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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華:推進鄉村振興與建設農業強國

[ 作者:王亞華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23-03-27 錄入:朱燁 ]

摘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為我國新時代新征程的“三農”工作提供了行動綱領。農業強國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政策導向。農業強國建設需要通過扎實推進鄉村振興來落實,并且對“五大振興”提出內在要求。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推進“五大振興”,要立足國情農情,完善城鄉人口互動體制機制和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強農業科技能力和強化現代科技支撐,建設現代農業體系和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提升我國全球農業競爭力和影響力。

關鍵詞:鄉村振興;農業強國;農業農村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為全面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明了方向,為做好新時代新征程的“三農”工作提供了行動綱領。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黨的二十大報告對鄉村振興戰略作出進一步部署。同時,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政策導向。由此產生一組新的學術命題亟需回答:如何理解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如何看待鄉村振興與農業強國之間的關系?如何協同推進鄉村振興和建設農業強國的實施路徑?我國如何立足國情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本文將圍繞上述命題進行分析,從更廣的學術視域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研究參考。

一、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戰略的提出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三農”工作論述集中體現在第4篇的第3節,主題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早在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便首次提出“五大振興”,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目標和路徑提出明確指示。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將其作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綱領,承接了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體現了繼往開來的謀篇布局,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三農”工作進行了頂層設計。這部分首先論述了鄉村振興在國家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然后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這是繼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宏偉藍圖及12個具體強國目標之后的又一強國目標,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內涵、彰顯了大國自信。

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戰略部署,可以理解為將“加快建設農業強國”作為新目標,將“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20字方針作為總要求,同時圍繞“五大振興”構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實施路徑。具體而言,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歸結為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建設農業強國,這是一種認識上的升華,也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更為明確的目標指向。同時,鄉村振興必須是全面的振興,只有在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等5個方面都實現了振興,全面落實“20字方針”的總要求,才是真正的鄉村振興。因此,圍繞“加快建設農業強國”,以“20字方針”為總要求,以“五大振興”為實施路徑,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更為具體的任務要求和戰略設計。

從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既反映了戰略認識上的升華,也折射了時代的變化和要求。我國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國,保障14億多人口吃飯問題始終是為政之要。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糧食安全。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保持了糧食穩產高產,糧食產量高位攀升的局面。“糧穩天下安”,面對疫情和國際局勢動蕩變化帶來的糧食沖擊,我國牢牢守住了糧食安全底線,體現了大國智慧和大國定力。在此背景下,黨的二十大報告用較大篇幅專論糧食安全問題,提出“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重申“確保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充分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戰略思維。這里的“全方位”為新提法,是對新時代統籌發展和安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保障糧食安全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樹立了牢牢把握我國糧食安全主動權的政策導向。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同時反映了加快實現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轉變的戰略要求。總體來看,我國糧食生產和糧食安全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5年以來,我國糧食總產量維持在1.3萬億斤以上,特別是2022年糧食總產量又創歷史新高,達到1.37萬億斤,相比1978年的0.61萬億斤,增長了1.25倍;人均糧食占有量達到484.8公斤(按2021年總人口計),已明顯高于國際公認的糧食安全線。同時,我國居民的膳食結構正在轉型升級,糧食(原糧)消費量呈現下降趨勢,肉蛋奶類消費量不斷增加,居民飲食從“吃得飽”向“吃得好”邁進。目前,我國是世界糧食產量的第一大國,是世界第二糧食進口大國,也是世界第三糧食出口大國。但是與世界農業強國相比,我國仍面臨農業“大而不強”的問題。因此,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是黨中央審時度勢作出的科學決策和戰略部署。

二、農業強國的內涵特征與我國的主要差距

農業強國是一個國際比較概念,在世界范圍各國的比較中,農業強國在農業方面展現出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和比較優勢。綜合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當今世界大致有11個農業強國,包括美國、丹麥、荷蘭、澳大利亞、德國、以色列、加拿大、新西蘭、日本、法國、意大利。從比較優勢的角度,大致可將其分為綜合性農業強國和特色型農業強國兩類,其中綜合型農業強國具有農產品產出水平高、品類豐富且在世界農產品貿易中占主導地位等特點;特色型農業強國以農業中特定產業或部門的強勢競爭力聞名于世。

