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或即將告別鄉土社會，并不代表中國社會沒有鄉土氣質和鄉土本色。城鎮化是未來中國必須面對的大趨勢，農民進城的速度會加快，這意味著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要加速衰敗，大部分村莊將在未來三五十年內消失。這是我們所有農村政策和農村工作的前提。我七月份剛在蘇州調研二十天，即便是像蘇南這么發達、被認為城鄉一體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青壯年農民也在極速城鎮化，留在農村的也多是中老年人。這些地方的農村也面臨著衰弱和失去活力的景象，這當然與教育的城鎮化有較大關系。
一、激進城鎮化政策貽害無窮
中國農村人口的城鎮化仍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內，城鄉共榮共生就將是一個常態現象。一方面，城市對農村的吸附力會進一步加強，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主動進城并適應城市生活，享受城市公共服務；另一方面，無論是農村社會，還是農村家庭，都不可能一下子全部人口進城，而是一部分人口進城，一部分人口準備進城，一部分人口生活在鄉村，一部分人口進城失敗或年老后返回農村，盡管總體上農村人口在快速減少，但是利益關系和社會關系主要在農村的人仍會保留一定數量。那么，城鄉在人員、資源、信息的交流和交換上就比較互動頻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形態，相互影響，相互型塑。那么，農村政策就要為還需要在農村生活的農民提供服務，為未來還可能回到農村生活的農民保證后路。但是，在中西部許多地方卻出現了激進城鎮化，正在阻斷農民回村的“后路”。
根據調查，當前縣鄉激進城鎮化主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一是收緊農村宅基地政策，有的地方不顧“一戶一宅”政策原則，不再給政策范圍內有需求的農民批宅基地，逼迫農民進城買房。二是施行拆村并居政策，逼農民上樓。三是在縣城大搞“教育新城”，弱化鄉鎮學校教育，迫使農民不得不到“新城”買房，以給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有的地方還把優質的鄉鎮中學直接搬至縣城，以推動縣城房地產開發。
激進城鎮化政策使農民被迫進城，而不是有能力者進城的自然城鎮化，會帶來諸多政治社會后果，如增大農民支出壓力、農村被提前掏空、降低生育率、縣城房產空置率高等，而最大的是：使進城農民不再能回得去農村。無論是農民工家庭，還是在城鎮落戶的農民家庭，只要在城鎮購置了房產，就會有每月還貸的壓力，他們就得獲得穩定、持續的收入。在外部經濟條件好的時候，他們還可以通過務工經商的收入來還房貸，但是一旦就業不行，務工經商的收入不穩定，他們就會陷入金融風險之中。因為有還貸壓力，即便在城鎮沒有務工經商機會，他們也得待在城鎮尋找機會，而不是返回鄉村等待時機。在過去三年的疫情期間，農村許多年輕人因為工作不好找或工地工資不好結，他們只能向親朋借錢或用信用卡還房貸，用信用卡還房貸因為利滾利使他們陷入更大還貸壓力之中。激進城鎮化使進城農民不再能回得去農村，嚴重削弱了農村作為我國“三化”建設的穩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
二、將農村建設成穩固的大后方
