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二十字方針，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鄉村振興”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鄉村振興是為了農民，為了農村。“然而，時至今日，社會有關鄉村振興戰略的很多討論仍停留在對政策的解讀、闡述等層面,且被官員和學者兩個群體所主導，作為鄉村振興的主體和受益者，農民在關乎自己家鄉和自身利益的鄉村建設、鄉村發展與鄉村治理中集體失語。”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院長葉敬忠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坦言。
關于鄉村振興，農民到底怎么想？他們究竟了解多少？為了回答現實問題，自2021年3月起，葉敬忠帶領團隊40余人開展“農民視角的鄉村振興研究”，走訪了山東、湖南、陜西、浙江、河北5省10余個村莊，共完成農民問卷529份，完成對基層干部、新型經營主體、小農戶的訪談154份，訪談資料156萬字，研究成果《農民視角的鄉村振興》于近日出版。
在書中，葉敬忠把更多的目光聚焦于鄉村中的農民，試圖通過鄉村現實，更好地厘清鄉村振興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近四成農民沒有聽說過‘鄉村振興’，而且農民主體性普遍缺位，在鄉村振興中愿當配角，認為鄉村振興就是國家拿錢建設農村。此外，醫療、教育、養老和就業依舊是農民生活中最沉重的壓力來源，這些現實問題也制約著青年返鄉……”葉敬忠說，這些基層聲音反映的內容不一定全面，但卻是真實的，希望能引發社會的關注與思考。
【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與葉敬忠的對話】
“農民的主體性和內生動力并沒有相應提高”
澎湃新聞：在鄉村振興和鄉村建設中，農民應當是直接獲利者，應當是主角，而在您兩年的研究中，您發現了“農民愿當配角”這一現象，您如何看待這一問題？您把鄉村振興的目光投向農民視角是出于怎樣的考量？
葉敬忠：我們通過調研發現，在可以多選的各類力量中，87.9%的被訪農民認為，實現鄉村振興應該主要靠政府，82.8%的被訪農民認為，實現鄉村振興還應該主要靠村干部。雖然也有80.1%的被訪農民認為，實現鄉村振興也應該主要靠農民，但他們中的多數仍然寄期待于其他主體，認為自己能做的就是配合工作。比如：他們期待政府提供政策、資金、基礎設施等保障；期待村兩委干部主動帶頭落實政策，工作公平公正；期待企業可以投入資金，為老百姓提供就業；期待有大學生、年輕人、志愿者等群體參與鄉村振興。可見，雖然國家對“三農”工作重視程度不斷提高，對農村投入也在不斷增加，但農民的主體性和內生動力并沒有相應提高。
農民的“配合者”定位是多重因素導致的，至少可以列舉三個原因。第一，在農民心中，國家已經非常強大，既有能力，也有資源。很多農民說，“現在國家錢多，鄉村振興就是國家要花錢搞建設”；“國家力量大，支持哪個村哪個村就能發展，其他力量都太小。”同時，國家在“脫貧攻堅”行動中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給予的大量資金支持，以及取得的巨大脫貧成就，這些都讓農民產生了政府會包攬一切的認識，而沒有認識到鄉村振興的艱巨性和長期性。第二，與國家等力量相比，一些農民認為自己的能力不足。調研中很多農民表示，“我們不知道做什么”，“我們不知道怎么做”，“還是要聽政府的安排”等。第三，外部力量的干預或強制也使部分農民“不得不”配合其他主體安排的工作。
其實，自黨的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來，“鄉村振興”一直都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但很多討論都停留在對政策的解讀、闡釋和證明等層面，而且主要被官員和學者兩個群體所主導，看不到農民關于鄉村振興的立場、主張和建議。作為鄉村振興理論上的主體和受益者，農民在關乎自己家鄉和自身利益的鄉村建設、鄉村發展與鄉村治理中集體失語。讓我們備感困惑的是，“關于鄉村振興，農民到底怎么想?”這也是我們開展這項研究的直接想法。我們希望通過傾聽農民聲音來理解鄉村現實，把握三農本質，找準差異定位，提供行動參考。