中國農業強國的建設目標,是建成綜合性農業強國,具備包括農業供給保障強、農業科技裝備強、農業經營體系強、農業產業韌性強、農業國際競爭力強這五個重要特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用高水平的農業科技、現代化的物質裝備,破解資源稟賦約束,不斷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資源利用率和國際競爭力,推進農業產業延鏈、補鏈、強鏈,全面提高產業體系的韌性、穩定性和安全性。

綜合比較來看,目前我國與世界農業強國的差距,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我國勞均農業增加值與世界農業強國差距較為明顯。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我國的勞均農業增加值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相當于美國、以色列、加拿大等國家的5%、歐盟整體水平的20%,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農業從業人員眾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的農業從業人員占比22.9%,大致相當于英國150年前的水平、美國130年前的水平和日本60年前的水平。目前世界農業強國的農業從業人員占比基本上都在2%以下,美國、加拿大在1%以下。農業勞動力投入不具備成本上的比較優勢,農業生產成本居高不下而且不斷攀升,是我國建設農業強國的短板之一。

第二,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同世界農業強國差距較大。世界銀行2019年數據顯示,以色列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25.13倍,澳大利亞和美國約為中國的17倍多,世界農業強國中農業勞動生產率最低的日本是中國的4.37倍,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的農業固定資產薄弱。按2019年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數據計算,世界農業強國中,農業勞均固定資產形成總額最高的荷蘭是3.3萬美元,最低的日本是0.69萬美元,分別是中國的41.25倍和8.6倍。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一方面原因是我國從事農業活動的人較多,另一方面原因是我國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較為薄弱。

第三,我國農業國際競爭力與世界農業強國仍有較大差距。我國僅擁有全球9%的耕地和6%的淡水資源,卻生產了全球25%的糧食,養活了近20%的人口。同時,我國糧食產量位居世界第一,糧食進口和出口量分別位居全球第二和第三。這些都說明我國既是一個農業生產大國和貿易大國,又是一個農業資源短缺的國家。這決定了需要更多地利用國際市場來進口。但是與世界農業強國相比,我國仍面臨農業“大而不強”“品質不高”“國際競爭力不足”等問題。當前我國農業走出去企業普遍存在信息獲取難、企業融資難、產品回運難的“三難”問題。農業走出去企業規模小、韌性不足,極易受到國際局勢動蕩的沖擊。截至2020年底,中國農業走出去企業中資產總額低于1000萬美元的占66.13%,200萬美元以下的占36.53%,業務貫通全產業鏈的企業僅占6.93%。

第四,農業科技對農業發展的支撐和貢獻不足。在種業科技方面,我國的玉米、大豆等種子基本自給,但受育種及栽培等因素影響,單產還有很大的提升潛力;較高附加值農產品的核心種源大部分仍掌握在國外公司手里,中國具備研發能力的種業企業較為稀缺。在農業機械方面,國外農機產品基本可以實現作物全程機械化,但國產農機還不能適應大部分作物的全部作業環節,尤其是經濟作物的機械化水平較低,高端農機具主要依靠進口。在智慧農業發展方面,我國的基礎研究和技術積累較為薄弱,農業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還處于起步階段。

第五,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比較突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2020年農用化肥施用量5250.7萬噸,較2015年降低12.8%。但是化肥、農藥等的施用強度仍較高。同時,垃圾和污水處理率低這一問題在農村地區也尤為突出。據住建部統計數據顯示,2016—2020年,我國農村污水排放總量持續提升,2020年全年全國農村污水排放量達337.1億立方米;農業農村部發布的《2019年全國耕地質量等級情況公報》也顯示,全國20.23億畝耕地中質量等級評價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積為6.32億畝,僅占耕地總面積的31.24%;評價為七至十等的耕地面積為4.44億畝,占耕地總面積的21.95%。這些都嚴重影響耕地產出,農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環境污染問題和生態保護壓力。

