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農村社會學在發展中非常重視社會調查，堅持將認識鄉村中國作為開展調查研究的美好理想。從社區研究到區域社會研究和類型比較研究，社會學人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不斷探索，穿梭于“個案中的社會”與“社會中的個案”研究之間，為實現通過微型社會研究認識中國社會總體圖景的目標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案例研究可以連接經驗和理論，通過分析與概括，獲取累進性知識和突發性知識，推進理論的傳承與發展。農村社會學研究立足中國實踐，基于調查經驗，在歷史發展的脈絡中形成的“經驗—理論比較與重構—經驗”和“經驗—理論提煉與創新—經驗”兩條循環進路，可以為認識和改造鄉村中國，推進社會學本土化發展，提升國家軟實力提供認識論和方法論支撐。
中國農村社會學在發展中形成的一個重要傳統是開展社會調查。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的成果不斷涌現。1925年，美國社會學家葛學溥利用1923年親身到廣東省潮州市鳳凰村短暫調研的材料，結合1918~1919年其學生調研收集的材料，正式撰寫出版《華南的鄉村生活——家族主義社會學》一書。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國本土社會學家李景漢、楊開道、陳翰笙、費孝通等相繼推出一系列有影響的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作品。在當時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和國內政治形勢下，中國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從一開始就承擔著“何以認識鄉村中國”的歷史使命。長期以來，農村社會學始終不忘使命，在扎根田野開展農村調研的基礎上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本文試圖從認識鄉村中國的視角對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的成果進行再分析和再闡釋，從理想與現實的穿梭中尋找中國農村社會學發展的初心、現狀及未來。
一、從社區到區域：研究單位的上移
社區研究在中國農村社會學發展史上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是中國社會學發展中積累形成的重要學術資源。在中國社會學界，最早倡導社區研究的學者當屬吳文藻先生，他提倡將社區研究作為理解中國社會整體狀況和開展社會學實證研究的主要方法。作為社區研究的奠基人，吳文藻對社區研究的價值寄予厚望，希望能夠以此達成對中國現實總體性問題的關懷和理解。然而，吳文藻的社區研究只是一種抽象的文化研究，該研究中的“社區”尚不能構成一個研究單位的概念，他本人也沒有相關的社區研究作品留世。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一些研究機構推出了一系列社區研究的作品，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為代表，如1927年陳煥錦撰寫的《進讓村調查》、1932年萬樹庸撰寫的《黃土北店村的研究》和1934年蔣旨昂撰寫的《盧家村》等。1939年，費孝通撰寫的《江村經濟》正式出版，標志著社區研究方法的成熟和成功。馬林諾夫斯基評價該書為“人類學理論和實地調查工作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其價值主要體現在“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研究整個中國的縮影”。在費孝通看來，“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通過村落研究來認識鄉村中國，也就成為社區研究的理論旨趣。由此，社區研究將“小村落”和“大國家”關聯起來。
傳統社會里的村落是一個地域界限清晰，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和封閉性的社會文化單位，自然成為研究者認識中國的一個理想的微型社會。但是，中國是一個歷史文化悠久、地域廣闊的國家，不同區域間社會的差異極大，單個村落研究是否能夠代表整個中國社會，一個“小村落”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會”呢？弗里德曼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村落功能的整體性不足以呈現文明大國的特點，社區不是社會的縮影，要認識中國需要將研究單位上移，做更大范圍的研究。其實，中國學界很早就開始關注超越村莊社區的研究單位。1928年，楊開道等人帶領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師生開展了“清河調查”，推出了《一個市鎮調查的嘗試》《清河市集的經濟研究》等系列作品；1934年，楊慶堃完成《鄒平集市研究》；1936年，李有義撰寫《山西徐溝縣農村社會組織》。但是，由于這些作品多沒有公開出版，或是在改革開放后沒有再版，嚴重影響了其學術傳播。
