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能夠穩定和擴大食物供給，滿足人們多樣化食物需求的要求，促進農業食物系統轉型。本文運用大食物觀的思路，通過對相關政策、文獻和數據的系統梳理，分析我國在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上的主要做法，探討其不足，提出未來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的對策建議。研究表明，我國在提高國內糧食產量、保障重要農產品的供給、參與農產品國際貿易、樹立大農業觀和大食物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農產品供給與消費需求不匹配、食物消費多元化不足、國內農產品生產區域布局不平衡、國外農產品進口過度集中、農產品加工多樣化程度不高等制約多元化食物供給的障礙。為了更好地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應以大食物觀來統籌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生產，豐富優化食物生產和消費結構，拓寬擴大食物來源，合理布局農產品生產區域，拓寬農業食物系統全產業鏈，統籌利用好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關鍵詞：大食物觀；多元化食物供給；糧食安全；農產品；農食系統；食物系統
糧食安全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確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是鄉村振興、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強國建設的首要任務。近年來，我國糧食安全思路由傳統的數量安全觀向多目標的大食物觀轉變。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樹立大食物觀，發展設施農業，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2022年11月，“樹立大食物觀，發展設施農業，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作為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鄉村振興責任之一被寫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鄉村振興責任制實施辦法》第五條中；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樹立大食物觀，加快構建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植物動物微生物并舉的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分領域制定實施方案”。樹立大食物觀和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成為我國農業政策的重點，基于大食物觀來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與傳統糧食安全觀相比，大食物觀在強調主糧消費和數量安全的基礎上，更加關注居民食物的多樣化和健康屬性，打破了“食物主要來源于耕地”的傳統農業思維模式，提倡食物資源的多樣化，更加注重生態環境保護與資源可持續利用[1]。大食物觀體現了我國農業發展目標從側重糧食安全向糧食安全、營養健康、雙碳目標、韌性和共同富裕多元目標的轉變[2]。大食物觀為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實現食物供給來源的多元化指明了方向。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既是大食物觀內涵的具體體現，也是大食物觀的實現路徑。因此，本文運用大食物觀的思路，通過對農業、食物和營養相關政策、文獻和數據的系統梳理來總結我國在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上的主要做法和不足，并提出未來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的對策建議。
1、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的現實基礎
1.1 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是穩定和擴大食物供給的需要
學者們普遍預測未來我國口糧將繼續維持高自給率，蔬菜、水果和水產品基本滿足需求，但飼料糧的缺口將進一步增大，總體食物自給率將下降。根據OECD和FAO的預測，2030年中國小麥、大豆等食物合計的產需缺口規模為1.38億t，其中小麥產需缺口為1 020萬t，大豆產需缺口為1.078億t [3]。國內學者預測2030年玉米自給率將從2019年的98%下降至2030年的83%，缺口達5 300萬t；油料作物食油自給率、糖料自給率將從2019年的98%和82%下降至2030年的86%和66%；牛肉、羊肉和奶制品的自給率也將持續下降[4]。2035年我國的食物自給率將下降4~5個百分點，至90%左右，而2050年還將繼續下降3~4個百分點[5]；2035年我國的熱量自給率將從2019年的約76%進一步下降到約65% [6]。我國每年進口農產品相當于10億畝（約0.67億hm2）播種面積[7]。因此，我國迫切需要構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給體系來穩定和擴大我國食物供給，以滿足未來食物需求。
1.2 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是滿足人們多樣化食物需求的要求