農村是中國解決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所產生的危機的戰略大后方。西方發達國家可以將經濟和社會危機轉嫁給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國家，中國沒有這種轉嫁的價值觀和可能性，因此只能自己消化。廣闊的鄉村社會給予了中國這臺龐大的現代化機器能夠自由騰挪的空間。簡單講就是，城市出現危機了，農民工失業了，回到農村去有住有吃有社會關系網絡。他們就不會聚集在城市，成為城市秩序的破壞者，也不會成為需要國家救濟的對象，等到國家形式好轉，城市就業機會增加，他們還可以再次外出。當然農村也是建設、消費的重要場域。另外，鄉村是出生率比較高的地區，多數農村地區年輕人還有生育二胎的觀念，南方農村的生育意愿更強。八月份在南部湖南農村調查，這里的年輕人竟還普遍生育二到四個小孩，縣城年輕公職人員家庭也普遍生育兩個小孩。以鄉村為底色的縣域社會是未來我國的生育高地，因而依然是我國勞動力的蓄水池。
一直以來地市以上城市和東部經濟發展帶是我國經濟和科技的增長極，而農村則扮演著穩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未來三十年，農村要繼續成為我國“三化”的大后方，最關鍵的要做到兩點：
一是基本制度及政策要保持不變。特別是要保持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土地制度不變，這是確保農村經濟社會穩定的基礎，為農民快速、穩定、順利進城提供保障和解決后顧之憂，同時也為農民進城失敗后還能返回農村生活創造條件。除城市郊區的土地外，大部分農村土地價值不高，只有生產資料功能，沒有財產屬性功能，因此，在土地制度上要保持簡潔和穩定，不要認為所有土地都能夠長黃金，不企圖通過折騰土地制度來實現農村發展和農民富裕。
二是千萬不要折騰農村。農村不是增長極，是徹徹底底的萎縮地帶，資源投入保基本就行，不需要將農村建設的像城市一樣“高大上”、“強富美”，否則就會帶來巨額資源的浪費和對農村的折騰。當前許多地方競相打造的鄉村振興“示范點”、“示范帶”以及“示范區”，一個地方比一個地方“豪華”，但是除了應付上級檢查和凸顯政績外，既沒人享用，又沒錢維護，很快就會變成廢銅爛鐵、斷壁殘垣。對農村除保基本之外的投入大多會激發農民的等靠要思想和農民對資源的爭奪，以及對農民的折騰，典型的如鄉村環境整治的過度化、農村垃圾分類、污水處理等政策，結果是國家資源下鄉了，帶回來的是農民對黨和政府的離心離德，以及農民散沙化程度提高。
三是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銜接發展。農業是弱質產業，也是風險特別大的產業，政府需要支持和鼓勵，但是確實要把握邊界、有的放矢。要把握的基本點是各級組織不能直接介入農業產業生產和銷售領域，更不能直接搞產業發展，要讓各市場主體在市場中充分競爭。農業政策的關鍵是要通過基層組織為小農提供基本的社會化服務，而不是讓基層組織去搞農業產業化。在產前，要給予基礎設施供給。農業基礎設施的提供是一家一戶提供不了或提供起來不經濟的，需要基層組織予以提供。我們調查的經驗是，凡是農業水路電搞得好的地方，農業經濟就相對繁榮、發達，典型的如山東農業發展，前提在于集體經濟提供了較好的基礎設施，方便了農業生產、節省了農業成本，所以在全國有競爭力。在產中，要將農民組織起來，提供統一的技術服務。農戶自行購買服務會因為成本高而不購買，就會使得現代農業技術無法與小農戶對接，如果由鎮村將小農戶組織起來統一購買，就會有規模效益，推動現代農業技術與小農戶及時有效銜接。
一個普遍問題是，在精準扶貧中通過政策扶持、用于集體經濟消薄和貧困戶脫貧的農業產業項目，每一個幾十萬、數百萬地投入，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沒有存活的。造成了大量的財政資金的浪費。國家相關部門應該對各級鄉村振興局即之前的扶貧辦，就農業產業扶貧進行專項督查。
四是要重視在鄉農民。農村要發揮穩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關鍵在“在鄉農民”。過去我們討論農民問題，沒有區別在鄉與否，而是籠統地以戶籍在村為依據來判別農民與市民。事實上，無論是我國涉農政策的主要對象，還是農村建設的主力軍和享受者，都是“在鄉農民”。在鄉農民的政治社會態度決定了農民整體的政治社會態度，在鄉農民與基層黨委政府的關系決定了農民整體與基層黨委政府的關系。可以說，在鄉農民是農村政治社會穩定和中國“三化”建設的壓艙石。