澎湃新聞：要想實現鄉村振興的持續化發展，提高農民的主體性和內生動力有著重要的意義，讓“鄉村振興，農民是主角”這一共識不再停留在官員與學者層面，您認為有哪些問題是亟待解決的？在未來，可以從哪些維度改變農民的認知與感受，讓他們意識到自身的主體地位？
葉敬忠：我們注意到，雖然一些官員和學者在文件文章以及講話發言中常常表達“鄉村振興農民是主體、農民是主角”的觀點，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只停留在言說和理論層面。現實中不乏一些官員和學者認為農民對自己的發展不會分析、不會判斷、不會選擇，認為農民不知道什么是現代化。因此，一些官員本身可能就帶有指揮農民、支配農民的意識，一些學者本身可能帶有指導農民、教育農民的意識，這種意識往往根深蒂固。
此外，“農民是主體、農民是主角”這一定位在鄉村振興中也不能過于泛化，這會導致有些方面容易出現錯位。比如，在公共財政應該負責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基礎保障建設等方面過分強調農民的主體性，而在農民的生產生活方面又過分進行政府干預。
當下采取一些具體措施幫助農民提高能力，激發主體意識肯定是必要的。例如：通過為青年農民提供專業技術培訓、提升鄉村醫療與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吸引青年返鄉、入鄉，讓青年人才在鄉村可以獲得較為穩定的經濟來源和生活質量保障。可以考慮針對農民群體建立一定的創新機制，解決農民干事創業的后顧之憂，為農民的自主學習、自我創新營造開放、自由的氛圍，讓農民可以放心大膽進行自我革新和創造。還可以通過村務公開、農民評估項目效果等策略為農民參與村務監督創造充分條件，并通過村集體經濟、村規民約等方式探索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的聯結與融合，使農民自愿主動加入到鄉村振興行動中。
“近四成的農民沒有聽說過鄉村振興”
澎湃新聞：你們的調研報告顯示，有近四成的農民沒有聽說過鄉村振興，這其實也體現了政策的宣傳講解不到位的情況。在鄉村振興政策“上傳下達”的過程中，您認為有哪些因素制約了農民對政策的了解呢？
沒錯，我們在調研中發現，僅有63.1%的被訪農民聽說過鄉村振興。這意味著有36.9%的被訪農民未聽說過這一概念，對此并不熟悉。而且，不同地區、不同性別、不同文化程度等維度的農民對鄉村振興的知曉情況存在明顯差異。事實上，即便是聽說過鄉村振興的農民，對鄉村振興也只是模糊了解，大多數只是知道這是一項國家政策，但是不太清楚具體內容。
實際上，鄉村政策傳播過程中，官方傳播渠道并不順暢，使得政策信息缺失的可能性加大，直接影響到農民對政策信息的獲取。首先表現在傳統大眾傳媒式微，官方政策傳播話語“窄化”。很多農民說，“以前看電視會看新聞，現在大家都是刷手機看小視頻”；“現在電視每家都有，但是沒人看，大家都看手機。”二是文件式、開會式傳播，政策信息缺失較多。政策信息在行政層級間往往是以文件、開會等形式被傳達，容易造成信息的不完整。一位縣干部說，“我們政策從中央到省市縣再到鄉鎮都是經過文件或開會傳達下去的，到老百姓那里可能就講不清楚了，村干部經常告訴老百姓鎮上讓干什么，但也沒給老百姓講清楚為什么要干”。也有部分村民反映，“很多政策到縣或鄉鎮之后就中止了，村上根本不知道，知道政策也只能通過別人”。再加上有些基層干部的學習時間和能力有限，無法對政策給出有力的傳播。不少村干部坦言，“我們一直都是邊干邊學，但對好多政策的理解還是不到位”。還有就是政務新媒體政務屬性過強，政策宣傳效果有限。一些干部表示，“我們主流媒體生產的東西缺乏趣味性，太正式了，沒人看”；“你要做成喜聞樂見的形式，不能是太官方的講解，否則就一翻過去了，更別說老百姓了”。