傳統的糧食安全觀主要集中關注稻谷、小麥、玉米等谷物的供給能力，而隨著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居民食物消費升級，食物消費數量和多樣性整體增加，出現明顯的膳食結構轉型特征，包括大米、面粉等口糧占比下降、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占比上升、蔬菜占比下降、高能量和方便食品飲料增加等[8-9]。中國居民膳食消費水平與結構正在由溫飽型向全面小康型轉變，形式上表現為由“糧菜型”向“糧肉菜果”多元型和由傳統家庭烹飪型向現代便捷型轉變[10]。以“吃得飽”為主的糧食安全觀要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放心”的多元大食物安全觀逐步轉變，要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是滿足人們多樣化食物需求的要求。
1.3 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是農業食物系統轉型的需要
農業食物系統要向更加高產高效、營養健康、環境可持續、更具韌性、更具包容性的目標轉型已成為國內外共識[11-12]。農業食物系統轉型也是踐行大食物觀，實現食物安全多維目標的必要手段[2]。實現農業綠色發展，在執行嚴格生態保護紅線不可逾越前提下發展生態適應、經濟適宜、規模適度的大食物開發之路[13]，形成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這體現了農業食物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增強農業食物系統的韌性最根本的途徑在于不同的層面和食物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中的多樣化，特別是生產的多樣化[14]；多元化的食物供給體系通過食物類別、區域分布、生產模式等的多樣化，分散風險、化整為零和減輕沖擊強度，可以增強食物供應鏈應對沖擊的韌性[15-16]。因此，多元化的食物供給既可以滿足人們對食物數量和質量的需求，又可以促進食物系統的可持續性、韌性和包容性，實現農業綠色發展和雙碳目標，促進共同富裕。
2、我國多元化食物供給的主要做法
2.1 中央和地方合力增加國內糧食產量
我國提出了“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的糧食安全觀，確立了“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糧食安全之路。國家統計局定義中的糧食包括谷物、豆類和薯類三大類，其中谷物包括稻谷、小麥、玉米、其它谷物（如谷子、高粱、大麥、燕麥、蕎麥等）；豆類包括大豆、綠豆、紅小豆等；薯類中包括馬鈴薯、甘薯；口糧主要指大米和小麥。我國糧食中的谷物與國際上的谷物概念一致，但我國的糧食覆蓋的作物種類要明顯超過谷物，尤其是我國把大豆納入了糧食的范圍。2015年起，我國啟動馬鈴薯主糧化戰略，推進把馬鈴薯加工成饅頭、面條、米粉等主食，把馬鈴薯作為小麥、稻米、玉米三大主糧外的第四補充。有學者以小麥、稻谷、玉米、大豆、大麥、高粱構建“綜合糧食”的概念[17]，我國糧食的寬口徑實質上也是多元化食物供給的體現。
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壓實地方政府在糧食安全方面責任的政策。1994年國家開始實行“米袋子”省長負責制；2014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建立健全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若干意見》；2015年國務院印發《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考核辦法》；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實行糧食安全黨政同責”，2021年新修訂的《糧食流通管理條例》中明確規定“糧食安全黨政同責”；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牢牢守住十八億畝耕地紅線。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動下，我國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與主要農產品供給能力顯著提高。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糧食總產量從1978年的3.05億t增加到2022年的6.87億t，年均增長1.86%。人均糧食占有量從1978年的319 kg，增加到2022年的486 kg，年均增長0.96%。我國糧食安全保障水平已經步入常態安全型，未來可考慮將糧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擴展和延伸，把提高食物自給能力納入國家戰略，全面實施“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食物保障可靠”的食物安全戰略[6]。
2.2 實施“菜籃子”等工程來保障重要農產品的供給
除了糧食之外，我國也特別注重對肉油糖、禽蛋奶、果菜魚等重要農副產品的供給保障，這其中的重點是實施“菜籃子”工程。1988年農業部提出《關于發展副食品生產保障城市供應的建議》，即實施“菜籃子工程”以解決城市副食品供應問題（包括肉、禽、蛋、奶、魚、蔬菜），核心在于因地制宜的“劃片”組織生產和供給，“菜籃子工程”于1989年開始正式在全國實施[18]。1994年時任總理正式提出“菜籃子”工程實行市長負責制[19]。2001年農業部發布《關于加快畜牧業發展的意見》，支持畜牧業結構和布局的調整等[20]。2017年國務院印發了《“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辦法》，相關部委也聯合出臺了《“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考核辦法實施細則》。