三、鄉村振興與農業強國之間的內在關聯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行全方位部署,提出了2020年、2035年和2050年三個階段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2020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并強調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看,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在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后,黨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具有為新時代新征程的“三農”工作“定錨指向”的功能。

按照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表述,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是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作為鄉村振興的目標,可以追溯到習近平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上述認識的提出主要源于我國國內的發展邏輯,出于加快彌補中國現代化建設短板的考慮。實際上,如果從世界范圍內先行國家現代化經驗來看,“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對于國家現代化還有更深刻的含義,可以理解為“農業強則國強,農村美則國美,農民富則國富”。

“農業強則國強”。目前,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在2萬美元以上,按照這個標準,全世界發達國家有40多個,而其中只有約1/4的國家是農業強國。這說明,發達國家不一定是農業強國,而農業強國是發達國家。其機制在于,農業作為基礎產業和弱質產業,相比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振興難度更大,更加依賴科技實力和組織經營能力。如果一國有能力實現農業強國的目標,自然也有能力擁有發達的制造業和服務業。

“農村美則國美”。目前,全球約5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是城市僅占地球土地面積的3%。除了極少數的城市國家,絕大多數國家的農村都占據國土空間的主體。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不到國土空間的1%,絕大部分國土空間是農村區域,包括廣袤的生態空間和農業空間。我國與歐美國家的城鄉發展差距主要體現在農村發展水平方面,城市建設的差距較小。這意味著,如果我國的農村能夠建設成為美麗鄉村,那就從主體上建成了美麗中國。

“農民富則國富”。發達國家普遍的經濟社會特征是非農產業和農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小,城鄉居民生活條件差距小,城鄉收入差距通常在1.5倍以內,不少發達國家(如日本)的農村居民收入要高于城市。這說明,一個國家的農民在經濟上富裕是這個國家作為富裕國家的有力證明。目前,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都較為明顯。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我國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城鄉差距約為2.5倍;非農產業和農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約為4.4倍。因此,如果我國的農民從整體上變得富裕,那就意味著我國已經成長為一個富強國家。

在以上“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鄉村振興三大目標中,“農業強”具有統領性,因為農業如果產業強,則農民就容易經濟富,農村就容易建設美。因此,農業強國作為新的戰略部署,對于鄉村振興全局工作具有統領性。由于農業強國是一個在國際競爭和比較中建構的概念,故具有更強的客觀性,也較難實現。黨的二十大報告關于農業強國的提法,為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提供了總牽引,對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

四、建設農業強國對推進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這里“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就像提供了總“綱”,綱舉目張,扎實推進“五大振興”的要求就是具體的5個“目”。因此,農業強國建設需要通過扎實推進鄉村振興來落實,并且對“五大振興”提出內在要求。

第一,推進鄉村產業振興的要求。產業振興是農業強國的直接表征,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直接關系到鄉村就業機會和農民增收渠道,是實現農民生活富裕的根本。產業振興要立足鄉村功能定位,充分發揮鄉村比較優勢以推進三產融合。一是發揮鄉村經濟功能,即提供糧食和農產品供給。二是發揮鄉村生態功能,即生態屏障與生態產品的功能。三是發揮鄉村文化功能,推動鄉村文化與農耕文明的傳承創新。黨的二十大報告要求“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這意味著需要緊密圍繞鄉村的“三大功能”實現“三個轉變”。具體而言,一是要把農村從“糧倉”變成“廚房”,通過發展特色農產品加工業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價值;二是要把農村從“窮山”變成“金山”,千方百計地把“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三是要把農村從“田園”變成“花園”,圍繞鄉村的休閑旅游等文化價值發展鄉村產業。在產業發展中,不斷完善多元利益主體聯結機制,實現多種要素優勢互補,讓農民成為真正的產業發展主體。為了加快農業強國建設,在推進鄉村產業振興過程中,要更加重視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問題、一二三產深度融合問題和現代科技改造傳統農業問題,進一步提升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和農產品加工轉化率。