同時，短視頻傳播濫化也使得農民政策認知偏離。調研中我們發現，短視頻平臺憑借簡單快捷的操作與易傳播的特點，愈發受到農民群體的歡迎，觀看短視頻成為農民獲取國家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一位農民表示,“我以前愛看電視，現在都是網絡電視忒不好操作，還盡有廣告，我不愛看，現在都是在手機上看視頻新聞。”不僅如此，短視頻平臺還借助算法推薦機制，為用戶推薦感興趣的視頻，將農民鎖在短視頻里。一位農民說，“你看嘛，小到兩三歲的小朋友，上到七八十歲的老太婆老大爺，只要會玩手機，都會不同程度地沉迷小視頻，因為它專門給你推你愛看的東西，然后你一看就上癮。”但是，部分政策解讀類短視頻以博人眼球、爭奪流量為目的，刻意斷章取義或拼湊剪輯，而農民對這類信息甄別的能力有限，容易產生政策認知偏差。一些干部反映，“小視頻里有很多政策是偏的，有的政策會誤導老百姓，老百姓會當真。”
“在農民主體性方面，東部相對發達地區或許落后于西部欠發達地區”
澎湃新聞：現階段，全國在鄉村振興方面是否存在發展速度參差不齊的情況？造成發展不均衡的情況有哪些原因？
葉敬忠：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不同地區鄉村振興事業推進的總體情況存在差異，在中西部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并努力實現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時，東部部分發達地區已經開始探索推進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行動。鄉村振興領域的不均衡發展局面主要受到我國區域發展差距的影響。總的來說，東部相對發達地區的發展基礎、發展條件和自我發展能力明顯高于中部、西部欠發達地區，在鄉村振興工作推進上也就總體呈現出高效率和高質量特征。
但其實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東部很多相對發達地區雖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產業發展發達，可畢竟沒有經過高要求、高強度的脫貧攻堅工作的歷練，其在新發展理念的貫徹執行、生態綠色發展的重視、鄉風文明的建設、社會建設甚至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一定程度上未必比西部地區領先，有的方面甚至遠遠落后于西部地區。例如，我們在西部地區調研發現，一些脫貧村莊的互助養老、村民議事會議、村莊文藝活動、“餃子宴”等凝聚村莊和發展村莊的社會建設活動已經常態化開展。而在經濟發達地區的調研發現，一些村莊的干部和村民都覺得上述社會建設活動目前根本不可能開展起來，因為農戶還是處于以經濟活動（打工或產業）為唯一核心的高度原子化狀態，即使是村民代表大會和村莊選舉等有時也只是形式上的走過場，村民對村莊治理、互助服務、社會建設等或漠不關心，或不抱希望。此外，調研還發現，在位于東部的重點區與引領區的調研村，農民認為鄉村振興主要靠村干部與村集體以及主要靠政府的比例相對較高；而在位于西部的攻堅區的調研村，農民認為鄉村振興主要靠村民的比例反而相對較高。可見，在農民主體性方面，東部相對發達地區或許落后于西部欠發達地區。
澎湃新聞：農民在“返鄉”問題上存在矛盾心理，但要想實現“鄉村振興”“產業興旺”，人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調研過后，針對吸引年輕人返鄉這一問題，您有哪些新的認識和思考嗎？鄉村要想切實留住人才應該做出哪些實際的努力，才能改變“留一時”的虛假景象？
葉敬忠：我們確實深刻感受到農民在“返鄉”這一問題上的矛盾心態。一方面，農民普遍認為鄉村缺少年輕人，希望年輕人能夠返鄉。另一方面，多數農民又不希望自己在外的家人返鄉。當農民被問到是否希望在外家人返鄉時，48.3%的農民明確表示不希望外出家人返鄉，22.0%的農民表示“一方面希望，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許多農民為家人返鄉設置了大量的前提條件，即如果具備了這些前提條件，就希望他們回來，不然就別回來。這表明，農民對于返鄉有著諸多顧慮。
