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西M村為中心
【摘要】將當下的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置于由工業化、城市化而引發的“去農業化”的背景之下，我們會發現，作為鄉村劇烈變遷的直接后果，村落社會的“鄉村性”發生了大量的流失，表現為勞動力外流、環境惡化、組織松散、文化傳統丟失等。通過對浙西M村的實地調查，我們發現村落轉型實質上也是村落鄉村性被重新發現和激活的過程。在此過程中M村通過村落文化傳統的發現，生態環境的涵養，政府主導下的村落再組織化，以及基于市場而生發出的“新鄉村性”，努力促進文化、生態、政策、市場之間親和性互動，形成“多重推力”，使衰敗的村落涅槃重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內發性發展”。
【關鍵詞】去農業化；村落轉型；鄉村性；內生動力
進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以快速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為背景，中國鄉村的發展業已步入了一個關鍵性的十字路口。在城市化和市場化的沖擊之下，村落在獲得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不得不面臨著農業衰退、人口外流、傳統丟失、環境惡化、組織失靈等挑戰，村落的轉型與再生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在學界此前的研究中，有的學者根據其對村落類型化的理解和判斷，對村落轉型展開了多面相的剖析，并提出“鄉村性”和“新鄉村性”等概念，[1]認為村落的轉型再生不是一個簡單的“去鄉村性”的過程，而是一個在新的歷史場景和社會條件下重新發現鄉村傳統，重寫鄉村性的復雜的變動過程。本文擬以浙西M村為中心，對村落轉型的動力機制與可能路徑，以及鄉村性的發現和重寫等問題展開初步的研究探討。
一、去農業化背景下轉型村落“鄉村性”的流失
(一)作為村落轉型背景的去農業化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去農業化”最早是西方學術界在研究鄉村轉型過程中提出的概念。Bryceson D.F．在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去農業化”和“農村就業”問題時對此概念作出了分析，他認為“去農業化”是一個過程性概念，內涵有三：一是在生計方面經濟活動的重新定位；二是工作和職業活動的再調整；三是居住空間和住宅的重新布局。[2]國內一些學者在研究中也提出，所謂鄉村的去農業化是與工業化、城市化同步發生的，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一般可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農業的“去中心化”；另一類就是農業的后生產性功能逐步凸顯的“后農業式”發展模式。[3]結合國內外學者上述的研究界定，我們認為此“去農業化”概念的核心含義在于：一方面農業與村落社區的逐漸分離，呈現出“去耦化”特征。村落社區傳統的農業生產功能發生變遷，具體表現為農業生產功能的減弱或徹底消失，也可以是傳統的生產性農業向觀光旅游農業、休閑農業等后生產主義農業的轉變。另一方面，去農業化還表現為生計方式、生活方式、居住空間、村民關系等多個方面的非農化變革。
而在本文中我們之所以將去農業化作為考察中國當下鄉村轉型的直接背景，首先是因為傳統村落的去農業化過程往往與其走向衰敗的歷程相伴隨。在農業去中心化時期，由于農業生產所需的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大量外流，村落中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不斷減少，與此同時，以小農戶為基礎的傳統村落社會結構也開始松動，村落的流動性與異質性快速增長，以至于村落社會中呈現出過疏化和社會原子化的現象，村落的公共性也面臨危機。其次，去農業化還意味著村落的轉型需要改變傳統鄉土社會舊有的發展邏輯，重新賦能，即在農業從村落剝離的過程中，發展出新的替代性產業，才能使村落作為一個生命體獲得新的生機，而避免走向終結的命運。再次，在村落轉型的過程中還需要在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層面建立起新的社會聯結形式和團結方式，構建村落的新公共性。因此，將去農業化作為研究村落轉型的重要邏輯起點具有較為充分的合理性。此外，需要強調的是去農業化并不是僅指作為國民經濟重要組成的農業產業的弱化，而是指農業生產活動與村落社會的“脫嵌”趨勢，其具體形式也是多樣的，可以是傳統的糧食生產向綠色農業、休閑農業的發展，也可能是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導致耕地減少進而引發的去農業化過程。
(二)村落轉型過程中“鄉村性”的流失
在調研村落轉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浙西的M村。該村由原來的外陳村與寺塢村合并而成，歷史悠久，據推測，僅外陳村作為村莊的歷史就能夠追溯到宋元時期。[4]村中主要以吳、龔、傅、蘇等姓為主，共有358戶，912人。村莊位于廟源溪流域上游，群山環繞、竹木蔥蘢，自然風光十分優美。步入新世紀以來，M村逐漸開始呈現出轉型的態勢，其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市場環境變化的作用，也有村落內部資源匱乏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其走向衰敗的過程與其鄉村性喪失的進程呈現出明顯的同步性，主要表現為：