在鄉農民與不在鄉農民最根本的區別有兩點：一是與體制的關系。在鄉農民是當前涉農制度和政策的最主要受益者，也是農村改革和建設紅利的享有者，還是十數個“一號文件”的指向者。他們不是體制內人員，但他們享受著較高的政治待遇，是體制的最親密者。農民工群體與已進城農民都不享受在鄉農民的這個政治待遇。二是與農村的關系。在鄉農民的主要利益關系和主要社會關系在農村，在農村有感情和利益連接，希望將農村建設好、維護好，也有動力參與農村社會建設，他們是鄉村振興和美麗鄉村的最主要的主體；在農村生活比較長，熟悉農村的情況，他們中的青壯年或中年群體是村組干部的擔任者。與其對比的是，農民工和進城農民的主要利益關系和主要社會關系在村外，對村莊利益和建設不敏感、也不太關心。將在鄉農民從籠統的農民概念中抽離出來，既有利于更好地認識農村，把握農村發展方向，也可以更好地瞄準涉農政策的對象，增強政策精準度。
總之，省市縣鄉村五級組織不要企圖在鄉村搞政績，不要去折騰農村、折騰農民。對農村治理的戰略要點應該是“無為而治”：保持制度及基本政策穩定；資源投入保基本公共服務；將在鄉農民組織動員起來；出了問題解決問題，不出問題不折騰。
三、鄉村振興到底應該怎么推進？
對于認識和實施鄉村振興，要把握以下幾點：
第一，要意識到鄉村振興是重大政治，不是具體政策。鄉村振興作為重大政治，是國家戰略，意思就是農業、農村、農民構成的“三農”問題很重要，從中央到地方都要予以重視，我們不能只顧城市一頭，而不顧農村另一頭。兩頭都很重要，兩頭的功能定位完全不同，城市是發展極和增長極，農村是穩定器和蓄水池，不能偏廢任何一頭。這就是各級黨政領導應該有的政治站位和政治認識。但是，政治要轉化為政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直接將政治作為政策實施下去，不僅達不到目的，還可能南轅北轍，適得其反。鄉村振興戰略如果不做政策轉化，直接落實下去就會變成美麗鄉村、變成環境整治、變成垃圾分類、變成不能養雞養鴨、變成房前屋后不能晾衣曬被堆放柴火，搞成示范點、示范帶、示范區，完全不顧實際、不顧需求、不顧階段。
有的地方的鄉村振興落地措施簡直就是反常識，例如：沒幾個人住的村落也大搞污水處理、搞雨污分流，完全不顧一個污水處理廠每年的運行經費要上百萬元。多這上百萬元，一個鄉鎮政府的日子完全可以過得很舒服；廁所革命要求在廁所里搞花樣，不搞花樣、不創新還驗收不了；多少年沒人住的院落翻墻進去也要給它整理得干凈整潔，也要把它的廁所改造好，改造好了沒人用也不行，需要有人經常翻墻進去沖沖水。重視農村是政治，但重視農村不等于無腦地向農村投入巨額的資源，打造一些無效的景觀，做一些無效的工作。
第二，要樹立農村所有的工作都是鄉村振興的工作。大部分農村地區，包括東部沿海農村的工作，其實并不復雜，主要都是基礎性的群眾工作，比如組織動員群眾、服務群眾、矛盾糾紛調解等。這些工作也都是鄉村振興的范疇。各級黨政領導習慣于把鄉村振興簡單化理解為產業振興、環境整治、搞廁所革命、搞項目建設、搞形式主義等，認為只有做這些工作才是鄉村振興，而不把細小瑣碎的群眾工作當做鄉村振興的工作。
當前大部分農村地區的水路電等基礎設施都已經較為完善，再錦上添花只能是浪費，完全沒有必要，因此后面要做的就是對這些設施進行維護，為在村的農民群眾提供包括醫療、教育、養老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在內的公共服務，以及解決群眾之間的矛盾糾紛。做這些工作才是真正的“重視鄉村”，才是真正的鄉村振興。現在的問題是，每個村支書都想給村里搞個大項目，以為這樣才是鄉村振興；每個鄉鎮黨委書記都想把本鄉鎮納入全縣的鄉村振興示范帶范疇，以為如此才是鄉村振興；每個縣委書記都在琢磨，人家搞了鄉村振興示范帶，我就要搞鄉村振興示范區，還要請專業隊伍來設計和運營，這才是重視鄉村振興、真抓鄉村振興。要記住：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不等于五級書記可以瞎搞、亂搞、胡搞，重視農村不等于可以浪費資源、折騰農村。