目前制約年輕人返鄉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方面，城鄉公共服務的差距使得年輕人更傾向于進城。例如，在教育層面，教育資源的上移與鄉村教育的萎縮成為年輕人返鄉的阻礙之一。在醫療層面，鄉村醫療資源相對匱乏，醫療服務質量參差不齊，也是年輕人返鄉的顧慮之一。在基礎設施層面，盡管目前農村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已經有了極大的提升，但相對城市而言，農村的公共服務仍有較大差距，適合年輕人的文化、娛樂設施更是明顯不足。總體而言，農村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還難以滿足年輕人的需要。另一方面，鄉村缺少穩定的就業機會，是年輕人外流的主要因素，也是制約人才返鄉的重要因素。我們還發現，其實很多農民本質上并不愿意外出打工，只是為了生計，不得不外出謀生。由此可見，離鄉農民對家鄉有深刻的眷戀，但是鄉村就業崗位缺乏、收入來源不穩定，是制約年輕人返鄉的重要原因。
根據目前的城鄉發展態勢，在未來一段時間，“返鄉”的農村年輕人極有可能呈現出生產在農村、生活在城鎮的“城鄉兩棲”的特征，這也符合未來“鄉城互動賦能鄉村振興”的發展趨勢。這樣，“返鄉”青年或許可以成為城鄉要素資源雙向流動的載體，即將城市的資金、技術、理念等帶到鄉村，同時也可以將鄉村的生態價值、生活方式、生態產品等引介到城市，吸引城市資源要素的流入。
鄉村想要留住年輕人，首先要增強年輕人對于鄉村的歸屬感，心有所屬才會有所行動，基層政府和鄉村組織可以建立青年人才信息庫，加強與在外青年的日常聯系，倡導“貢獻家鄉”的價值理念，激發在外青年返鄉發展的動力。其次要在公共服務等方面縮小城鄉差距，教育、醫療、公共文化建設等要面向年輕人需求，減少他們返回鄉村的后顧之憂。還需要充分挖掘鄉村的多種功能，發揮鄉村的多元價值，并在政策、資金、技術等方面加大對青年返鄉就業、創業的硬件支持。
“壓力不是農民特有，而是農民更重”
澎湃新聞：目前，醫療、教育和養老依舊是農民生活中最沉重的壓力來源，在未來，“三大壓力”是否能被“根治”？
葉敬忠：醫療、教育和養老之所以會成為農民生活中最沉重的壓力來源，是結構和制度因素以及各主體行動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展，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公共服務水平會繼續提升，但在城鄉差距、社區差異、個人及家庭情況差異等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下，農村的醫療、教育和養老問題在短期內還難以被“根治”。但是，不能被“根治”并不表示可以“放任不管”。相反，越是難以“根治”，越需要采取積極措施主動應對。
近年來，國家出臺的很多政策文件皆有聚焦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質量的“頂層設計”。這些政策瞄準鄉村振興和農業農村現代化目標做出了任務部署，同時配套了重大工程和行動計劃，準確把握了農村醫療、教育和養老事業的發展方向，意在解決現實難題，從而更好地滿足農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政策層面的國家話語傳遞出深刻意涵，即鄉村振興要為農民而興。但是，平衡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與需求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精準把握農村醫療、教育和養老的突出困境，也要與時俱進地關注到相關需求和影響的變化，從而使需求側在更大程度上感受到公共服務的效用。
我們的調研發現，“三大壓力”不是農民特有，而是農民更重；不是一成不變，而是因時而異；不是單獨存在，而是貫穿發展，與農村經濟、人口、社會文化等因素緊密相連。因此，對于農民生活中的關鍵難題，需要繼續做好政策層面的識別與關照，準確把握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向；需要注重從形式上的普惠向實質上的公平轉變，讓發展成果更好地讓人民共享。