1978—2021年我國人均糧食產量的增長速度要低于人均其他重要農產品產量的增長速度；在各類重要農產品中，牛奶、水產品、豬牛羊肉的增長率相對較高。分時期來看，從改革開放到加入世貿組織間，人均糧食產量的增長率相對要低，但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人均糧食產量增速相對以前要更快；而其他重要農產品的人均產量呈現出相反的趨勢，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前，這些重要農產品的人均產量增長相對較快，而之后增長相對較慢。
2022年國家實施大豆油料產能提升工程，大豆自給率提高3個百分點，食用植物油自給率提高1.6個百分點。《“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提出通過發展現代畜牧業、加快漁業轉型升級、促進果菜茶多樣化發展來保障糧食之外的其他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也提出棉油糖膠生產能力建設、動物防疫、生豬標準化養殖、草食畜牧業提升、奶業振興工程、水產養殖轉型升級、漁船更新改造和漁港建設等重要農產品安全保障工程。
2.3 大量進口國際農產品彌補國內產能不足
我國在2004年開始成為農產品貿易逆差國；在2011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據海關統計，2022年我國農產品進口額為2 360.6億美元，2002—2022年間農產品進口金額年均增長15.87%；2022年我國農產品出口額為982.6億美元，2002—2022年間農產品出口金額年均增長8.85%。
2022年我國進口農產品數量最多的是大豆和玉米，這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內飼料糧的需求；進口的稻谷與小麥多以高品質為主，主要用于滿足不同人群對主糧的多樣化消費需求；此外，我國食用油和食糖也需要進口來滿足需求。2022年我國出口農產品中以水海產品、蔬菜和食用菌、干鮮瓜果及堅果等優勢農產品為主，但主要出口農產品的增長數量和速度要明顯低于主要的進口農產品。
從進口多元化的角度上看，2001—2019年我國糧食進口來源國在數量上明顯增多；稻谷與小麥的進口集中度有明顯降低，玉米與大豆的進口集中度基本保持平穩，對于少數進口渠道的依賴程度穩中有降。我國糧食進口渠道正朝著更加多元的方向發展[20]。除了積極參與農產品貿易，我國也同時積極推動農業企業參與國際農業貿易與合作。特別是在2017年，我國支持中國化工集團在以430億美元收購了農化和種子行業巨頭先正達（世界第一大作物保護生產商和第三大種子供應商），這是中國歷來最大的對外收購案。目前，中糧集團在營收和資產規模方面也超過了傳統的國際四大糧商，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利潤方面還有些差距。
2.4 逐步以系統的大農業觀和大食物觀來統籌農業、食物和營養政策
在不同的時期，我國確立了不同的糧食安全政策目標。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從注重糧食數量安全開始向兼顧數量安全和營養安全過渡；2012年以后，我國形成了更加多元、系統的糧食政策體系，同時兼顧數量安全、營養安全、生態安全和能力安全[21]。在此過程中，我國逐步意識到了農業、食物與營養三者間的系統關系，出臺了一系列的與農業、食物和營養相關的重大政策，逐步樹立起系統的大農業觀和大食物觀。
特別的，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樹立大農業、大食物觀念”，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寫入“樹立大食物觀”，作為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2017年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樣化了，這就要求我們轉變觀念，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2020年國家統計局出臺了《農業及相關產業統計分類（2020）》，并開始發布農業及相關產業增加值數據。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界委員時強調：“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缺了哪樣也不行”。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強調了要“樹立大食物觀，加快構建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植物動物微生物并舉的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
3、我國多元化食物供給的不足
3.1 農產品供給與消費需求不匹配
我國當前食物供求的總格局特點是口糧自給有余，但飼料、油、糖、肉、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供給缺口[7]。以飼料糧為例，在“口糧過剩與飼料糧短缺并存”情況下，能量飼料與蛋白飼料播種面積占比偏低，飼料糧生產面臨“高潛低用，低潛超用”、實際優勢品種與潛在優勢品種偏離、空間錯配等問題[22]。分品種上看，稻谷產大于需，倉儲稻谷有待消化；小麥產需平衡有余，但專用優質小麥供給不足，每年需進口幾百萬噸；大豆目前對外依存度超過80%，產需缺口有進一步擴大趨勢[23]。玉米的供求關系正在從前幾年的過剩轉為短缺，有學者擔憂玉米會成為第二個大豆[24]。雜糧雜豆消費需求快速增長，但質量好、有品牌和受青睞的產品沒有形成有效供給[25]。