第三，農業產業振興是個坑。調查了解到，精準扶貧中搞的產業扶貧，幾年下來就沒有一個成功的。鄉村振興也搞農業產業振興，最終也會是同樣的命運。在農村搞農業產業是注定要失敗的，村支書知道這個道理，鄉鎮黨委書、縣委書記也知道，但是為什么他們還要幾十萬、幾百萬地往里投：這是政治，必須做；沒人監管資源投入的效益，資金使用只要合法就沒風險；農業產業項目也是項目，投入下去了就變成了固定資產投資，變成可考核的數據，何樂而不為；項目建設了，項目資金流入了某些人手中，對于這些人來說，項目越多、越大越好，至于產不產生效益不是他們管的事情。例如：某貧困村跑了一個國家產業扶貧項目，資金500萬元，建設了茶葉加工廠，希望出租出去，每年能給村集體增加收入10萬元。但是三年過去了，沒有老板來租，廠房很快破舊，再過幾年可能就會倒塌，500萬元打水漂。如果這500萬元給村里，每年給10萬作為集體經濟收入，可以給50年。但是集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是必須是經營性收入，不能直接給錢，所以500萬元要投資搞經營。一搞經營，錢就沒了。產業扶貧、產業振興，到處都是這種案例。
第四，集體經濟發展對經營性收入不應做硬性要求。集體經濟非常重要，村級有自主支配的經費，可以發揮村級民主，組織動員群眾解決村里許多細小瑣碎的問題，為村民提供及時的服務。有集體經濟，農民群眾對村級組織的向心力、凝聚力和認同感會更強。因此，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集體經濟發展，把發展集體經濟上升為政治任務，納入綜合考核，成為基層重要的工作任務。上級組織部門不僅給下級發展集體經濟的具體數量，還每年都有增長指標。中部某省組織部2023年給村級組織下達的集體經濟發展任務是15萬元，比上一年增加5萬元。
從調查來看，當前集體經濟發展無非以下模式：
一是地租模式。就是村集體有預留地或出租商鋪、廠房、山林等，通過出租獲取穩定的地租收入。在中西部地區，預留地、商鋪和廠房都不存在，或極少數村有；在珠三角主要是出租廠房獲取巨額集體收入用于農民股份分紅；在蘇南地區一些村莊還有沒被拆除的廠房出租，獲取每年數十萬到數百萬不等的租金收入。浙江和江蘇有些地方，直接在縣城蓋一些寫字樓，分配給各村用于出租，出租收入作為集體經濟收入。一些中西部地區通過給村里項目建廠房出租。
二是讓利模式。在江蘇、浙江一些地方，由縣鄉政府出錢成立類似“強村公司”之類的投資公司，向縣“城投”、“交投”等國有企業注入資金，每年給予村里固定分紅。在江蘇某些地方，由村里購買大型機械設備，出租給“永遠不會垮掉”的國有公司獲取穩定的租金收入。這些集體經濟收入模式事實上是在政府的協調下，國有部門對村集體的讓利。
三是第三方模式。就是通過第三方，可以是公司、合作社，也可以是個人，先打一筆錢到村集體賬戶，村集體再通過其他渠道將錢轉給第三方。這一過手，村集體就可以向上面交差應付考核了。這是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發展集體經濟的基本“模式”。
四是經營模式。村集體搞經營，盈利了算誰的？虧了算誰的？這是通過經營發展集體經濟的困境。如果村干部自己有本事搞經營賺錢，為什么他們自己不去搞經營？市場經營主體整天想著怎么賺錢，都還有虧本的風險，村干部整天要應付上級檢查和各類形式主義，他們去搞經營還沒有風險？所以，實踐中，真正搞經營存活下來的村集體經濟是鳳毛菱角，虧本、負債、浪費是一般規律現象。
既然地租與經營無關、讓利與經營無關、造假與經營無關、經營成功概率小，為什么發展集體經濟還要規定要“經營性收入”？這不是逼著造假、投資浪費嗎？既然是讓利，直接給錢不就行了？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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