從社區到區域研究，弗里德曼主張以宗族而非村落作為基本單位來研究農村社會。他提出在學界產生深遠影響的宗族分析范式。在福建和廣東等中國東南地區，宗族是超越村落存在的單位，既可能與村落重疊，又可能大于或小于村落。不僅宗族內部具有豐富的血緣關系、財產關系和權力關系，而且宗族與宗族之間還存在著聯姻等關系，由這些復雜關系所構成的宗族網絡就可以展示區域社會的全貌。同時，通過族內子弟入仕為官，宗族還能勾連起與國家的關系，并在國家的支持下，在地方自治單位獲得自治權限。隨著宗族的發展和宗族網絡的復雜建構，宗族自治的權力持續增長，甚至能夠成為抗擊國家干預的組織力量。受邊陲社會、灌溉水利和水稻種植等因素影響，宗族社會模式能夠自成一體，對認識中國東南沿海和華中地區的區域社會性質都有幫助。
施堅雅則在楊慶堃的《鄒平集市研究》基礎上，結合四川等地的調研經驗，建立起分析中國社會的市場理論。施堅雅認為，農民生活的社會區域的邊界不是由他所居住的狹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所屬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定。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單元是以集鎮為中心、包括大約18個村莊在內的、具有正六邊形結構的基層市場共同體。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與農民的婚姻圈和社會交往圈及秘密會社分會、廟會的董事會等各類團體或組織的活動區域高度重疊。并且，基層市場區域的度量衡、方言、習慣、農民娛樂方式大體一致。因此，基層市場共同體就是位于農民與國家、村莊與國家之間的兼具獨立性和自主性的“社會”。與華南地區和四川盆地不同，在關中地區，廟與廟會對農民具有遠比宗族和基層市場重要的現實價值。受自耕農為主、人地關系緩和、干旱災害頻發等因素的影響，關中農村出現了村村都有廟和村村都舉辦廟會活動的現象。廟會具有集市交易和村民祈雨等經濟社會功能，廟會活動的人員參與范圍超越村落，但與以村落為中心的婚姻圈高度重疊。因此，廟與廟會就成為關中農村區域社會秩序整合的中心。此外，杜贊奇提出的“權力的文化網絡”的分析概念，豐富了學界對二十世紀上半葉華北鄉村的認識。
只會過程性發問的學者到最后往往得靠照貓畫虎來解救自己。以上有關土改運動的第二類發問方式就是一個例子。這位青年學者聲稱他想研究土改運動發展過程中的情感動員，說明他讀過裴宜理的關于中國革命中的“情感工作”的著述，甚至還可能讀過美國學者通過引進情感視角來批判建立在理性選擇假設基礎上的政治機會理論的研究。但照貓畫虎式發問最大的弱點就是視角過于機械。該學者大概沒想過，情感和理性選擇是人類行動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側面，簡單強調任何一個側面其實都意義不大。就美國的社會運動發展來說，一個更有意義的問題應該是：為什么情感能驅動美國早期社會運動的發展，而那時候的學者也更強調情感的重要性，但到了20世紀60-70年代后，美國的社會運動越來越受到組織者的理性策略驅使，而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理論也在美國取得了主導地位。該學者可能也沒想過，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的問題意識不可避免地受美國本土學術脈絡的影響， 但對我們來說，中國革命仍然與今天的社會方方面面血肉相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么能亦步亦趨地照搬美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呢？話說回來，這類發問方式雖然無趣，卻很保險。試問哪個集體行動中沒有情感成分？無趣的人也可以從土地改革的檔案里找出一些與“情感”有關的資料拼湊出文章。國內外社會學專業期刊中不少文章其實都接近于此類，原因就在于這種學問容易模仿。
改革開放以后，恢復學術生命的費孝通不斷擴大社區研究的領域，將村落研究逐漸向小城鎮（城鄉接合部）研究、縣域研究和經濟發展區域研究延伸，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論斷。沿著研究單位上移的思路，鄉域（鎮域）和縣域研究逐漸興起。2007年，吳毅出版的學術專著《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將分析單位從村落提升到鄉鎮，為人們呈現了一個華中小鎮豐富而又復雜的鄉村政治生態圖景，加深了學界對鄉村政治的認識。王春光則建議要加強縣域社會研究，他認為市場化、工業化和城市化形塑了縣域社會形態，既為縣域社會注入了現代性和開放性，又兼容了傳統性和鄉土性，使縣域社會成為兼具歷史傳統和現代文明的社會體系，能夠有效連接起個體、家庭、村落、鄉鎮與更宏觀的社會。同時，縣域社會研究還可以拓展社會學的社區研究傳統，是一個值得挖掘的學術富礦。然而，相比村落和鄉鎮研究，縣域研究的難度要大得多，前者既能夠采用過程—事件分析方法，又能夠采用結構—制度分析方法，而后者則適合制度性分析，致使縣域研究的作品相對較少。
研究單位從社區上移到區域社會，至少具有三個方面的價值：一是有助于拓展社區研究的空間和領域，增強社區研究的生命力和解釋力。二是將村落放置到區域社會中進行觀察，村落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區域社會的一部分，可以呈現更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文化結構，使研究者對局部的認識更接近整體。三是區域社會既有國家的影子又有村落存在和農民活動的痕跡，可以連接國家與村落、國家與農民。但是，無論將區域社會的“區域”上移到哪個層級，區域還是“擴大了的社區”，仍然是整體的組成部分，一個區域社會類型的建構只是幫助認識整體的一部分。同時，無論是宗族分析范式，還是基層市場共同體范式，都不過是將區域社會秩序形成的主要變量進行凸顯，或強調社會因素中的宗族關系，或強調經濟因素中的市場關系，以此來統合其他次要變量，而難以將其他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因素納入分析框架，從而減損了理論的闡釋能力。