1．由作為農民傳統生計的農業衰退而引發的人口外流
M村位于偏遠山區，屬于典型的山村，與農業種植相關的耕地等自然條件較為匱乏，在市場化浪潮的沖擊下，農業生產活動大幅減少，而且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逐漸處于邊緣化地位。M村擁有10000余畝山林，其中毛竹林有6000畝，因此村民長期以來“以竹為生”。但進入新世紀，隨著毛竹價格的降低，原先“以竹為生”的生產模式難以為繼。“2002年以前呢，村民主要是靠毛竹，以毛竹為生，那時候我們這兒的毛竹四十來塊一百斤，那個時候的人工費不高，一天也就四五十塊錢。現在毛竹是二十四塊左右一百斤，人工都要一二百塊錢一天了。你在家里面生存不下去了嘛，你待在家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肯定要出去打工。”[5]隨著大量的青壯年出外打工，M村的人口外流的趨勢不斷增強，截止到2018年，外出務工人數達到在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大部分的青壯年勞動力都離開了村莊出外打工。村莊內也出現了留守現象，引發出老齡化、空心化等問題。同時，隨著大量能人的外出，使得村兩委班子也面臨嚴重的弱化問題。
2．環境生態因素的影響
筆者在訪談過程中了解到，促使村民出外打工還有環境因素的影響。“2002年的8月15號，這個時間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們這里發生了一次很大的洪水，當時就下了一個多小時的大雨。這個山翻過去的那邊那個村就死了十六七個人，其他幾個村也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了影響，那之后呢，我們這幾個村很多人都出去打工，搬出去了，山里面沒法住了嘛!”[5]可見，由洪澇災害引發的地質災害對M村村民產生了很大的刺激，一些村民更加堅定了要走出山村的想法。
M村早期的衰敗趨勢還表現在環境污染方面，現在植被茂密、水源清澈的村莊在2013年以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臟亂差村莊。由于人均收入不高，村民將養豬作為重要副業，村內最大的養豬場甚至達到了存欄數千頭的規模。養殖過程中產生的污水直接排放到河道當中，污染了河流水質，影響下游居民使用，每到夏天蚊蟲滋生，河流臭氣熏天。村民們提起當時的情形記憶也都極為深刻。“以前我們村可不像現在這樣，那時候光我們外陳這邊就有十幾二十戶養豬的嘞，現在下面那個春糕館那片地就是個養豬場租的。豬糞流得哪里都是，一到夏天不光臭還招很多蒼蠅。13、14年的時候村里就不讓養了，環境就慢慢好起來了啊，你看我們現在多好，我們現在都是景區了啊，很多城里人都過來玩兒。”[6]惡劣的生態環境不僅影響居民生活，也嚴重制約了農家樂、民宿的發展。
3．鄉村文化傳統的丟失
在M村形成的初期，便逐漸建構起以梧桐祖殿立春祭為主題的傳統的鄉土儀式和信仰系統，支撐著村民的精神信仰及價值依托。根據學者魯可榮研究，早在清代初期，M村所在的衢州府便有立春祭的傳統，而本村的梧桐祖殿約建于明末清初，綿延不絕。但伴隨著20世紀中葉后復雜的社會變遷，這些儀式逐漸丟失和中斷。通過“破四舊、立四新”，禁止迷信活動等，M村立春祭祀活動被迫中止。祭祀執事中斷，梧桐祖殿功能發生蛻變。[7]而在改革開放后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人們在努力解決物質匱乏問題的過程中也并未迅速意識到村落文化傳統重建的重要性，從而導致村落文化傳統的嚴重缺失。
二、村落轉型中的“多重推力”及其對鄉村性的重寫
如前所述，在工業化、城市化的浪潮中，鄉村第一產業的衰敗似乎已不可避免。因為對于人多地少的M村而言，從土地中賺取收入存在著難以逾越的瓶頸，而通過養殖業致富又有毀掉鄉村生態環境的危險。在這一意義上，M村必須基于自身的傳統優勢實現轉型與再生。在此過程中M村實際上是通過村落文化傳統的發現，生態環境的涵養，政府主導下的村落再組織化，努力通過促進“文化、生態、政策、市場”之間親和性互動的形式，形成“多重推力”來加以實現的。
(一)村落文化傳統的發現及其與生態優勢的結合
作為前工業社會最為典型的人類文明延續性存在，那些看似普通的村落中往往蘊藏著世界級的文化遺產。借用文化資本理論展開分析，我們可以斷言，這些標識著人類農業文明發展行程的文化遺產往往帶有延續性、累積性、唯一性及轉換性等特點，在村落轉型和再生的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浙西M村，我們尋找到一個由鄉村文化傳統發現而引發的村落轉型升級，進而形成了文化、生態、政策、市場等多重要素的互動，推動村落轉型再生的經典案例。
1.M村文化傳統的發現
