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20多年前，我去俄羅斯訪問，當地專家反復提出一個問題：中國人口這么多，如何養活？當時的俄國人口不到中國的十分之一，面包尚是一個大問題。我親眼目睹商店的貨架空空和排長隊購物的場景。同樣是20多年前，美國學者布朗發表一篇重要文章《誰來養活中國？》，在他看來，隨著中國人從吃飽到吃好的轉變，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中國必然面臨糧食短缺，并會引發世界糧食危機。西方智庫學者總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勁頭。如今，中國人主要依靠自己養活自己。但布朗的警世危言總是會提醒著一個擁有十四億人的大國。如果說，20多年前，“誰來種地”是時代之問，那么在當下，誰（who）在種地，為何(why)種地，如何(how)種地，正在成為新的時代之問。
時間序是我們觀察問題的一種視角。在這一視角看來，時間是一個過程系統；這一過程系統分為不同時期并排列組合；不同時間序列面臨不同問題并需要依次解決。現代化是一個時間系統，分為不同時期。當下的中國正在由現代化早期向中期轉變，過往不是問題的問題，如今成為問題，而且是大問題，是系統性的大問題。
一、誰在種地？
面對這個問題，人們會脫口而出：農民啊！但我們知道，農民的定義有兩種：一是作為身份的農民，即英語中所說的“Peasant”。這個詞有農奴的含義，即人一出生便依附于土地，依附于土地的主人，即封建主。身份農民是與生俱來，別無選擇的。我們過往的農民都是如此，從一出生便是農民，是農民就得種地，不種地就沒有得吃，這是天經地義、日用而不知的慣習，誰在種地根本不是問題。但在現代化中期，誰在種地則成了問題。現代化是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導向的。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既是現代化的前提，也意味著城鄉差別。在現代化早期，面臨的是大量農村人口的生存問題，可以通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土地承包來解決，農民獲得土地就獲得生命。在現代化中期，面臨城鄉差距，人們有了更多選擇，農民離開土地有可能獲得新的生活。農民的后代并不是與生俱來只能種地，種地也不只是原有的土地的主人，這就是土地經營權的流轉。由此會產生一種以種地作為職業的農民，這就是英文中所說的“Farmer”。
當今，究竟是身份農民，還是職業農民在種地成為問題。
二、為何種地？
這個問題原本不是問題。為謀生存，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中國的文明史就是以土地展開的。過往講中國人“土氣”，實在是因土地而生。但是，到了現代化中期，人們愈來愈依靠與市場交換獲得生產和生活資料，為何種地便成了問題，這個問題就是“種地不賺錢”。種地的生產資料需要購買，種地的收獲要出賣，這之間的價格存在反差。我記得40多年前，一斤大米一角四分，如今價格漲了十倍，而當時的工資是50多元，如今漲了100多倍。
根據市場理性，人是趨利避害的。種地不賺錢必然導致農村人口離開土地，從事其他職業。一般來說，隨著現代化的推進，職業農民會愈來愈多，土地會愈來愈集中，總體上呈大國大農的趨勢。但是，中國是在一個大國小農基礎上推進現代化的，龐大的小農基數難以簡單依靠城市化加以消化。相當多數的農民對土地仍然有一種情感、一種預期，或者有一種無奈，是一種不得已的自我選擇。盡管種地不賺錢，他們也仍然要種地，這是歷史的巨大慣性，也需要決策者有足夠的歷史耐心。
三、如何種地？
這在過去也不是問題。用簡單的勞動工具與土地交往從而獲得勞動成果，數千年來都是這樣過來的。記得我當農民的五年時間，頭腦特別簡單，言語也很少，因為整天與土地交往，即“面朝黃土背朝天”。當下中國正進入現代化中期，除了土地規模集中以外，更重要的是土地的集約化經營。早在近百年前，美國學者卜凱高度關注中國的農業問題，他通過調查發現，中國的貧困在于農業落后，農業落后在于勞動的無限投入。盡管勞動投入可以精耕細作，但結果是人口增長。人口的無限增長與土地的有限增加成為基本矛盾，這種農業經營的結果是報酬遞減，即現在所說的“內卷”。卜凱因此強調必須改變過剩勞動替代資本的狀況，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只是傳統農業的改造需要大量投入，而在現代化早期，最缺乏的恰恰是資本和技術，更難以將其投入于農業。
在現代化中期，這一百年難題有了條件破解，愈來愈多的資本和技術開始進入農業。但其過程卻十分復雜，結果也不都是那么美妙。我的一位好友近年決定投資農業，專門去咨詢農業專家，得到的回復是：又來了一個往“坑”里掉的！為什么農業是個“坑”呢？現代農業是高效農業，或許也是高風險農業。問題在于如何承擔風險？
由此看來，誰在種地，為何種地，如何種地，在當下不僅是問題，而且是系統性的大問題，是國家高度關注的戰略性問題。問題是時代的呼聲，也是學術的先導。有了問題，就要弄清問題。要弄清問題就得實地調查。以實地調查回答時代之問。
（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教授、政治學部部長，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本文是作者2024年1月20日在“農業經營形態”全國調查項目培訓會上的發言，經作者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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