從品質上看，我國積極提高復種指數、大量使用化肥農藥、采用高產品種，這雖然提高了產量，但也使得農產品質量不高，還給土壤等資源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總的來看，國內優質農產品供給不足使得部分農產品需要通過國際貿易來補足國內缺口，國內農產品供需結構失衡難以滿足消費升級和多樣化消費需求，制約營養健康目標的實現，也加劇了我國農產品對外依存度。
基于增加農產品數量的目標，我國建立起了一套以增產導向的農業支持體系[26]。這一體系雖然保障了糧食產量的增加，但卻忽視了作物多樣性[27]，也造成了食物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的結構失衡，這種失衡引發了關于耕地“非農化”和“非糧化”的爭議。有研究表明，我國耕地“非農化”呈擴大態勢，“非糧化”現象有較大波動，非糧作物中蔬菜、藥材等占比增加，果園、茶園面積也有大幅上升[28]。從食物生產供給和消費需求匹配的角度上看，“非糧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何保障糧食安全和滿足人們食物消費多樣化的需求在現實政策操作中是一個難點。
3.2 食物消費多元化不足
我國農產品供給多元化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居民食物消費的多元化程度不高，消費端對生產端的杠桿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突出表現在我國居民膳食結構不合理、部分微量營養素攝入不足。2021年我國居民膳食結構中的谷物消費量大大超出了中國居民平衡膳食寶塔（2022）的推薦標準，而薯類的消費量大大低于推薦標準。以往研究也發現全谷物的攝入量遠低于推薦標準[29]。對于蔬菜類消費，目前研究還有爭議，統計部門有關蔬菜消費量的數據與生產數據不太匹配。對于動物性食物，雖然總體上的消費量處于推薦標準之間，但是結構不合理；畜禽肉明顯偏高（主要是豬肉），而水產品消費不足。居民的奶類消費量遠遠低于推薦量，而油類消費量要高于推薦量。從營養素攝入的角度看，我國居民人均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脂肪三大營養素供應充足，但維生素、礦物質（如鐵、 鋅、鈣）等微量營養素攝入量與推薦量需求之間的差距還很大[25]。
膳食結構既關系到健康，還關系到資源壓力和生態環境保護。例如，從營養健康的角度上看，豬肉含脂肪較高，應盡量選擇瘦肉或禽肉；從生態環保的角度上看，牛肉生產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高。模擬結果顯示，與平衡膳食模式相比，目前膳食結構所需要的生產用地要高近5億畝（約0.33億hm2）[30]；如果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議進行調整，不僅能改善中國居民的營養健康水平，也有助于減少農業溫室氣體排放[31]。
3.3 國內農產品生產區域布局不平衡
2001年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把全國（未包括港澳臺地區）劃分為13個糧食主產區（黑龍江、內蒙古、吉林、遼寧、河南、河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7個主銷區（北京、天津、上海、廣東、浙江、福建、海南）和11個基本平衡區（甘肅、新疆、山西、青海、寧夏、云南、陜西、貴州、廣西、重慶、西藏）。為了簡化分析，用各地區糧食產量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比重和各地區人口數量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比值（簡稱“比值”）來反映各地區的糧食供需情況，比值越大說明該地區的糧食供給對人口食物需求的保障能力越強。
2001年13個主產區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71.53%，其中有11個地區的比值大于1，這11個地區全國糧食總產量的61.99%；有2個地區的比值小于1，這2個地區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9.55%。11個平衡區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9.44%，其中有3個地區的糧食占比與人口占比的比值大于1，這3個地區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2.55%；有8個地區的比值小于1，這8個地區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6.9%。7個主銷區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9.03%，這7個地區的比值都小于1。2021年13個主產區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比重上升至78.50%，上升6.97個百分點；平衡區的比重下降至17.20%，下降2.24個百分點；主銷區的比重下降至4.30%，下降4.73個百分點。在13個主產區中，比值大于1的地區數量下降至9個，減少了2個地區，這9個地區占全國總產量的比重依然高達59.22%。
參照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分析各地區糧食產量的差異化程度，2001年各地區糧食產量的差異化程度為0.419，這一數值在2021年上升至0.484；考慮各地區人口占全國的比重，我們計算糧食占比與人口占比的比值的差異化程度，這一數值由2001年的0.226上升至2021年的0.445。糧食調出數據也說明了糧食產銷區不平衡在進一步加劇。13個主產區中，2020年糧食凈調出地區已減少到 6 個；11 個平衡區，有9個地區糧食自給率從2003 年平均的 97% 下降到2020年的58%；7個主銷區的糧食平均自給率從本世紀初的61% 快速下滑至24% [23]。