澎湃新聞：其實提到鄉村振興，就不得不提及村干部。在你們的調研中，村干部是如何理解鄉村振興的？在推進過程中，他們面臨怎樣的現實困境，您有怎樣的擔憂？
葉敬忠：調研中我們遇到的村干部基本都知曉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都能較為準確地說出五大振興的概念，對鄉村振興為了什么、鄉村振興應該從什么地方著手都有一定的思考。但是，村干部對于鄉村振興的具體內涵沒有統一的看法，而是會根據自身的認知去理解，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性，更多是對自己當地已經開展的工作成果的總結。村干部更關注在鄉村振興這個政策話語下村莊能“獲得什么”，寄希望于通過上級政府得到一些外部性的資源和機遇，其實并沒有足夠重視村莊自身的努力和探索。
作為鄉村振興在基層的主要引領者，上級政府和村民都對村干部寄予了厚望，然而村干部也有自己的苦惱。首先，他們擔心政策環境變化會帶來一系列問題，覺得自己的工作沒有自主性，需要向上級部門“化緣”，需要去“跑項目”，能不能獲得項目資源關系著村莊的發展前景，一些農民也認為衡量村干部的重要標準就是看其能否爭取來項目。其次，一些地方進行了村干部年輕化的探索，這肯定是正確的方向，但現實效果不甚理想，一些年輕干部不一定適應農村社會的復雜社會環境，開展工作的難度較大。最后，村干部本身的待遇難以保證，工資水平低、退休待遇差，導致年輕人擔任村干部的意愿不強，加劇了鄉村治理人才的流失，不利于鄉村振興工作的整體推進。
澎湃新聞：你們在調研中通過問卷調查、個案訪談、小組訪談等形式進行調研，這樣的研究方式是最適合傾聽農民聲音的嗎？在調研的過程中，樣本量的選擇層面上，您是怎樣保證樣本的真實可靠可用呢？
葉敬忠：在中央再次強調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后，社會對于調查研究方法有了更多的討論。我認為，研究問題的性質決定了采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更合適。我們的研究問題是——“關于鄉村振興，農民到底怎么想”。我們希望既能夠對面上情況進行整體把握，又能夠對重點主題進行深入分析。因此，我們通過問卷收集面上信息，通過訪談收集個案信息。對于問卷調查，不同于發放問卷讓被訪者自填或是完全封閉的問卷結構，我們的問卷更像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結構式訪談提綱，每一份問卷都是通過研究者與被訪者一對一長時間交談的方式完成。在交談過程中，我們會記錄農民的選擇，但是后續整理的信息并不僅僅是那個具體的答案，還包括背后相關的可能更為復雜的一些因素。對于個案訪談，我們選擇農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基層干部等群體進行深入的個案訪談，這是我們理解鄉村現實、形成整體認識的重要資料基礎。除此之外，我們在縣鄉村不同層面組織工作座談，組織男性農民小組討論、女性農民小組討論、調研小組內部研討等，這些都是研究過程中的一些方式方法。
在研究對象的選取方面，問卷調查對象主要由調研小組采取偶遇和滾雪球的方式選取，個案訪談對象則是在調研小組掌握村莊整體情況后根據典型性要求進行選取。研究小組盡可能做到所有問卷和訪談在自然的環境中完成，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調研的真實性。
我們認為這樣的調研安排和后續的資料分析是有效的，比較適合傾聽和呈現農民的聲音。我們不能說這個研究有多深刻透徹，但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農民視角的鄉村振興”之核心，這既體現在農民對鄉村振興的理解與需求上，也體現在我們對鄉村振興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的分析中。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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