二、從社區到類型與類型比較：異質性視角的引入
面對弗里德曼對村落社區研究代表性的質疑，費孝通認為，《江村經濟》只是走出社區研究的第一步，接下來需要開展的是社區比較研究。江村的價值在于，它構成了一個理解村落社區的理想類型，而通過更多的基于村落社區理想類型的建構和累積，才可以達到認識中國社會總體形態的目標。沿著社區比較的研究思路，費孝通和張之毅在對祿村農田、易村手工業、玉村農業和商業進行深度調研的基礎上推出社區比較研究的經典讀本《云南三村》。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社區研究再次興起，新的研究作品不斷推出，但多為單個村落的研究，如王銘銘的《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和毛丹的《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關于尖山下村的單位化的觀察與闡釋》等。1988年起，陸學藝和王春光先后主持一項持續至今的大型“全國百村調查”，希望承繼社區比較研究的學術傳統，通過不同類型村落的田野調查，記錄急劇變遷中的各種村莊形態，以此認識整體意義上的中國鄉村。為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有“中國百村調查”叢書，其中包括陸學藝的《內發的村莊》等。此外，蔡昉和張曉山擔任主編出版有“中國國情調研叢書村莊卷”，其中包括潘勁的《紅林村：一個京郊山村的經濟社會變遷》等。從社區研究到社區比較研究，重要的貢獻是引入異質性視角，根據村落社區性質的差異，將村落歸類，建構不同的社區類型，直到所有的村莊都能從現有的類型中找到參考坐標，從而形成對鄉村中國的整體認識。
其實，社區比較研究的貢獻已經超越村落社區研究，而異質性視角的引入更是為學界打開了另一扇大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費孝通在對經濟發展區域展開研究時，相繼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民權模式、僑鄉模式、珠江模式等，以模式研究的方式賦予類型研究以新的生命。費孝通在新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研究中將區域發展的經濟因素從包括地形、資源、所處方位等自然因素與人文、歷史、社會因素中抽離出來，作為主要的分析變量進行比較研究。
同時，在這一歷史時期，農村社會學研究試圖借鑒區域經濟社會史的研究方法，將區域不再看作邊界清晰的行政區劃，而是經由長期歷史文化積淀形成的具有內在相似性的區域。區域經濟社會史的研究者提出，“在‘國家’與‘民間’的長期互動中形成的國家的或精英的‘話語’背后，百姓日常活動所反映出來的空間觀念和地域認同意識，是在實際歷史過程中不斷變化的。從不局限于行政區劃的、網絡狀的‘區域’視角出發，有可能重新解釋中國的社會歷史”。從中可見，區域經濟社會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海外中國研究尤其是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和施堅雅的基層市場研究的影響。但是，他們在認識上已經不再試圖將基于區域社會的研究發現提升到認識整個中國的高度，而是將各個區域視為不同的類型，以區域類型的建構來認識中國。在中國鄉村，宗族、集市、廟與廟會等是普遍共存的現象，只是受到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因素影響，它們的存在價值對不同區域的農民有所不同，進而在區域社會秩序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因此，從認識論的角度看，這些研究均是選取影響區域社會秩序形成的主要變量，以此來統合其他影響變量，進而提煉理解中國鄉村區域而非整體經濟社會的理想模型。如此，學界通過持續建構各種不同的區域經濟社會類型，就可以逐步達到認識中國鄉村社會全貌的目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曹錦清等人提出，把全國劃分為若干個文化生態大區，選擇典型鄉村進行調研、分析、比較和綜合，進而形成對中國社會文化現實的整體性認識。
2005年開始，賀雪峰提出，從農民行動單位的視角認識鄉村治理的區域差異。他認為中國鄉村治理呈現的區域差異現象既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和行政推動力量有關，又與不同農村地區的社會文化狀況有關。在傳統中國鄉村，家庭構成農民第一層次、也是最基礎的認同與行動單位，村落或宗族構成農民普遍的第二層次或超越家庭的最重要的行動單位。隨著現代性的入侵，農民第二層次的行動單位發生重要變化。從村落和宗族演化的具體形態劃分，當前，農民行動單位可以歸納為聯合家庭、小親族、戶族、宗族、村民組、行政村等類型。農民行動單位不同，所在村莊的價值生產能力和農民集體行動的能力就會有不同，對鄉村治理的影響也有較大差異。以村級負債為例，全國各地的農村都面對同樣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壓力，而村級負債卻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農民的行動單位不同，組織起來表達自身意愿的能力就有差異，其對地方官員實施政策的決心與謹慎程度的影響力也有不同。從整體上看，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越小、集體行動能力越弱的農村地區，村級負債就越多。進一步講，不僅是村級負債，農民行動單位的差異，還會影響農民負擔水平、民間糾紛發生頻次、村莊糾紛調解能力、鄉村精英參與村莊政治意愿等鄉村治理現象。