眾所周知，對于一個農業民族來說，“立春”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但人們或許不會相信，今天仍矗立在M村的梧桐祖殿和依時進行的立春祭竟然是中國大陸范圍內立春祭祀活動僅存的碩果。在今天，每當人們提起M村往往都會跟上一句“就是九華立春祭的那個村”。可見，立春祭和梧桐祖殿已成為M村響當當的文化名片。而在此之前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身處大山竹林之中的古老村落能夠成為世界非遺的傳承地。2001年浙江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汪筱聯在參加地方旅游資源普查避雨時偶入已作為碾米廠的梧桐祖殿，使得塵封已久的M村立春祭得以被重新發現。從表面上看，事件的過程具有偶然性和傳奇性，但如果將其置于新世紀初年以來中國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總體行程中來加以審視，作為M村傳統文化的重新發現及光大則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梧桐祖殿和立春祭被重新發現之后，當地政府和文化界人士就開始為立春祭的申遺之路多方奔走。從2005年開始，中斷多年的立春祭活動得以恢復。2006年，梧桐祖殿祭春被確立為柯城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隨后又被列為省級、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2016年11月30日，以九華立春祭等為代表的中國“二十四節氣”，被正式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為Q市首個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世界非遺的申請成功既是對M村傳統文化保護的充分肯定，也是對立春祭所承載的歷史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重新發現。隨著儀式的舉辦與媒體的宣傳報道，立春祭的名氣越來越大，媒體的關注程度也隨之提高。2019年2月4日，中央電視臺中文國際頻道《2019年傳奇中國節·春節》欄目以《浙江衢州立春祭：祈福迎春傳承文化》為題播出了M村當年舉行的立春祭活動。所有這些都使立春祭真正成為M村的文化旅游品牌，使M村成為當地政府重點打造的“招牌村落”。
2．村莊集體記憶的重建
作為Q市重點打造的傳統村落，獨具特色的M村瞬間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學界研究的對象，以M村為主題展開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于傳統文化和集體記憶重構等話題。有學者以M村毛竹產業的發展歷程為視角，探討了毛竹手工業對處于發展轉型中村落傳統記憶的承載功能。認為“長期以來M村村民依托山區特色資源‘靠山吃山’得以繁衍生息，從而形成了與村民們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以竹為生’的傳統手工藝，并生發孕育出厚重的鄉村集體記憶，承載著豐富的鄉村綜合多元性價值，強化了村落共同體的身份認同以及鄉村文化傳承”。[8]也有學者從M村立春祭的發展變遷入手，分析了民俗活動集體記憶在M村為何出現失憶，在新時期出現集體記憶重構的原因。認為鄉村集體記憶的重構不僅依賴于口頭傳說、標志性建筑等物質或非物質形式的記憶載體，還有賴于村民、文化經營、政府等多方主體的廣泛參與。[9]
透過學界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竹制品手工藝的傳承發展，還是立春祭儀式的重新發現，M村的傳統儀式雖然發生了中斷，但是在村民的集體記憶中，那些口耳相傳的故事早已融入到其血脈之中。據M村的一位80多歲的老人回憶：“我小時候還有老佛，那時候經常在梧桐殿里跑，……我們這里不光那一個廟，現在山上還有一座廟，以前更多，從我們這里到上面的塢口村，就有好幾個廟……后來都搗毀了，老佛就是當時給燒了，前幾年現在書記的弟弟又做了一個……恢復起來肯定好啊，本來都是我們村的。”[10]祭春儀式與梧桐祖殿的發現讓那些塵封的歷史記憶被重新喚醒，這也許正是為什么在梧桐祖殿獲得重新發現以來，村民如此積極踴躍地參與到重建事務當中的原因。在這一意義上，梧桐祖殿中手持圓規與種子神采奕奕的句芒神像也并不嶄新，那只是能工巧匠將老年村民記憶當中的神像再現人間。在M村，集體記憶是在十年浩劫中中斷的傳統文化與祭祀儀式得以重獲生機并發揚光大的真正土壤，傳統文化也同時給予了集體記憶以嶄新內容和當代價值。
3．文化傳統與自然生態優勢的有機結合
如果說梧桐祖殿、立春祭的發現，找回了村落丟失已久的傳統，那么，將這一傳統鑲嵌到萬畝竹林的山野中，則會使村落文化傳統與生態環境優勢形成一種相互支撐和有機結合的格局。如前所述，2013年前的M村曾深受環境污染之苦。作為發展主義語境下的邊緣落后地區，鄉村社會被忽視且深受其害最為主要的表現便是對于鄉村環境的破壞。追逐片面發展的結果是農村地區水污染、空氣污染問題嚴重。在M村的發展歷程中上述問題非常突出。惡劣的生態環境不僅影響居民生活也嚴重制約了農家樂、民宿的發展。而問題的轉機出現在2013年，當年11月，浙江省提出“五水共治”戰略，將“排澇水、治污水、保供水、防洪水、抓節水”作為重點項目來抓，開始在全省范圍內整治水環境。以此為契機，M村的環境污染問題開始出現轉機，全村范圍內禁止養豬，基本上解決了養殖業帶來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問題，也找回了以村落文化傳統和生態環境為載體的鄉村性。
(二)政策助力下村落組織力的重建
從表面上看，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似乎具有渙散性，但如果深入其植根于宗法家族和熟人社會基礎之上的內部結構，則會發現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上的組織性和秩序性。而通過新中國成立后農村的集體化，這種組織性又具有了新的更為現實的社會基礎。但在鄉村去農業化的背景下，人口大量外流，舊有的鄉土關系開始走向疏離化，導致村落組織亦呈現出渙散的態勢。M村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在梧桐祖殿被重新發現后，在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上級政府對M村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M村的治理能力得以強化。村級黨組織、黨員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為M村的轉型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將村落組織力的重建作為鄉村性構建的核心標志之一。