第二,推進鄉村人才振興的要求。人才振興是農業強國的基礎,組織動員各類人才參與鄉村振興,直接關系到鄉村振興的實施效果。人才振興的重點是培養造就一支有力的人才隊伍,切實解決農村缺人手、少人才、留不住人等問題。當前,鄉村人才隊伍面臨著供需錯配等發展困境,人才的數量、質量與結構需要進一步提升或優化,而通過推動人才振興,能夠不斷凝聚鄉村發展的人氣和活力,厚植人才發展的沃土。人才作為第一資源,需要各個主體在“引進來”“培育出”“用得好”“留得住”等方面著力,創新人才引進、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激勵等機制。不斷在加強頂層設計,強化政策引導的同時,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推進和機制創新,提升鄉村人才振興的制度支撐。為了加快農業強國建設,在鄉村振興加快培養的五類人才之中,要更加重視培養農業經營人才,完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體系,重點培養農業經營管理人才,大力培育創新創業人才。

第三,推進鄉村文化振興的要求。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基石,為農業強國提供精神底蘊,核心是通過大力挖掘鄉村文化功能和文化價值,增強農業文明和鄉村文化的吸引力。一是要不斷強化鄉村文化振興的思想根基。激發激活傳統鄉村文化的內生活力,推動優秀傳統文化推陳出新,并不斷推動農村移風易俗,著力塑造農民精神新面貌,不斷提升鄉村社會文明程度。二是要筑牢鄉村文化振興的物質基礎。保護村落空間格局,塑造鄉村文化場域,發掘鄉土文化資源,發展鄉村特色產業,積極引導和推動鄉村文化傳播的數字化建設。三是要完善鄉村文化振興的體制機制。拓展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投入渠道,促進城鄉文化互動助力城鄉融合,構建鄉村文化建設法律制度體系。四是要在農村大力發展特色文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文化旅游業,特別注重利用數字技術賦能傳統農業、激活傳統文化煥發魅力。

第四,推進鄉村生態振興的要求。生態振興是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也是承載農業強國的自然基礎。良好的生態環境是農村最大的優勢和寶貴財富,要推動產業發展與生態保護協調共進,使農業生態系統得到有效修復,真正實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鄉村發展過程中,要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通過科學推進村莊規劃工作,全面推進村莊基礎設施建設,扎實推進人居環境整治,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統籌推進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統治理,建立健全生態文明制度,通過河湖長制、林長制等手段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快區域生態補償制度、生態券制度、碳匯市場等建設,更多發揮市場作用;加強社團組織參與、管護機制改革等,積極發揮社會作用。為了加快農業強國建設,要更加重視農業可持續發展和綠色轉型,大力推廣高效節水灌溉技術,全面加強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持續推進化肥農藥減量增效,積極提升畜禽糞污綜合利用和秸稈農膜循環利用水平。

第五,推進鄉村組織振興的要求。組織振興是農業強國的組織保障,也是鄉村振興的動力源泉,能夠全面帶動鄉村振興、提高治理效能。鄉村組織包括體制性組織、經濟性組織和社會性組織,要注重發揮不同類型的組織的振興功能。體制性組織承擔組織與領導功能,要注重發揮好帶頭人作用和統籌兼顧功能;經濟性組織承擔產業興旺的功能,要鼓勵共享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對于外生性經濟組織要重視利益聯結,對于內生性經濟組織要進行大力扶持,實現帶動和輻射功能;社會性組織承擔著鄉風文明、人居環境整治等重要功能,需要大力培育服務鄉村的社會性組織,引進和培育社工機構、志愿者組織和義工組織,培養村民的公共責任和公共服務精神。為了加快農業強國建設,要更加重視農村經濟組織建設和農業經營方式創新,健全農業專業化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力推進土地規模經營和服務規模經營,加快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有效銜接。