隨后，賀雪峰整合已有的農民行動單位的研究成果，從村莊社會結構差異的視角論述其對中國鄉村社會全貌的認識。華南地區村莊的農民多聚族而居，宗族意識較濃，一致行動能力較強，是一種團結型村莊；華北地區的村莊多存在若干個以血緣關系為基礎、彼此競爭的小親族，而不同小親族之間的合縱連橫是影響村莊社會秩序的基本力量，是一種分裂型村莊；長江流域的村莊，普遍缺乏超越家庭的農民行動單位，原子化程度很高，屬于分散型村莊。全國各地的村莊基本可以歸至上述三種類型，從而形成南北中國的理想圖景。南北中國的劃分，打破了學界主要依據經濟發展水平將中國劃分為東西或東中西的分析傳統，豐富了學界對中國社會區域差異的認識。沿著南北中國的劃分，有學者從農民自殺機理方面呈現該理論在實踐中的魅力。
筆者認為，類型與類型比較研究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貢獻：一是引入異質性視角，關注建構不同類型的村落社區、開展社區比較研究、在認識中國社會總體形態上的價值；二是將社區作為類型建構的原型，進而可以將“擴大的社區”也納入類型建構的研究視野中，為挖掘華南地區宗族、四川盆地基層市場和關中平原廟與廟會等區域社會類型研究的整體價值提供新視角；三是為遴選確定能夠統攝其他變量的關鍵變量（如農民行動單位），從“一主多次”的維度構建和理解各個區域的社會類型，進而為描繪中國社會總體形態提供新思路。但是，類型與類型比較研究仍有不足：其一，社區與區域社會的類型是否能夠窮盡？其二，隨著中國鄉村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不同社區與區域社會間的差異程度逐步縮小，這種取主要變量以統攝其他變量的分析方法如何凸顯應用價值？
三、個案中的社會與社會中的個案：回歸案例研究
如上所述，區域社會是“擴大了的社區”，類型的建構基礎是村落社區或區域社會。因此，區域研究和類型研究的本質均是社區研究或“擴大了的社區”研究。弗里德曼認為費孝通的社區研究試圖描繪中國社會總體圖景是犯了“最典型的人類學謬誤”，即便是不同社區的比較研究，也只是堆積地方社區的樣本，不能增進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事實上，這一批判同樣適用弗氏開展的宗族網絡研究。宗族分析范式適用于華南地區，卻并不適用于四川盆地、關中平原和長江流域等區域。歸根結底，社區、區域和類型研究的本質是個案研究。因此，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必須正視個案在認識中國社會中的代表性問題。
個案是否能夠認識作為整體的社會，或者說“個案中的社會”作為一個命題能否成立？支持者認為，社區作為更大的社會體系的局部，不僅有整體的“形”，而且還在自身的形成中融入了整體的“質”，所以考察局部就意味著考察整體。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發展起來的人工克隆技術，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給社會學研究帶來了啟發。1996年，克隆綿羊“多莉”的誕生，意味著一個普通的體細胞包含著一頭羊的全部遺傳信息。如果將克隆技術套用到社會科學領域，社會中的一個基本單元就包含整體的全部構成信息。為此，石英提出用社會全息論闡釋其中的社會機制：既然個案包含社會中的全部構成信息，通過個案研究就能認識整個社會。當然，雖然一個體細胞可以克隆出羊，但是克隆羊只具有羊的基本特征，羊與羊之間仍有差異。因此，社會全息論視野下的個案研究讓學者有機會勾勒社會的基本架構。從本體論的角度講，個案中包含社會的基本架構。而從認識論的視角講，“個案中的社會”研究的價值取決于研究者能否用科學歸納的方法認識或接近認識社會的基本架構。
然而，從個案中直接認識社會具有難度。人類學采取的研究策略是將調查研究的時間拉長到1年以上，通過浸泡在經驗中以長周期的觀察認識社會。社會學中的類型研究，則采用多案例比較分析的研究進路，通過對多個社區或區域社會的比較研究，逐步歸納作為整體的社會的基本架構。在這個方面，華中鄉土派提出的飽和經驗法具有實際操作價值。華中鄉土派主張研究者在正式開啟學術研究前，應有8~10個省，每省1~2個村，每村不低于15天的駐村調研經歷。在駐村調研期間，研究者應關注村莊作為社會的全息特征，需對村莊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個層面的情況進行整體調研。研究者在調研歸來后，均需撰寫村治模式。村治模式是對村莊人民生活和村莊治理邏輯的各個主要側面及不同側面相互邏輯關系的全面刻畫。首先，研究者通過在村莊內部提問題并在村莊內部回答問題的方式，深入理解村民生活的自洽邏輯和村莊治理的內在機制。然后，研究者通過對多個地區村莊的全面比較研究，就會發現在中國鄉村社會，不同區域農民行動單位不同，同樣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實踐過程、機制與效果方面有差異。最終，研究者通過聚焦差異的比較研究，既可以深化對社會基本架構的一般認識，又可以認識中國鄉村的細微結構差異，從中抽離影響不同區域農民生活和村莊治理的主要變量，從而以多個微型社會的研究建構對宏觀社會的理解。