1．村黨員數量多，力量強
從M村的實際情況來看，黨員數量多，中青年黨員比例大，M村總人口不到1000人，而黨員數量就達到50人之多，這在一般農村地區比較罕見。之所以出現此種情況，主要是因為上級黨組織的重視，使該村每年的入黨名額都比其他村多，因此，其黨員數量和年齡結構都要優于大多數村莊。黨員數量的增多，使得Q市開展的黨員聯戶做法在M村落實得比較徹底。由于黨員占比高，幾乎每一個同姓家族中都能找到黨員，M村的黨員聯戶建立起黨組織與村民群眾的緊密聯系，這對于黨的政策宣傳、決策執行、意見反饋都具有重要意義。如M村的一位黨員說道：“我們黨員聯戶主要還是聯我們自己人嘛，親戚啊鄰居啊……還有就是村里面要是有什么政策宣傳，村里面兩委去溝通不好的，你像家里年紀大的，思想上要是有什么跟不上的，肯定是要家里面熟悉的人去溝通會好得多。”[11]黨員聯戶的做法為M村在重大事件中的動員能力提供了保障。
2．鄉村帶頭人的發現和培養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界一般將農村治理精英分為“嵌入型精英”與“內生型精英”，其中內生型精英又可以進一步細分為長老型鄉村治理精英、任命型鄉村治理精英和能人型鄉村治理精英等。[12]在M村的治理實踐中，村莊精英主要表現為能人型鄉村治理精英和任命型鄉村治理精英的組合。M村現任的村委書記GYL是土生土長的本村村民，據他自己回憶，“我以前是在廣播站上班，2008年以前我就拿到了每個月3000多塊的工資，當時還是蠻高的。……其實我回到村里面主要也是想為村里做點事情嘛，因為我在外面上班，知道的信息肯定是要比村民多一些的。當時也就是因為這個想法08年的時候回來競選書記的。”[13]此外，GYL還是村里面較早的一批農家樂經營者，早在2005年，他便開始經營農家樂生意。回村工作不久，GYL就開始著手擴大自己的農家樂和民宿生意，開闊的視野和廣博的見聞使GYL意識到M村農家樂的發展必須走高端化和差異化的經營道路，因而在鄉政府的支持鼓勵下他開辦了一家兼具農家樂功能的高端民宿，生意十分紅火，這也激發起其他村民經營民宿的熱情。這樣一位有想法、有能力，想要為村民做點事情的致富帶頭人，自然成為村莊事務與鄉村治理中的主心骨。與GYL的情況相似，在村委當中還有幾位村干部也同樣是民宿經營的佼佼者，其中支委委員WHG原來在鎮上經營自己的店面，在看到民宿經營的前景之后也回到村中做起了民宿生意。這位頭腦精明頗有想法且對傳統文化充滿熱情的中年人還參考其他大型祭祀活動，負責制定了M村立春祭的基本規制和程序，使原來缺乏正式感的立春祭活動也逐漸升級。筆者在調研中深切地感受到，正是這些村落精英的深度參與、帶頭引領，M村的治理能力和產業發展才取得了如此不俗的業績。
3．技術治理能力的提升
M村所在的Q市非常重視推進農村數字化治理工作，打造了以“村情通”為代表的數字化治理平臺，并逐步在全市范圍內推廣，從筆者在Q市的調研情況看，將信息化治理技術應用于農村社區，可以有效地解決信息公開等問題。在技術治理方面，M村按照上級要求將網格化治理與黨員聯戶相結合，使鄉村治理進一步精細化。村干部對網格化管理的理解也非常簡單樸實，“網格化管理其實就是要把老百姓吃喝拉撒睡所有事情，包括你村里面要做什么事情，要征地啦什么的，都通過網格，把這些事情全部拿進來，就是向下下沉，向上呢反映老百姓的情況。”[14]數字化治理與技術化治理具有較強的關聯性。在調研中發現，為保證網格管理的精細化水平，上級政府專門開發了針對網格員使用的手機應用軟件，網格員需每天將本網格內的巡查內容、發現問題匯總上報。為保證網格員巡查的質量，應用軟件甚至還具有計算網格員每天步行距離的功能，要求網格員每天步行必須達到一定的距離才算合格，由此可見治理的精細化程度。通過上述措施，對于農業生產衰敗、人口外流嚴重的M村來說，行政權力下沉和黨組織建設能夠為鄉村社會的再組織化創造條件。這似乎也重演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政黨下鄉”對農村社會的整合邏輯。[15]
4．由政策性投入力度增大而帶來的資源支持效應
農村地域的公共物品供給一直是鄉村發展過程中的老大難問題，尤其是在分稅制改革之后，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對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職能，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僅沒有為農村提供相應的公共資源，反而不斷汲取農村剩余資源，造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農村公共物品供給上的缺位。[16]上述公共物品供給的困境也同樣存在于M村所在的地區。不過，從新農村建設尤其是鄉村振興戰略揭開序幕之時起，隨著國家政策的轉向，大量資源開始投入到農村建設當中。除國家政策與財政向農村傾斜之外，M村創建3A級景區以及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請成功，也都與地方政府大力支持與直接推動密不可分。以3A級景區創建為例，在創建景區的數年內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在M村投入了大量資源。“2014年，M景區著手打造國家級3A景區的創建工作，制定工作實施方案，分解創建任務目標，安排部署創建工作；2015年，對村莊資源進行探索、挖掘、整合，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道路、廁所等進行改造提升；2016年，成立創建工作專門領導班子，……；2017年，旅游管理服務……要素配套完善等等實現了大的飛躍。總投入1400萬元，用于道路建設，房屋修繕，萬塢線田園風光打造，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信息化建設，梧桐祖殿提升，停車場修(擴)建等。”[17]
