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共十九大報告對鄉村發展有三大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個地方是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即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點在廣大的鄉村更是十分突出的問題。
美好生活需要也給鄉村發展帶來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即可以提出有沒有一個“美好鄉村生活方式”的命題。我們過去一講城市化、城鎮化，就提鄉村生活方式需要向城市生活方式轉型的目標，那么，在美好生活需要概念特別是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來以后，有沒有一個“美好鄉村生活方式”的命題可以提出來呢？換句話說，提出這一新型命題的背后，有一個重大關懷的轉型，即我們不再以城市生活方式為唯一依歸，而是還有一個與城市生活方式并行不悖的以鄉村生活方式為依歸的選擇問題。由此，我們也可以開創出一個“美好鄉村生活方式”的新型分析概念或理論模式。
第二個地方是報告提出要探索城鄉融合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城鄉融合靠什么來推動，這是我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重點思考的問題。可不可以通過城市群中國、區域中國、大都市圈中國的方式，把城市中國和鄉村中國給統籌起來思考？關于這一點，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
二
第三個地方，也是近階段我一直思考的問題。這次會議的主題叫做“美好生活視野下鄉村社區發展和小城鎮建設”，背后有兩個基本的關懷：第一個基本關懷是鄉村的空心化趨勢是不可避免的。空心化有的說達到了60%，悲觀一點的說是80%左右。根據城鎮化率推算，到2020年，大致會有9億民眾居住在城市或大小城市和城鎮。但是，無論未來再怎么發展，總還有5億—6億人口留守在鄉村。
第二個基本關懷是大都市圈化或城市群化帶來的區域發展的新圖景，使得廣大的鄉村可能正好處在不同的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交叉發展地帶。這個新圖景可能給我們的鄉村發展帶來新的契機。比如，南京都市圈和上海大都市圈的交叉區域，甚至蘇錫常大都市圈的再次交叉復合，共同構成了眾多大都市圈的交叉發展地帶，而這些共同的交叉發展地帶恰恰就是廣大的鄉村所在地。也就是說，這些處于多個大都市圈或城市群交叉地帶的鄉村地區，其發展不再像以往那樣，僅僅依附于某一個特定的大中城市，或歸屬于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郊區地帶，而是呈現面向多個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發展機遇的比選與兼得特征，呈現出中國鄉村發展的一個獨特風景與新的發展路徑。當然，廣大邊遠地區的鄉村發展，還是要繼續遵循它既有的發展規律。也正因為如此，鄉村發展會在未來呈現出更多的類型化發展模式。
三
當代中國的鄉村發展在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引領下，在“美好鄉村生活方式”、城市群交叉發展地帶等新型發展圖景的激發下，會形成集“三新”特征于一體的新型發展模式，其基本內涵如下：一是“新發展主義”。簡單來講，就是走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二是“新治理主義”。即十九大報告所提出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三是“新生活主義”。這是我著重要談的問題。
提出“新生活主義”有兩個背景：第一，為什么當下我們要提鄉村振興戰略？在現代化發展背景下，鄉村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能否通過鄉村的內生性建設，使得這種衰落不是人為的衰落，而是符合發展規律的衰落。或者說，通過我們多方面的持久努力，讓這種符合發展規律的衰落來得晚些，乃至更晚一些。
第二，鄉村的“新生活主義”的要素劃分問題。在我看來，鄉村的“新生活主義”是由四大要素構成的，其中，兩個是內生要素，兩個是外生要素。一個內生要素就是宜居。在空心化與大都市圈或城市群背景下，還有一部分老人會留守在鄉村，怎樣讓他們過上好一點的生活。另一個內生要素是宜業，有的鄉村本身是有產業的。比如大城市郊區本身有強大的產業基礎，或者鄉村本身是一個旅游重地、傳統文化重鎮或特色產業小鎮。這兩個內在要素，當然還有宜居加宜業這一組合內在要素，是支撐鄉村“新生活主義”的發展基礎。
在鄉村發展過程中，已經并將會繼續產生或吸納兩個外生要素，一個是宜養，即鄉村好山好水好風光，可以接納更多的人去養老。而且，鄉村美好生活里有幾代人無以排解的鄉愁寄托，今后如果鄉村醫療能跟上的話，會有一部分城里人希望到鄉村去養老。如今，一些風景名勝地的鄉村正在出現的“醫養聯合體”，將會極大地助推這股“宜養潮”的提前到來。再一個是宜樂。城里人一到節假日就到鄉村去旅游、休閑，就是宜樂的寫照。宜樂最容易推廣之處，就是隨時隨地，既可在大都市圈的郊區農村，也可在偏僻遙遠的鄉村。
此外，還存在外來的資本下鄉所引發的外生性宜業問題，這與前面所說的基于本土產業基礎的內生性宜業問題有較大不同。基于本土產業基礎的宜業問題，可以形成基于本土的產業品牌或區域品牌，其發展動力會更持久；基于資本下鄉的宜業問題，會塑造基于本土的產業品牌，又可創造基于產業的市場品牌，但會受到農產品價格與政策等因素的影響，其未來不確定性更大。
不管如何，鄉村發展出現的宜居、宜業兩個內生要素，與宜養、宜樂兩個外生要素，會產生不同的組合模式，加之外來資本所引發的宜業形態的變化，進而會導致不同核心要素組合主導下帶有類型學劃分意義的鄉村新型發展模式的涌現，從而給鄉村發展既帶來不變性，又帶來可變性。
最后，如果從鄉村“新生活主義”的本質來看，鄉村發展還面臨著最重要的五大類條件的改善：一是改善以交通通訊、水電氣為核心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鄉村公共物品供給的問題，這些年來各地政府都在努力并不斷提高其供給水平。二是改善以廁所、房前屋后環境、家畜養殖環境為主的人居生活環境。有的地方很多年前就開始搞“改廁改院改廚改圈”，就是這種嘗試。三是改善飲食習慣、健康體檢、預期壽命為核心的醫療保障水平。這屬于軟件建設的范疇了，更需要不斷提高各級政府的資金投入力度。四是改善文體活動、民風民俗、文化生活為主的民眾精神生活狀況。這也屬于軟環境建設的范疇，其路漫漫兮。五是推進鄉村居民鄰里之間、村莊之中“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共榮發展式共同體建設。這是鄉村“新生活主義”最重要的意義，也是其最終落腳點。
鄉村“新生活主義”的本質與“新生活主義”的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模式，連同“新發展主義”與“新治理主義”，會形成當代中國鄉村發展的多樣化發展模式。這種鄉村發展的多樣化發展模式，還需要與社區發展、小城鎮建設、城市群發展或大都市圈建設一起思考，進而形成當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視野、大背景、大內容和大路徑，其意義與價值也就非同尋常，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來源：《中國鄉村發現》2018年1期（此為原稿，與書刊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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