賀雪峰提出的農民行動單位的研究，即是在遵循上述村莊與區域社會比較研究思路的基礎上，為團結型、分裂型和分散型三種村莊類型的構建提供理論基礎。由此，多案例比較研究為學界提供了一種認識中國社會的重要方法，實現了通過（多）個案看社會的目標。然而，通過多案例比較研究發現的理論是否具有解釋力，還需要回到經驗、回到新個案進行判斷。該理論如果能夠不斷詮釋新的個案，詮釋新的經驗現象，就說明其具有實踐解釋力。如上所述，村級負債的區域差異即可以用農民行動單位理論解釋。再以農民自殺研究為例，南方區域的村莊是團結型社會，宗族的影響力較強，父權制特征明顯，子代對親代以及妻子對丈夫都表現出依附性特征，導致農村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女性在家庭權力結構中處于劣勢、成為自殺率偏高的群體；北方區域的村莊是分裂型社會，村莊內部小親族之間高度競爭，中年人需要帶領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過上不比別人差的“好日子”，導致不堪重負的中年人成為該區域自殺率偏高的群體；中部區域的村莊是分散型社會，缺少超越家庭的血緣連接紐帶，人際關系包括親代與子代關系的理性化程度普遍較高。由于子代經濟獲取能力高于親代，子代相比親代在家庭權力結構中處于優勢地位，導致該區域的農村老年人更易選擇自殺行為。由此，以農民行動單位為基礎的區域社會研究，提供了一個認識中國鄉村社會總體圖景的理論視角。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且區域間差異明顯的大國，這既是學界的共識，又是人們普遍接受的常識。社區研究和“擴大了的社區”研究，符合社會全息論的理論主張，能夠以小見大、以局部看整體，幫助認識社會的基本架構。因此，從理論邏輯上講，經過不同社區或區域社會的比較研究，從一定數量的個案中歸納社會的基本架構，找到主要變量，就可以統合對社會的整體理解，實現“個案中的社會”的研究目標。進而，如果能夠運用建構的“社會”的基本架構認識每個新個體，驗證“社會中的個案”成立，就意味著這樣的研究路徑是認識中國社會總體圖景的可行方式。但是，正如人口克隆技術，由A的體細胞克隆出來的A+雖然具有與B和C一樣作為同一個物種的基本特征，但是A+卻不可能在樣貌特征和性格特點等方面與B和C相同，甚至與A也會具有差異。所以，經“個案中的社會”研究到“社會中的個案”研究，實現的目標是認識中國社會總體圖景的基本架構，而不是血肉豐滿的整體。從這個意義上講，個案研究可以回答代表性問題。顯然，要通過這樣的路徑實現認識中國社會總體圖景的目標，需要依靠學術共同體的長期合作與持續努力。
四、調查研究與理論創新：超越案例研究
以費孝通的江村為代表的社區研究和以弗里德曼的華南地區宗族網絡為代表的區域社會研究均是個案研究，但是個案研究并非都是社區或區域社會研究。上述的個案研究將社區和區域社會視為中國鄉村社會的基本構成部分，其學術旨趣是通過微型社會研究實現認識中國社會總體圖景的目標，從而使個案獲得超越案例本身的價值。但是，個案研究還可以直接與理論研究關聯起來，通過個案進行理論的啟發、檢驗或建構，為從理論上認識鄉村中國提供另外一條研究進路。格爾茨認為，個案研究可以超越“從小地方捕捉大世界”的認識前提，通過“深描”個案所蘊藏的特有形態，對個案進行分析與概括，以加深對理論的反思性理解，進而形成新的理論認識。在“以微見宏”目標導向下的社區和區域社會研究中，個案的代表性受到質疑，但是，理論導向下研究的個案不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宏觀社會的微觀縮影，而是主要作為一個分析對象。個案研究是質性研究，而質性研究方法中的案例不具備統計學意義上的樣本屬性。個案研究要求個案具備典型性，通過個案研究尋找典型性，進行擴大化推理，從中提煉具有更廣解釋力的一般性理論、或修正和擴大“普遍規則”的邊界。這使個案研究得以走出“個案”，成為“擴展個案”研究，從而走向宏大場景，達到擴展個案法進行理論重構的研究目的。
從典型案例出發的個案研究是一項為認識社會總體圖景提供可能性解釋的科學活動。渠敬東認為，個案研究可以綜合運用人文地理志、制圖術、人口志、歷史編纂學、傳記學、語詞編纂學等各類民族志方法，以典型案例的“事件化”過程分析，激活原本蟄伏的各種社會因素，使社會建構得以在各要素的頻繁互動中持續進行，從而展現社會存在的復雜性和豐富性特征，厘清一系列事件相繼發生的邏輯鏈條，發現鏈條形成與發展中的主導性社會機制，最終通過結構化的方式呈現社會的總體圖景。雖然“邁向社會全體的個案研究”所呈現的仍然不是完整的圖景，但能使個案研究成為一種認識整體社會的可行途徑。因而，該路徑中個案研究的學術價值在于理論層面：基于個案發現的理論，進行擴大化推理越成功，該研究的科學性越強。
理論導向下的案例研究主要為專題研究，旨在通過對某一專業領域典型案例的“過程—事件分析和結構—制度分析”發現案例背后潛藏的理論。案例研究的目標，不是深描案例呈現的故事，而是產出知識。案例分析，需要遵循認識活動共享的一般邏輯和原則，挖掘表面背后的本質關聯，并與一般性知識建立聯系，使具體的案例可以和現有知識形成對照，推進知識更新，并在相關知識體系中獲得累進性位置。個案研究的知識產出，既可以是“突發式”的，也可以是“累進式”的，但產出的知識都是一種“情境性理論”，其價值體現在所產出知識能否嵌入相關研究的學術傳承脈絡以及嵌入的程度。因此，案例研究，需要在與前人提出的理論進行對話、辯論、再闡釋的基礎上，深化人們對相關實踐的認識，凝練內涵更豐富、經驗闡釋能力更強的新理論。