以上分析表明，我國糧食生產重心在空間上呈現出向東北和中部地區轉移，糧食生產的集中程度越來越高。糧食生產重心的轉移加劇了糧食生產與水資源的空間不匹配，“北糧南運”加劇糧食主產區水資源供應壓力，農業生產空間和可持續供給模式亟待優化[32]。例如，一方面國家花巨資建設南水北調工程，以緩解北方的水資源短缺，另一方面又通過“北糧南運”把水資源運回南方。而且，在一些水資源短缺地區，農業的過度開發導致農業用水量大，加之用水效率低，進一步加重了區域水資源短缺，引發了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33]。
3.4 國外農產品進口過度集中
按照進口金額計算，2021年中國大豆進口中巴西和美國分別占61.9%和31.7%，兩者合計93.6%；玉米進口中美國占69.6%，烏克蘭占29.3%，兩者合計98.9%；小麥進口中澳大利亞、美國和加拿大三國合計占83.2%；高粱進口中美國占比超過70.1%；葵花籽進口中保加利亞、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三國合計占87.4%；油脂進口中印尼占41.9%；糖類進口中巴西占57.8%；活體動物進口中澳大利亞、新西蘭和烏拉圭三國占80.7%；牛奶和奶油進口中來自新西蘭的占40.7%；堅果水果進口中來自泰國的占41.1%；食用蔬菜和塊莖進口中泰國、加拿大和越南占80.9%；肉類及雜碎、水產品進口來源前三位國家中合計占比相對較低。此外，我國重要農產品各品種新增凈進口量占全球新增總凈出口量的比重普遍較高，特別是大豆、羊肉、豬肉、牛肉、大麥、燕麥等[34]。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主要進口農產品的來源相對集中，進口來源的多樣化還不夠，容易受到災害、疫情、國際地緣政治等引發的貿易風險。
3.5 農產品加工多樣化程度不高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21年第一產業增加值8.31萬億元，占GDP比重為7.3%；全國農業及相關產業增加值為18.44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6.05%，是第一產業增加值的2.2倍，這遠低于世界農業強國的水平，如美國農業和食物及相關產業增加值是農業增加值的8倍。分三次產業看，農業及相關產業增加值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分別為45.1%、29.7%和25.2%，第一產業增加值規模最大、占比最高，而第二、第三產業值占比相對較低。
具體地，我國農產品加工還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農產品品牌打造不夠，名優產品比例低，區域品牌相對多、但全國范圍的知名品牌少，缺少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本土農產品品牌，農產品品牌整體影響力小、附加值不高；二是農產品加工產品以一般性產品、初加工產品、同質化產品居多，但缺少個性化、差異化的、適度精深加工的農產品，初加工產值占比高。例如，2020年畜牧屠宰營業收入占肉類加工業的61.4%，水產品冷凍加工營業收入占水產品加工業的74.9% [35]。
4、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的對策
通過對相關政策、文獻和數據的系統梳理，本文發現我國在提高國內糧食產量、保障重要農產品的供給、參與農產品國際貿易、樹立大農業觀和大食物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同時也存在農產品供給與消費需求不匹配、食物消費多元化不足、國內農產品生產區域布局不平衡、國外農產品進口過度集中、農產品加工產品多樣化程度不高等制約多元化食物供給的障礙。為了更好地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本文提出以下對策：
4.1 以大食物觀統籌食物供給體系的構建
未來農產品發展將從“吃得飽” 的“糧食安全”和“口糧安全”轉向“吃得好、吃得健康”的“食物安全”和“營養安全”，為此應樹立大食物觀，以大食物觀來統籌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生產，堅持糧食數量質量并重，不能過分強調糧食生產而把糧食生產與肉油糖、禽蛋奶、果菜魚等重要農副產品的供給對立起來，建立營養導向型農業生產體系。
要做好居民食物消費數據搜集和預測的基礎性工作，這對判斷國家層面食物供給和需求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我國還缺乏準確的居民食物消費數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居民食物消費數據沒有考慮居民外出就餐的消費量。要加強對未來食物需求的預測，特別是人口數量與結構、膳食結構變動對食物需求的影響。以往對未來食物的預測都假設人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是正增長，然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2021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0.34‰，2022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0‰，我國人口在2022年達到頂峰，而非許多研究中估計的2030年達到頂峰。根據國際經驗，我國人口負增長的趨勢還會延續。
4.2 豐富優化多樣化的食物生產和消費結構
未來食物將逐步從“供給導向型”向“需求導向型”轉變，以食物消費需求來調整食物生產供給，這就要求食物生產和消費要更加多樣化，并注重以膳食多元化指導生產多元化。
在食物消費方面，我國食物人均消費量與總消費量的增長趨勢還將持續較長的一段時間，其中口糧消費量將持續減少，全谷物類、禽類、水產品和奶類的消費品將會明顯增長。要通過宣傳教育、經濟刺激等政策來引導居民采納平衡的膳食模式，以實現居民營養和可持續發展的雙贏。
