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吳理財《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治理70年》所想到的
正是薔薇花盛開的時節，我和吳理財教授在安大校園見面了。雖相見有點姍姍來遲，但談及家鄉的山間溪流、田間地頭，又是那么非常親切。其實，我早就拜讀過他的相關“三農”系列研究著作了。吳教授送給我的一本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治理70年》，又讓我想起童年的光景，仿佛一部農業發展歷史影片，一個個鏡頭展現在我的眼前。70年來，我國農村治理是如何演變的？其演變的基本邏輯是什么？未來的發展趨向又是什么？帶著這些思考，讓我與吳理財這位老鄉、教授學術興趣緊緊連在一起，從其著作的字里行間一同分享學術成果的快樂。
一、農村治理離不開我國農村發展經濟基礎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與之相適應。吳理財《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治理70年》一書，始終圍繞著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邏輯脈絡由淺入深、由表及里進行闡述，并以大量的史例和數據佐證，讓讀者清晰明了。這本書以時間為序，將70年來的我國農村治理劃分為七個歷史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初期、合作化時期、人民公社時期、改革開放前期、市場轉型期、農村綜合改革時期以及新時代鄉村振興等。上述每個歷史階段劃分不是憑主觀臆斷的，而是依據以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為基礎的制度安排。正如吳理財教授在書中“緒論”所言：“本書做上述歷史階段的劃分，主要依據特定歷史時期國家制度的變革，特別是關于農村土地制度、經濟制度或社會制度的變革。一項國家重大農村制度的變革，必然引起農村治理的變化。”（P1）
二、“城鄉分治”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
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由來是與我國鄉村治理的歷史演進分不開的。從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時期建立戶籍制度，一步一步將鄉村和城市被制度隔開。土地維系著農民的生存，新中國成立之初，鄉村治理的首要任務就是解決土地問題，要實現耕者有其田，讓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獲得生產資料，將封建土地所有制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鄉村生產關系也得到調整。
土地改革后，歷史進入農業合作化時期，鄉村治理面臨的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要求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生產和發展必須與總路線相一致，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必須有一個大提升。鑒于當時農民個體生產存在不少困難的實際，于是教育和動員農民按照自愿的原則組織起來，大力激發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通過集體經濟的方式，先后成立互助組和初級農業合作社，進而向高級農業合作社發展。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農民的土地所有制轉變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
通過農業合作化，鄉村治理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家政權在農村地區建立和鞏固人民公社制度。這種鄉村治理模式特點是“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鄉村區域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整合。在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政資金被大量配置到了城市發展，對農村的投入有限。這個時期，戶籍制度也已建立，形成了長期的城鄉壁壘，極大地限制了城鄉居民自由流動，城鄉二元結構日益形成。正如吳理財教授研究總結的那樣：“與人民公社這種全能型管治體制相統一的，是我國建立了影響深遠的以戶籍制度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用工和福利、分配制度為基本內容的城鄉二元分治體制，嚴格管制農民的自由流動，將農民牢牢束縛于土地之上?！保≒53）
三、鄉村治理始終圍繞著“農民—土地”演變的
土地是農民生產生活依賴的重要條件，鄉村治理的演變實質上也是圍繞“農民—土地”來展開的。土地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變化，直接牽動著億萬農民的根本利益，也關系到黨在農村政權的建立和鞏固，關系到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我國鄉村治理70年以來，土地政策經歷了不同時期的演變。無論是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時期，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市場轉型時期以及新時代土地“三權分置”改革，政府始終通過頒布法律和政策文件調整土地與農民的利益關系，從而也使我國的鄉村治理模式發生系列變化。高度集中的“政社合一”的鄉村治理體制，隨著農村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漸被“鄉政村治”新的鄉村治理模式所取代，形成各種新的利益主體和階層結構。可以說，經過70年的變化，我國鄉村治理已經到了一個高水平發展時期，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土地—農民”仍然是影響鄉村治理的核心。吳理財教授也坦言“不同的農村土地經營制度對農村治理產生的影響作用不盡相同?！保≒110）
四、鄉村治理離不開農民這個主體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從事實踐活動的主體，具有客觀物質性、社會歷史性和主觀能動性?？v觀我國鄉村治理70年的發展歷程，始終沒有離開農民這個主體。新中國建立后，黨把農民從地主土地剝削中解放出來，通過“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后分配給農民，將地主土地私有制轉變為土地農民私有制。農業合作化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在農業生產方面發揮互助作用。到了人民公社時期，成千上萬的農民成為公社的主體，極大地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之后由改革開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農村稅費改革，黨一直尊重農民的鄉村治理實踐主體作用。再到進入新時代“鄉政村治”，農民參與鄉村治理的主動性和發揮民主作用大大增強。
農民在鄉村治理中的實踐主體地位，隨著時代的發展愈來愈凸顯重要。農村任何一場改革，如果忽視農民的實踐主體，依靠行政手段強制推行，勢必大大挫傷農民的積極性甚至侵害農民利益。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無論是土地制度改革，還是農村稅費改革以及構建簡約高效的基層管理體制，都把維護農民利益、減輕農民負擔放在首位，不斷提高基層政府服務能力，充分發揮農民自治主動性和創造性。但在農村的基層政府機構具體工作中，在如何發揮好農民實踐主體作用方面還存在不足。吳理財教授在研究鄉村治理過程中指出：“在農村治理之中，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農民主體性問題—在農村治理中往往存在農民主體缺失、不在場、遮蔽、隱身乃至虛化等問題。因此，在當前農村治理中，如何培育和激發鄉村社會內生活力是個難題，因為它從根本上決定著農村內生秩序的生產能力及生產狀況?！保≒5）
五、鄉村治理是法治、自治和德治的融合共進
法治是鄉村治理的保障。從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市場轉型以及新時代鄉村治理，都始終堅持依法治理。新中國建立初期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合作化時期，全國人大通過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明確規定：“入社的農民必須把私有的土地和耕蓄、大型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比嗣窆鐣r期，中央頒布《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規定：“農村人民公社一般地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以生產大隊的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三級集體所有制，是現階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笔袌鲛D型時期，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我國農村普遍實行村民自治制度。進入新時代，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于修改農村土地承包法的決定，將農村土地“三權分置”制度法制化。
自治和德治，是我國鄉村治理的進步體現。自治可充分發揮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和自我教育的功能，提高農民參政議政能力。在自治過程中，涌現出一批新鄉賢積極參與鄉村治理。同時，在鄉村倡導德治，可提升鄉村治理“軟實力”。如，加大對道德模范、最美家庭等先進典型的培樹，引導人民遵道德、講道德、守道德，建設共同的精神家園。
法治、自治和德治三者是彼此促進和融合的，構成一個系統性鄉村治理模式，有效地推動政府、社會組織、村民等多方主體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發揮作用，充分激發鄉村社會發展活力。吳理財教授對鄉村治理新趨勢展望指出：“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強保障、以德治揚正氣，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保≒178）
(作者系哲學博士，高級研究分析師。研究方向：縣域經濟、鄉村振興、基層黨建、金融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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