然而，在當下中國，西方理論仍是指導案例研究的主要理論。西方理論是基于西方經濟社會發展實踐，經過分析與概括提煉出的“地方性知識”。應該以什么樣的標準，持何種態度認識西方理論在中國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中的“指導地位”，是研究者無法回避的問題。受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價值中立思想影響，學者們從事社會學研究需要將價值中立作為最基本的方法論準則，在研究中保持中立態度。但是，要真正在研究中做到價值中立實非易事。周黎安認為，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中，西方理論的功能可以分為三類：一是作為分析基準，通過對比中國現象與該基準的差異，從中發現中國的特色；二是作為預測基準，通過將西方理論中蘊含的發展指向套用于中國實踐，分析認為中國發展最終也將走向這個基準所預測的方向；三是作為價值基準，將西方基準所描述的狀態視為理想狀態，然后根據這個基準反觀中國實踐，認為任何與其產生的偏離都是需要糾正的問題。從中可見，如果將西方理論作為預測基準和價值基準，就會使研究帶有強烈的批判意識和價值指向，忽視中國經驗具有的獨特理論價值，使理論與經驗失去對話的可能，不利于通過調查研究真正地認識中國社會。即便將西方理論作為分析基準，也會使西方理論導向下的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受到質疑。作為中國學者，如果將西方理論視作“地方性知識”，以其為基準分析中國實踐，就不能滿足于從比較分析中發現中國的特色或用中國經驗證實和證偽西方理論，而應該有基于中國發展實踐提出更高層次理論的追求目標。
面對急劇變遷的世界，任何理論都難以成為真理，社會科學研究不能依賴從理論到假設、再到經驗證據、最終返回到理論的常規研究進路。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更不能以西方理論作為基準展開邏輯論證，而應該扎根田野，從實踐出發，通過案例和多案例比較研究推進理論創新。其中，學界在長期研究中形成的以下兩個調查研究傳統值得重視：一是“經驗—理論比較與重構—經驗”的循環研究傳統。黃宗智認為，應將現有的理論當作問題，從經驗證據出發，根據精準的經驗研究，對現有不同流派的理論進行取舍、對話、改造和推進，提出更符合經驗實際的概括（新理論），再返回到經驗和實踐世界中檢驗。同時，他提出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認識論的屏障，繼承中華文明的核心道德觀，通過與西方啟蒙時期形成的“實用理性”和“絕對命令”等黃金規則進行對比，尋找雙方的共同性，以此為指引建立一個新型的話語體系，以具有前瞻性的實踐社會科學研究推動中國建立有自主性的社會科學。因此，理論導向下的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既要回應理論研究的價值問題，又要處理理論與經驗的關系問題。正如費孝通將其一生學術研究的基本追求定位為“志在富民”一樣，社會學人不管是從事狹義的案例或多案例比較研究，還是從事廣義的經驗研究，都應該沿著前輩學人開創的學術傳統，積極以理論創新回應中國發展的時代關切，服務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由此，社會學調查研究才能基于中國實踐，創造性地理解各種“地方性知識”，構建更富東西方文明包容性的理論。
近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正是在不斷回應時代關切中持續推進理論創新，與時俱進地為革命和建設實踐提供理論指導。二十世紀初，青年毛澤東就非常重視農村調查研究。1917年夏天，毛澤東以游學的方式到湖南長沙、安化等五縣農村開展了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從1925年到1927年，他先后基于農村社會調查經驗撰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專題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開展研究，為革命找到了符合中國實際和現實需要的指導理論。后來，毛澤東在《關于農村調查》中提道，他雖然是從書本中了解到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但是從書本中只取了“階級斗爭”四個字，而其對中國鄉村階級斗爭問題的認識則來自農村調查實踐。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而組織農民的關鍵是組織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和手工業工人。他認為要將農民從地主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四條繩索的束縛中解救出來，使農民成為中國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在隨后的革命道路中，毛澤東堅持反對本本主義，從實踐出發，不斷開展調查研究，持續豐富黨的階級認識和農民理論，最終帶領中國人民以農民革命的方式贏得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建設實踐，基本上沿用革命時期形成的階級理論和分類治理理論作指導。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21世紀初期，隨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黨的農村政策發生重大調整，富人治村現象日益增多。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積極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近年來，隨著脫貧攻堅戰的深入開展，精準扶貧政策成為黨和國家在新時期送福利下鄉、改善與貧弱農民關系的核心舉措，取得了良好的實踐效果。從中可見，中國共產黨在長期實踐中，關于農民問題的理論認識不斷深化。