M村所在的地方政府對M村發展的關注程度之高、投入力度之大，于此可略見一斑。而且，除了上述1400萬元的投資之外，還投入400萬元用于道路建設、150萬元用于公共設施建設、25萬元用于橋梁修繕，極大地改善了村莊內部的基礎設施狀況。除了景區創建和基礎設施投入之外，M村每年的立春祭活動也都需要政府的大量投入。筆者在訪談中收集到一份M村向鄉政府申請舉辦立春祭活動資金的申請書，發現在活動中，從音響設備到燈籠、服飾等均需政府的資金支持。每位參與立春祭活動的村民還能拿到每天百元左右的報酬。在支持村莊產業發展方面政府的投入與支持同樣毫不吝嗇，為促進M村的民宿產業發展，當地政府開出一系列優惠條件，吸引相關企業進入，同時鼓勵本地村民開展民宿經營活動。近幾年，Q市政府相繼出臺多條政策措施，從土地、資金、融資等多個方面加大對民宿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很多當地村民進入民宿經營領域的初衷便是看到政府對該產業扶持力度大、補貼資金多等優勢。可見，政府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等方面的巨大投入無疑成為M村轉型發展的“第一推動力”，正是有了良好的基礎設施、優越的政策環境等條件保障，才有了后來各類市場主體的進入以及村落居民的回流。
(三)村落轉型中基于市場而生發出的“新鄉村性”
以村落文化傳統發現和政策推動為直接背景，大量外來的市場要素進入M村，從而使得昔日偏僻肅靜的村落開始喧鬧起來。村落中的老房子、宅基地被打上了商品交換的符號，村落內部勞動力也開始走向商品化，村民間、村民與外來者之間呈現出新的鄉土關系形態，催生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新鄉村性”。
1．村落空間的商品化
從學術意義上看，空間的生產與商品化并不是一個新的研究議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列斐伏爾等便通過“空間生產”等概念，揭示出空間被開發、設計、使用和改造的全過程。當然，列斐伏爾主要是從城市空間生產的視角對現代資本主義展開批判。而本文所關注的是村落鄉土空間商品化的過程。M村空間與景觀的商品化主要是通過文化資本的賦值、環境改善和旅游開發，而使得其在短時間內迅速實現增值，成為城市居民和游客的消費對象。首先是老房子的商品化。作為一個典型的人多地少的山村，為了節約靠近河流地勢平坦的耕地，建村以來，M村的村民住宅多集中建在地勢較高的山坡上。但隨著居民收入結構的改變，耕地的重要性也隨之降低，越來越多的村民將新房建到了地勢相對平坦、交通便利的溪流附近。而把大量空置的老宅留在了山上，這些老宅雖然外表是土坯建筑，但是由于內部采用比較結實的木料作為承重主梁，加上大屋檐的建筑特點，使得這些老宅雖歷時長久，卻依然堅實耐用、冬暖夏涼。很多來到M村的城里人在看到這些隱身于竹林之中的老宅后，便以長期租賃的名義將宅基地和老宅一道買下。筆者在調查中遇到一位正在裝修老宅的民宿老板，他講述了為什么選擇這里經營民宿的經過：“我買下這個老房子也是機緣巧合，以前我不知道有這地方，當時是幾個朋友周末出來玩玩，來這里爬山……覺得這里有山有水風景挺好，你呼吸一口空氣都帶著樹葉的味道，你像我們在城市上班工作每天坐辦公室，時間長了真的受不了。有這么個地方周末能來放松放松也挺好。……當時與這個老房子的主人聊天，知道他的這個老房子想要賣掉，當時就決定買下了。”[18]據村干部粗略統計，以此種形式賣出的宅基地多達40多處，而M村全村也才只有300多戶居民。隨著交易量的增加，宅基地的價格也水漲船高，從一開始的一兩萬元一處上漲到二三十萬元一處，不到十年間上漲了十倍之多。
其次是自然景觀的消費化。M村是一個掩映在竹林中、自然景觀資源非常豐富的美麗山村，在7.94平方公里的總面積當中山林就占了7.3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達到了92%。如此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不僅使M村在旅游開發中具有獨特優勢，同時此生態景觀也成為游客消費的對象，如在民宿的定價方面除了硬件設施和經營品牌的因素之外，民宿所處的自然環境也十分重要，那些鄰近河流視野開闊的民宿往往在定價上要比其他民宿高出一截。
2．村落內部勞動力的商品化
伴隨著村落內部市場因素不斷地擴大，村莊內部勞動力也開始走向商品化，依據雇主的不同可以分為兩種情況：