在食物生產方面，要注重作物多樣性，注重雜糧、傳統作物和飼料用糧的生產，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作物多樣性是食物多樣性的基礎，作物多樣性對農業可持續發展、作物增產和抗風險能力有很大的促進作用。雜糧和傳統作物是作物多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本地居民食物多樣性的主要來源。要調整口糧與飼料用糧的結構，優化飼料糧生產布局，促進飼料供給多元化，特別是發展飼料蛋白替代技術，以降低飼料用糧對進口大豆的依賴。在保障主糧研發優勢的前提下，加強對水果、蔬菜、魚、奶、堅果、豆類等營養健康食物的研發。
4.3 積極拓寬擴大食物來源
2022年兩會期間，總書記在看望參加政協會議的農業界、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界委員時指出“要在保護好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從耕地資源向整個國土資源拓展，宜糧則糧、宜經則經、宜牧則牧、宜漁則漁、宜林則林，形成同市場需求相適應、同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要向森林要食物，向江河湖海要食物，向設施農業要食物，同時要從傳統農作物和畜禽資源向更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發展生物科技、生物產業，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這為擴寬擴大食物來源指明了方向。
過去食物的生產來源主要是耕地，由于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對土地的需求增加，在保證現有的耕地面積不減少面臨的困難很大。為了滿足人們對營養健康和多樣化食物的需求，食物生產不能光盯著有限的耕地，要大力發展設施農業，以突破耕地資源的限制；要從耕地資源向全方位、多途徑的食物資源拓展，要從傳統農作物和畜禽資源向更豐富的生物資源拓展，要大力開發鹽堿地、河湖、海洋、森林、草原等非耕地資源。特別地，要注重利用前沿技術來生產加工更營養健康、更安全美味、更高效可持續的“未來食物”。
4.4 合理布局農產品生產區域
按照比較優勢的原則加快糧食生產功能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加快建設高標準農田、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對糧食主產區的資源保護、物質裝備、科技支撐、生產經營、加工轉化和市場調控等政策支持；建立健全主產區獎勵制度與產銷區之間的利益平衡機制，優化區域布局和要素組合，促進農業結構調整。
同時，要充分利用南方地區光、熱、水條件，大力發展小型農業機械技術，協調丘陵山區生產、生活和生態空間布局，因地制宜推動南方特色農業，發展適合南方丘陵山區現代農業，分類推進撂荒耕地利用，增加南方地區食物供給，減輕北方地區食物供給負擔。
4.5 拓寬農業和食物系統全產業鏈
要構建強大農業產業鏈，提升專業農戶合作化水平和規模化服務水平，促進涉農企業做大做強，推進農產品加工業優化升級。加大農產品品牌建設，把產地做優，把物流加工做強，把消費做細做精，同時使生產端更加專業化和特色化，消費端更加社區化和便捷化，促進農業產業鏈提質增效。加快研發解決農產品加工關鍵環節和瓶頸的先進加工技術，提升農產品加工層次水平。充分發揮電商平臺的優勢，挖掘平臺上積累的各類數據，以進一步應用到農業生產領域，催生新的農業生產模式，進一步增強農業產業鏈韌性，提升產業鏈價值。
特別地，要注重培育職業農民、高素質農民、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同時也要注意保護小農和弱勢群體的利益。根據FAO估計，中國在2020年健康膳食的成本為2.983美元/天/人，2020年大約有12%的人（1.687億人）無法承擔健康膳食成本[36]。增強弱勢群眾在農業食物系統價值鏈中的收益獲取，既有利于生產更多樣的食物，也有利于居民整體的營養健康提升。
4.6 統籌利用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已經占有世界重要地位，要在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大格局下，統籌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不能簡單地把農產品進口看作是一種貿易行為，而是要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來更新這種單純的貿易觀念，必須認識到中國的食物供給安全已經離不開國際市場和國際農業資源[7]。
要特別注重多元化進口重要農產品。鞏固農產品傳統進口渠道，提升傳統進口渠道的控制能力和運輸保障能力。提高發展中國家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全球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拓寬農產品進口新渠道，實行進口來源國多樣化戰略。推進進口品種多元化和季節多樣化。優化農產品貿易方式，加大農產品中長期貿易。加強進口重要農產品的農業貿易預警救濟工作體系建設，綜合運用金融、保險、期貨、基金、擔保、信托等多種政策工具，防范重要農產品的生產和農產品貿易風險。加強與產地的價值鏈合作、構建利益共同體，構建互利共贏局面。
（作者樊勝根系中國農業大學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院長，經濟管理學院講席教授；龍文進單位系中國農業大學全球食物經濟與政策研究院；中國鄉村發現轉自：《農業現代化研究》2023年第4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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