二是“經驗—理論提煉與創新—經驗”的循環研究傳統。中國農村社會學在長期發展中還形成了從經驗出發，到理論提煉與理論創新，再到經驗中循環往返論證的研究傳統。該傳統的研究成果首推《江村經濟》。費孝通在這本書中，沒有用一個成熟的理論統領全書，而是基于人類學的經驗觀察提出了諸多理論創新點。比如，他打破當時農村研究主要關注種植業的理論認識，提出了農村經濟是由種植業和手工業共同組成的新觀點。由此開始，他在后續的中國紳士研究中，提出了農民家計模式理論：農民的家庭收入既包括種植業的收入，又包括手工業的收入。資本主義國家轉嫁經濟危機，將過剩的工業品向中國市場傾銷，嚴重打擊了中國鄉村手工業，使農民家庭失去手工業收入而走向破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社隊企業轉型，鄉鎮企業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機會，農民居家就能夠獲得一份非農就業收入。正是因此，費孝通非常重視鄉鎮企業的發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的家庭收入結構發生了重大變遷。到2015年，工資性收入在農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經超過農業經營性收入。由此可見，家計模式理論具有跨時代的解釋力，中國革命和發展的實踐沒有使農民家庭完全依靠農業或依靠工業。農民家庭依靠亦工亦農雙份收入的兼業模式，既支撐著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又支撐著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發展，從而打破了西方理論對農民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發展道路的認識。
上述兩種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的傳統能及時總結新的生動實踐，不斷推進理論創新。二者相同的地方，一是以“改造中國”為“認識中國”的目標，具有明確的目標導向；二是將實踐放在理論創新的首位，重視中國人民生活實踐的價值，從實踐中提煉理論，使理論更契合中國實際、富有中國特色；三是不迷信理論，能夠洞悉知識的生產邏輯，在經驗與理論的循環往復中發展理論，使理論能夠與時俱進地回應時代關切。二者的差異突出表現在：前者是革命派的思維，始終明確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要求透過現象看本質，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服務；后者是改良派的思維，要求立足中國持續發展的豐富實踐，創造性地提出并不斷傳承、發展和完善相關理論，為推動城鄉社會有序發展服務。
五、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在理想與現實的穿梭中迎來時代機遇
近代以來，中國逐漸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諸方面受到嚴重沖擊，陷入總體性危機的泥潭。作為一個農村人口占絕對多數的國家，“中國鄉村向何處去”關系著中國的出路和發展問題，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以梁漱溟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深入農村開展鄉村建設運動，通過參與式觀察和行動研究發現：西方文化的輸入、國內興起的維新革命和民族自救運動都在破壞鄉村，只有“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即建設新的禮俗”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以費孝通為代表的學院派，通過持續開展農村社會學調查，不斷總結提煉新理論，分析認為：只有在發展家庭工業的同時，推動以農民合作為基礎的鄉土工業發展，才能推動中國經濟復興；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則從農村調查中汲取資源，研究提出：中國的基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解決土地問題。從中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開展農村社會調查，認識鄉村中國，不僅是為了討論鄉村的發展問題，還是為了探討中國的未來。