(1)村民間的雇傭行為。眾所周知，換工行為廣泛存在于中國鄉土社會，是農民利用家外勞動力的普遍方法，可以不必花錢，在農忙或蓋房子時就得利用家外的勞動力了，同時也就是等于擴大利用家內自有勞動力的機會。[19]但在村莊勞動力大量外流的情況下，這種換工鏈條經常發生中斷，即很多農民因出外務工而無法將其以前接受的換工幫助及時還工，交換鏈條的中斷使從前村民之間通過換工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合作關系受到挑戰。[20]就M村的情況而言，雇傭行為對換工的替代還另有原因，正如訪談中一位農家樂經營者所說，“人家幫你你也還不回去，再說我們這是做生意賺錢，哪能請人干活不給錢呢。”[21]筆者在調查走訪中發現，M村幾乎每家民宿或農家樂在客人較多的季節，都會雇傭街坊鄰里幫忙干活，“我們忙的時候也會雇人，因為就我們倆人，客人稍微多點就忙不過來了，雇人的話工資都是一百五一天，當然也不會是天天雇，也就忙不過來的時候會雇人。”[22]這種報酬水平基本與當地小工的工資水平相當，在游客較多的季節這也成為了村民非農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2)村落“外來者”對村民的雇傭。這里所說的“外來者”主要是指在M村“購買”宅基地的城市居民或外地民宿經營者。他們對村民的雇傭主要有兩種情形：一種是在房屋裝修中的雇傭行為，因這些被出售的宅基地和老房子大多處于地勢較高處，交通不便，建筑材料的運輸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加上木工等裝修的投入也相當可觀，每一處老宅的裝修僅在人工花費上就需要數萬元或更高。另一種情形是外來民宿經營者對村民的雇傭，與村民之間的雇傭行為不同，外來民宿經營者多是采取長期雇傭的方式，即按月“開工資”的方式雇傭當地村民，這些被雇傭的村民便成為實際上的在地上班族。
3．對基于市場而生發的“新鄉村性”的評價
(1)關于村落內部勞動力商品化社會影響的評價。除了有利于穩定地增加村民收入之外，這些被雇傭者多為村中的中年女性和老年人，由于年齡的限制使得其外出打工的機會不多，成為村落留守者，這些村民除了日常做一些手工竹制品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在這一意義上，村落內部的勞動力雇傭給這些留守者提供了勞動的機會。進一步講，這些收入穩定的工作機會也會將一些原本計劃出外打工的年輕人留在鄉村。當然，有學者注意到村落內部勞動力商品化所帶來的問題，并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展開分析，認為“村莊內部勞動力商品化改變了村民之間的合作方式，直接導致社區社會資本各要素的流失，出現集體行動困境，農村社會內部也難以依靠自身力量實現發展”。[23]我們通過對M村的觀察分析則發現，農村內部勞動力商品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能簡單地加以否定。因為村莊內部勞動力在走向商品化的過程中或許會導致舊有的社會資本流失，但其同時也制造出具有替代性的社會團結方式，表現出一種新的鄉村聯結模式，是一種值得研究關注的“新鄉村性”。
(2)是資本下鄉嗎？在評價M村這些外來民宿經營者影響和作用的問題上，人們往往會聯想到近年來不斷引起學術界熱議的所謂“資本下鄉”現象。M村的這些外來民宿經營者，包括那些以公司為背景的民宿，是否可以與我們經常討論的“資本下鄉”現象畫等號，二者之間存在著怎樣的不同和影響？眾所周知，近年來學術界之所以對“資本下鄉”問題倍加關注，主要是因為“資本下鄉”可能會對鄉村發展產生一系列復雜的影響。如周飛舟、王紹琛即認為，商業資本通過成為投資主體，與地方政府一起成為級差地租的剩余索取者，而農民則是被動地參與到農業的現代化和農村的社區化進程中來。[24]還有學者從村莊治理、保護小農等角度提出要警惕“資本下鄉”。那么M村的情況如何？外來者和資本的進入是否也會引發相應的負面效應呢？
我們認為，圍繞著M村宅基地買賣，外來者購買、經營民宿等交易行為與一般意義上的“資本下鄉”有相同之處，但也存在著值得認真辨析的重要區別。首先是資本規模的不同。以往討論的“資本下鄉”主要是以公司為主要形式的大規模商業資本，具有較大的“活動”能量，往往與當地政府和村級組織相互合作，共同對農村土地等進行大范圍的開發利用，容易與村民產生復雜的糾紛和利益沖突。而M村的情況則存在不同，其下鄉資本雖然從總量上來看規模不小，但卻主要是以分散化和個人化的投資為主，雖然也有以公司為背景的民宿經營，但因其公司資本占比較小(公司只占總股本的20%，個人占80%)，因此決策和經營活動往往表現出開發范圍小，逐利性不強的特點。其次，下鄉目的的多重性。學界以往集中關注的“下鄉資本”盈利是其首要目的，而M村的外來民宿經營者卻與此不同，其經營雖然也帶有逐利目標，但在很多情形下，對鄉村文化、社會生活及生態環境的品味、趣味追求則成為其投資的主要動機。有些投資者甚至可以說其經營民宿并不是為了賺錢，正如一位常年在村中生活的外來民宿經營者所說，“我這個民宿算下來其實也不怎么掙錢，因為我們的裝修投入是很大的，有的人做民宿每天都在搞活動啊拉客源啊，想盡快把投的錢收回來，其實這樣做是做不好民宿的，想要把民宿做好需要真正對鄉村有感情的人。……我做這個民宿其實并不只是為了掙錢，我比較喜歡住在農村，你看這里山也好水也好人也好，這些都是在城市里享受不到的。”[25]可見這些外來的民宿經營者在經營目的上并不是單一的逐利。作為村莊景觀、環境、文化的消費者，在鄉村文化消費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次，產生的結果不同。與“資本下鄉”所產生的諸多負面影響不同，M村這些下鄉的經營者和城市居民為村莊帶來了諸多的正面影響，在溝通城鄉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三、分析與討論
村落轉型與再生的過程，同時也是村落“鄉村性”重新被激活并被賦予新的意義的過程，其最終結果是使走向衰敗的村落重新獲得內生動力和發展活力。在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之下，任何關于村落轉型的思考必須置于城鄉關系和村落公共性建構的過程之中，才能獲得深度的理解。
(一)城鄉對流與鄉村發展活力的生成