實際上,鄉村的“五大振興”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圍繞建設農業強國推動鄉村“五大振興”,核心是要保證資源要素向農村持續的投入和優化配置。對于資源要素向農村的持續投入,關鍵是用好農村獨特的功能,包括鄉村的經濟、生態和文化功能,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實現城市和鄉村的共生共融。對于農村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關鍵是通過鄉村有效的治理,實現鄉村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的“多治融合”,這要求激活基層自治有效運行,建立德法共治的新秩序。要通過完善基層治理,加強基層治理隊伍建設,用新技術全面賦能智慧治理。通過領導力的供給,帶動多元主體參與,形成有效的、多元的利益協同,從而激發鄉村獨特的功能,實現以城帶鄉,城鄉融合,推動城鄉要素流動,特別是能夠促成產業的興旺和人才的回流。

五、立足國情農情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和推進“五大振興”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既要借鑒世界范圍先行國家的有益經驗,更要立足我國國情農情,探索中國式的農業強國之路。我國獨特的國情農情,既是我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約束條件,也是我國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現實基礎。它們包括:城鄉二元體制與城鄉發展不平衡,超大規模人口總量與大規模農村勞動力外流,人多地少資源稟賦基礎上的小農經濟,農業發展面臨資源環境與脆弱生態環境硬約束,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與共同富裕的戰略要求等。因此,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推進“五大振興”,需要重點從以下五個方面發力。

第一,完善城鄉人口互動體制機制和推進城鎮化進程。據估算,從現在起到2035年,中國農村每年仍將有近千萬的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農村常住人口到2035年減少到4億人左右。在此期間,應積極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為農業規模經營、農業生產效率提升、農業勞動力要素回報率增加提供人口條件;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為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騰出地理空間;推動公共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優先投向農村,提升農村居民占有的公共資源增量,縮小城鄉人均公共資源差距。

第二,加強農業科技能力和強化現代科技支撐。一是加快推進種業振興。建設種業領域國家重大創新平臺,有序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培育一批種業領軍企業,實現種業科技自立自強、種源自主可控。二是開展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充分利用生物技術、數字技術,持續提升農業生產效率,聚焦生物育種、農機制造、耕地質量提升、智慧農業、農業綠色投入品等關鍵領域,做強農業企業和農業產業,大幅提升農業產業國際競爭力和產業領域核心技術掌控力。三是加快農業生產和資源利用技術創新升級。加強農業資源保護,強化退化耕地治理,提高農業用水效率,保護農業生物資源,降低農業資源利用強度,推動我國農業綠色轉型,推進化肥農藥減量增效。

第三,建設現代農業體系和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一是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農業產業結構和生產區域布局,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二是全面推進我國農村生產方式經營變革,推進一二三產融合發展。構建以農產品消費為主導、生產與消費一體化的農業生產方式,推進農業產業延鏈、補鏈、強鏈,積極推進農村電商發展,支持農產品電商平臺和鄉村電商服務站點建設。三是進一步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繼續推進土地“三權分置”改革,鼓勵小農戶通過土地集中流轉、聯耕聯種等多種方式提高經營規模。通過構建多層次、多形式、多元化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讓廣大小農戶共享現代農業發展成果。

第四,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階段性成果基礎上,探索建立“有進有出”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動態調整機制;探索成員股和經營股等多種農村集體資產股權形式,積極引導農民充分利用資金、資源、技術等要素投入經營股,根據股權貢獻設定股權配置辦法;加快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特別法人的實現形式,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市場主體地位;突出基層黨組織在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中的地位,探索村黨支部領辦創辦合作社、形成“多社合一”的集體經濟發展新模式。

第五,提升我國全球農業競爭力和影響力。強化我國在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等農產品出口方面的全球競爭力。優化農產品貿易布局,實施農產品進口多元化戰略,促進優勢特色農產品出口,創新發展農業服務貿易。培育國際大糧商和跨國農業企業集團,推進生產、加工、倉儲物流等全產業鏈協同布局。圍繞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綠色發展等領域,加強全球農業科技合作。積極參與全球糧農治理,共同制定國際標準規則,增強我國農業國際影響力。

總之,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是黨中央著眼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的戰略部署。加快農業強國建設作為新的戰略部署,為推動鄉村振興提供了新動能。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農業強國建設提供了全方位支撐,將有助于加快農業強國的建設進程。展望未來,我們按照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就一定能夠走出一條成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道路。


(作者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鄉村發現轉自:求索 2023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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