鄉村建設派提出的諸多觀點對21世紀以來的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實踐有啟發，學院派的研究推動了中國社會學本土化的發展，而在“救亡圖存壓倒一切”的國際國內形勢下，毛澤東等人的農村調查研究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隨著社會學學科的恢復發展，費孝通等一批知識分子重新深入農村，開展鄉鎮企業、小城鎮建設和農民家計模式等研究，為改革開放后的鄉村發展提供理論指導。到90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開始與國際接軌，開啟了學術規范化改革的新時期。隨著西方社會學理論的批量輸入，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中經驗與實踐的重要性逐漸讓位于理論。于是，以西方理論為基準，分析中國經驗、預測中國未來、批判中國現實的研究開始占據主導位置。當然，在這一時期，社會學人在認識鄉村中國的道路上依然取得了不少成果，推動著農村社會學的發展。但是，整體來看，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一樣，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發展，未能為中國鄉村發展提供一套成熟的理論解釋框架，對中國發展經驗的詮釋力有限。這反映出學界在西方理論的沖擊和學科規范化發展的壓力下，缺乏學術自信和文化自覺意識，將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的發現置于西方理論框架下進行思考，關注中國經驗“證實”抑或“證偽”了什么，而非從調查經驗出發，從知識生產的角度，致力于發現經驗的理論價值。
新時代呼喚中國社會科學快速發展。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詮釋中國經驗，變“理論輸入”為“理論輸出”，提升國家軟實力，是社會學人需要面對的重大挑戰，也是推進理論創新的重大機遇。近些年，有關社會學本土化發展問題的討論日益增多，反映出社會學人的學術自覺和學術自信意識正在增強。農村社會學需要回到本土化發展的初衷，立足中國實踐，持續開展調查研究，堅持做中國本位的經驗研究，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就當前的形勢來講，一是廣義的社區研究和社區比較研究進入新時代。廣義的社區研究旨在以局部社會研究達到認識中國社會總體圖景的目的。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村落社區和區域社會在發生質的變遷：一方面國家政權建設的持續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推進，使權力、市場和技術等現代性因素滲透進人們的生產生活，影響并改變人們的生產生活習慣，形塑他們的日常行為邏輯。隨著農村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民在村莊中就可以滿足最基本的消費需求，這消解著施堅雅基層市場共同體理論的解釋力；隨著社會主義新文化傳統的形成和國家權力對宗族、廟會等舊有社會組織的規訓，宗族網絡和廟會活動對人們的影響力在下降，這使已有的相關理論逐漸失去對現實社會的詮釋力。另一方面，村落社區和區域社會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的重要性持續下降，社會交往方式和人際關聯模式發生重大變化，家庭權力結構和代際倫理秩序不斷調整，鄉村社會性質正在發生質變。由此，村落社區和區域社會的趨同性特征處于不斷加強之中，“一主多次”的分析思路將在未來遭遇挑戰。同時，從認識歷史和當下中國的角度來講，村落社區和區域社會的研究材料日益豐富。這為通過比較研究，抽象一般性框架，構建更具包容性的理論，認識巨變中的中國社會創造了新機遇。
二是理論導向下的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需要持續回應中國發展的時代關切。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原動力。隨著人工智能、云計算、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中國正在與世界發達國家同步進入技術革命與人類社會變遷的新時代，而中國鄉村已進入“后鄉土社會”的發展階段。當前，農村社會學調查研究要不忘初心，將認識鄉村中國，改造鄉村中國，推進社會學本土化發展作為歷史使命：一方面承繼“經驗—理論比較與重構—經驗”的循環研究傳統，從實踐出發，關注中國鄉村經驗與西方現有理論之間的悖論，不斷重構與發展理論，推進知識的累積和理論內涵的擴容，為構建更具包容性和普遍性的社會學理論貢獻中國智慧；另一方面繼續堅持“經驗—理論提煉與創新—經驗”的循環研究傳統，立足中國實踐，進行分析與概括，不斷提出新的理論議題，凝練新的理論框架，形成基于實踐的本土化理論。隨著中國在全球化體系中的位置進一步從邊緣向中心轉變，這些看似“地方性知識”的理論，就會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不同的語言文本向外輸出，獲得深遠的學術影響。
作者簡介：趙曉峰，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2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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