在此前的研究中，筆者曾提出鄉村振興不可能在封閉的體系中實現，而必須建立起城鄉對流交往機制。就城鄉交流的承載者而言，不僅包括個體層面的下鄉者、返鄉者、觀光者，同時也包括組織層面的企業、社會組織等。[26]這里所說的下鄉者是指那些與鄉村并不存在地緣、血緣關聯，而是出于對鄉村的情懷或偏好從城市來到農村，其類型可劃分為“基于政府政策資助的下鄉者”和“兩地居住者”等。[26]在M村，下鄉者主要為外來的民宿經營者和在村中購房的城市居民。從實地調查的情況看，民宿經營者往往是基于政府政策支持的下鄉者。尤其是由部分“下鄉者”經營的高端民宿，都是在政府出臺大力發展民宿政策的背景下出現的。而在村中購買宅基地的“下鄉者”很多是典型的“兩地居住者”，他們將村落作為夏季避暑、周末休閑娛樂的場所，同時也為退休之后的養老生活做準備。并且，隨著交通便利程度的提高，按時發車準點到達的公交系統不斷完善，使得這個距城區20公里的村落中甚至出現了每天乘公交車上下班的上班族，雖然數量不多，但卻是一個值得特別關注的現象。
與那些“下鄉者”不同，作為土生土長的村民，“返鄉者”因其與村落和村民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在溝通城鄉問題上扮演著重要角色。此外，企業、社會組織也是城鄉交流的重要載體。以某個在M村開辦民宿的公司為例，該公司不僅在民宿開辦初期為合伙人提供資金支持、民宿設計等服務，而且在此后的經營中還能持續不斷地為其提供多種資源。在公司官網上，公司愿景被定義為“期望連接各種環境要素和所有參與者，讓他們在持續的交互中推動美的多樣涌現和永續變化”。可見，企業在城鄉交流中不僅能夠成為資源的提供者，同時依靠強大的組織力量還能夠成為鏈接各行動主體的平臺和樞紐。
就交流的內容而言，除前面集中討論的村落內勞動力市場化雇傭之外，在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交流傳遞也值得特別注意。民宿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經營模式，其設計建設、經營理念都非常重要。筆者在調查中發現本地村民中的民宿經營者與外來民宿經營者之間在裝潢設計、經營理念上存在著較大差距。本地村民由于常年生活在鄉村，信息閉塞，對民宿的理解只停留在旅館的層次上，導致其所建民宿更像是鄉間旅館而不是民宿。相比之下，一些稍晚進入民宿業的村民普遍意識到問題的存在，開始借鑒外來者開辦的民宿進行裝潢設計，在經營模式上發生了轉變。一些外來民宿經營者在訪談中也提到，那些準備開辦民宿的村民往往會提前到其經營的民宿參觀，或者直接請這些外來的老板到自己家中幫忙設計，如此的交流不僅加強了外地人與村民間的聯系，在設計理念和經營方式方面也實現了城鄉之間的交流。
(二)消費鄉村背景下的治理轉型與新公共性建構
從消費鄉村的視角審視M村，我們會發現傳統村落向消費鄉村的轉變必然導致農村社會治理領域的諸多變化。由消費鄉村而引發的流動性、異質性、變動性，有可能導致村落傳統文化資源發生流失，使農村居民對村落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逐漸減弱。尤其是城鄉差別造成的農村價值觀的外向性特征，進一步加劇了此類危險，[27]為農村社區治理帶來推進的難題。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將公共性建構作為農村社區治理最具核心意義的指標。消費鄉村視野下的公共性建構的特殊點在于：一方面鄉村社會傳統的社會聯結方式出現松動，村落共同體開始走向消解；另一方面，新流入村落人口在給村落社會帶來新活力的同時，也產生了社區融入等問題。在調研中我們發現，M村公共性的建構雖然面對上述諸多困境，但卻表現出一系列積極態勢。
(1)村民參與度和組織化的提高。M村每年的立春祭都是通過“全村總動員”的方式展開的。起初我們認為這似乎與政府在活動中的大力投入有著密切的關聯。但隨著調查的深入我們發現，村民自主參與的熱情已遠遠超過了錙銖必較式的功利考量。當問及如果不給報酬是否會為立春祭活動幫忙時得到的都是肯定的答復。“那當然要去啊，因為這都是我們村的事兒，不給錢也會去。……我們去也沒有多少錢，像我們女的就60塊錢一天，純粹就是去幫忙的，也不是為了掙錢，畢竟都是村里的事情。”[28]每年的立春祭祀的組織化程度很高，參與立春祭的村民會進行合理詳細的分工。以2019年的立春祭為例，參與祭祀的村民被分為了禮儀、鑼鼓、舞龍、膳食、祭拜、祭祀、環衛、揚佛、后勤共九個大組，每個大組中還分各個小組，參與的村民總數有近200人之多，可見村民參與程度之高。除了由政府推動每年都會舉行的祭祀活動之外，M村每年春節都會在梧桐祖殿的戲臺上舉辦晚會，由村干部組織、主持，村民自發排演節目。M村通過立春祭祀、舉辦“村晚”等形式，讓村民重拾對集體生活的記憶，強化了社區認同與共同體意識。
(2)新村民的融入，形成了帶有“新鄉村性”的關系格局。M村村主任在接受訪談時經常使用“新村民”一詞，認為“這些外來的人跟村民的關系都很好的，我們都叫他們‘新村民’的啊，你像在這兒買房子的很多都是老板，平時找村民干個什么活他們也不在乎錢，跟鄰居、周圍的村民啊，關系都很好的”。[29]新村民的融入還表現在對村莊事務的參與上，在有些年份M村會請戲班在梧桐祖殿的戲臺上唱戲，這些新村民也會參與此類活動集資。此外，我們在立春祭工作人員的名單中也同樣能夠發現這些新村民的身影。在與村民保持良好私人關系的同時積極參與村莊事務，使這些外來者成為了村民口中的“新村民”。
