回到人民公社的老路。人們在實踐中也摸索了一些如何在家庭承包的基礎上解決經營規模過于狹小的問題的具體方式，如通過土地使用權的轉讓形成種田大戶、推行股份合作制，在農業產業化在過程中通過社會化服務體系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等等。總之，是要把分散的小生產納入社會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軌道上來。這個問題的解決也關系到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命運。
注釋: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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