(3)新的社會組織雛形初現。在M村也出現了新型社會組織的身影，隨著民宿和農家樂產業的發展，組織民宿協會已經被提上了日程。在訪談中能夠發現，M村的農家樂和民宿已經成為了一個聯系緊密、互通有無的小集體。據M村的民宿經營者介紹，“我們這里已經成立了一個民宿協會——柯城區民宿協會，……是政府鼓勵也是我們這些做民宿的想搞的，因為民宿這個東西你得多溝通多交流你才能做好啊，借鑒別人做得好的地方。……協會的會長是下面CP村的一個民宿老板。……這個民宿協會我也參加了，現在基本上也運行起來了，你像我們做的有宣傳冊、旅游冊，還有定期搞一些培訓、活動。……以后呢還計劃把這個協會搞得更大一些。”[14]民宿協會此類農村社會組織的作用，不僅表現在溝通交流促進產業發展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積極的賦能和管理，使之成為國家與農民、市場與農民以及農民與農民之間良性協作的“中間組織”，[30]從而促進鄉村新公共性的建構。M村傳統文化的優勢促進了村民參與，不斷強化著村民的集體意識與社區認同。而村落向消費鄉村的轉型為外來者的融入、社會組織的發展等提供了新的契機，這些也都成為公共性構建和村落共同體再造的強大動力。這個原先衰敗凋敝的小山村也逐漸走出陰霾，探索出一條村落轉型的新道路。
(三)村落轉型的動力機制及其局限
1．村落轉型的動力機制
綜上所述可知，村落轉型的推進和實現乃是多重動力復合作用的結果。在村落顯示出衰敗跡象的初期，政府為扭轉鄉村發展出現的頹勢，通過政策傾斜投入大量資源，但卻因沒有得到市場、社會及文化力量的呼應，而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政府、市場、村落社會內部等多重力量的契合是村落轉型得以最終實現的重要前提。此外，鄉村轉型最終是以村落內部活力的重新激活為目標的，只有村落內部發展動力被重新激活，其發展才能具有可持續性。在村落轉型的路徑選擇上，其進程首先與其外部環境條件緊密相關，就M村這類遠離城市的去農業化村落而言，其轉型路徑的選擇還需要著重關注村落社會條件和資源稟賦等內部性因素，M村通過發展民宿經營、鄉村旅游等新產業，將村落自身的環境、傳統文化等資源優勢轉化為轉型發展的新動能，走出一條立足自身特色優勢的轉型道路。
2．村落轉型再生所面臨的問題和隱憂
當然，村落轉型的復雜性使其演進軌跡不可能是一條坦途，必然要面臨一些隱憂和挑戰。
(1)村落文化傳統失真化的隱憂。為了迎合市場需求，民俗活動的表演化、舞臺化趨勢不斷增強，從而使得村落傳統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受到影響。M村的立春祭活動生發于村落自身的傳統民俗活動和民間信仰，王霄冰在2012年對M村立春祭的分析中認為，由于M村“九華立春祭”的傳承主體并未發生轉移，村民始終擔任主角，其中心主題也沒有發生改變，因此與德國學者所批評的“民俗主義”現象還不能同日而語。其在文章最后不無感慨地寫到：“只要有這片土地在，有這座古廟在，有這些農民在，有這種生活的歡樂在，民俗就一定可以以它本土、本色、本真的面目永久地生存和發展下去。”[31]但在筆者的調查中卻發現，由于近年來旅游開發需求的不斷提高，一些民宿經營者、村干部有將立春祭活動轉變為旅游表演的打算。這不得不使我們對其文化傳承的本真性再次產生了擔憂。
(2)政府的角色定位問題。政府在村落轉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但在政府、市場、社會的三角互動中，如何恰當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給市場和社會讓渡出一定程度的作用空間，則是問題的關鍵。尤其是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合理高效的政府與市場關系要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明確政府的作用界限。在M村所的地區，當地政府為發展民宿產業提出了“一鄉千宿”的口號，在全域范圍內積極鼓勵支持民宿經營和相關產業的發展。這當然有產業集聚和規模效應的考量，但是其產生的現實結果卻是，過度同質化的民宿經營已經使市場出現了飽和趨勢。M村的民宿經營也同樣受到影響，當地的一位民宿經營者對我們說：“我以前的生意還是蠻好的，現在不行了，現在到處都有民宿，遍地開花，來我們這里的人自然就少了。”[32]
此外，在某些領域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缺乏穩定性。在走訪中了解到，2013年當地政府大力鼓勵民宿發展，M村有幾位村民響應號召花費了大量資金修建了幾棟民宿。然而到了2018年，隨著新政策的出臺，要求拆除臨河所建的木質民宿，這些響應政府號召得到政府允許建造的民宿在僅僅經營了幾年之后又不得不拆除。另一方面，政策執行中的一刀切，使某些村民與村干部的關系緊張。2019年拆違工作推進到當地農村地區，當地政府要求將臨街居民所有自建的廚房都拆除，政策的執行最后都落到了村干部頭上，一些村民講到這件事情充滿了抱怨和不理解。而作為政策執行者的村干部自然成為了一些村民發泄不滿的對象，造成了部分村民與村干部的關系緊張，最終對村落內部團結和公共性的構建產生了不小的消極影響。政府作為村落轉型最重要的推動力量，不僅要充分發揮自身作用，同時如何明確界限合理發揮自身作用同樣十分重要。只有在政府、市場、社會等多方力量緊密合理的配合之下，村落內部的轉型動力才有可能激活，并最終實現衰敗村落的涅槃重生，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內發性發展”。
作者簡介：田毅鵬，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學理論、發展社會學、城鄉社會學；張紅陽，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社會學。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術界》2020年第7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