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坦桑尼亞莫羅戈羅省的農戶調查
內容提要:本文選取了中國科技部項目推廣的勞動密集型玉米生產技術所在地坦桑尼亞地區進行農戶調研，實證分析了農戶稟賦以及技術干預對非洲農戶采納新技術的決策影響。研究結果表明，戶主性別、農戶土地、資本投入量、是否參與培訓以及如何接受新技術渠道是影響農戶接受新技術的關鍵因素。并由研究結論提出，中國在非洲農業技術推廣的過程中應在技術選擇、推廣對象以及推廣體系等方面做好策略準備。
關鍵詞：技術采納；農業援助；非洲農戶；資源稟賦；平行經驗轉移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發展農業促進減貧，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微觀經濟結構，使農業生產率不斷提高，從而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1]。近年來，中國加大了對非洲的農業援助，但由于中國與非洲國家在自然條件、政治體制、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模式”不可能完全移植到非洲國家，因此選擇因地制宜的方法是中國對非洲進行平行經驗轉移的堅實基礎，即將中國在前一個發展階段經過試驗和檢驗的經驗移植到非洲，然后重新進行試驗和推廣，與受援國的地方性體系進行適應，而中國和受援國都能根據自身政治、經濟利益訴求，在互動中共同探索中國發展經驗的再生產和地方化[2]。而中國的農業技術體系已從以高勞動投入的精耕細作、集約利用資源，演化成為勞動力投入與現代物質要素投入并舉的農業生產模式，而非洲國家由于農村地區落后的基礎設施以及政府對于農業研究以及推廣的關注的不重視[3]，導致非洲在農業生產方面依舊裹足不前。因此需要非洲國家政府加大對研究、推廣的支持，使中國技術迅速適應受援國的實際情況。
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是中國小農式“精耕細作”生產方式，其背景是由于我國自身人地關系緊張，直接促成了在單位面積過小的土地上精耕細作的耕作方式，小農所面臨的生計壓力，直接導致了勞動力高度集約化的“內卷”[4]。而正是由于中國的基本現實是人多地少，因此迫使小農戶們不得不在如此小的塊地上，費盡心力、殫精竭慮，從而不斷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管理、經營經驗[5]。也有觀點認為，勞動密集型農業技術是中國小農戶減貧的成功經驗之一[6]。本文擬研究中國勞動密集型種植技術對于坦桑尼亞農戶的接受情況，通過分析農戶稟賦以及農業技術干預是通過何種方式影響當地農戶接納新技術，得出中國技術是否能在坦桑尼亞地區進行應用，并且試圖找出與中國農業推廣過程中的差異點。技術上，通過分層回歸對比分析模型的擬合效果來驗證假設，研究結論有望對中國農業技術在非洲地區的推廣與傳播提供策略啟示。
二、研究假設與模型構建
（一）研究假設
目前國內外已有大量學者對影響農戶技術選擇行為的因素進行了相關研究，并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歸類和分析。基于現有研究[7—13]，本文將非洲農戶對于勞動密集型技術的采納定義為新型農業技術的采納行為，可以認為農戶接受新型農業技術受到戶主特征、要素投入、農戶信息資源、技術干預的影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戶主特征對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顯著的影響。
戶主特征主要為戶主年齡、戶主性別、戶主受教育時間。其中，戶主年齡驗隱含著經驗因素，因此年齡越大接受新技術的可能性越大[11]。戶主性別方面，男性被認為在獲取某些資源方面比女方更具優勢，因此對新技術的收益感也高于女性[13]，并且女性趨于保守，接納新技術的意愿也較低。戶主受教育程度方面被認為對技術采納具有正面效應[14]。
假設2：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情況對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顯著的影響。
勞動密集型農業生產技術是在土地面積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增加勞動力投入的精耕細作以達到產量增加的技術。因此，耕地面積同勞動是互補的關系[9]，即土地越少，投入的勞動力便會增加，選擇勞動密集型技術的可能性便會越大。家庭勞動力方面，擁有勞動力越多的農戶越希望選擇勞動力密集型技術。在資本投入方面，非洲農業由于對于市場購買化肥、農藥的需求不大，根據調研的情況來看，在農業耕種期間的資本投入絕大部分是用來雇用勞動力，另一部分是用于雇用拖拉機，且價格穩定。因此，在此我們假設，投入資本越多的農戶越容易選擇新技術。
假設3：農戶信息資源對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顯著的影響。
根據調研的當地情況顯示，坦桑尼亞的村落通常設有一座村公所，來供當地村民學習新的農業知識，而農戶家庭與村公所的距離是反映了農戶獲得相關信息的方便程度，因此本文假設農戶與村公所的距離對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負向影響。而農戶是否擁有手機及數量是農戶獲取信息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本文假設農戶手機擁有量對農戶選擇新技術會產生顯著正向的影響。
假設4：農戶技術干預對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顯著的影響。
在農業技術推廣的進程中，對農戶進行技術的培訓是農業技術進行推廣的十分關鍵的一個步驟。我國在農業推廣的過程中，農民田間學校能夠顯著地促進農戶接受新的技術[13]。因此，本文假設對農戶進行新技術培訓對于農戶采納新技術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由于在坦桑尼亞的農業推廣體系中，很少做到中國自上而下的農業推廣機制，在中國技術推廣的過程當中，中國項目組對各級農業推廣官員進行了相關技術的培訓，以期在接下來的培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除此之外，村民之間的相互交流也會對技術的傳播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5]。因此，本文假設不同的技術傳播渠道對于農戶接受新技術具有顯著的影響。
（二）模型構建
本文采用農戶能否采納新技術選擇行為作為模型的因變量，即如果該農戶在上一年采用了中國技術則賦值為1，農戶未采用而沿用了當地技術賦值為0。由于因變量為非連續實數，因此典型的線性回歸模型不適合本文的研究。本文采用了二元Logit模型構造函數關系。農戶采納中國技術的概率是由一個關于戶主特征、農業生產要素投入、農戶信息資源、中國技術干預的函數決定的。其累計分布函數表述為：
其中：i為第i個農戶；Yi為農戶i的采納決策；Xij為農戶i對應的第j個解釋變量，包括戶主特征、農業生產要素投入、農戶信息資源、中國技術干預等因素（見表1）；α為截距項，β為系數向量，μ為誤差項。由公式（1）可以得到，第i個農戶采納新技術與傳統技術的機會比率為：
對公式（2）兩邊取自然對數，由此構建出機會比率對數關于各個解釋變量的線性函數：
由于技術采納研究的對象是農戶個體層次的，農戶只具備0—1決策，當Pi等于0或1時，公式（3）顯然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無法運用OLS進行估計，需要在非線性估計過程中使用極大似然估計方法。因此，模型采用似然比（MLE）對模型中的參數進行估計。模型中各項因素對應的解釋變量及其對應因變量的預期作用見表1。
表1 自變量名稱及對因變量的預期作用方向
三、數據來源與樣本基本特征
課題組深入到坦桑尼亞莫羅戈羅省（Morogoro）進行農戶訪問調查，以中國科技部項目、中國坦桑尼亞聯合研究中心項目正在推廣的中國勞動密集型玉米種植技術為例，收集的農戶樣本數據涵蓋2個行政村，數據的收集工作完成于2016年7—8月。莫羅戈羅省位于坦桑尼亞東部，面積達7.0624萬平方公里，大部分屬于熱帶草原氣候，年降雨量達750—1000毫米，距離達累斯薩拉姆184公里，并有公路、鐵路相通。農作物主要為玉米、芝麻、向日葵、木薯。該地區自然資源相對豐富，但農業發展水平相對落后，農田基礎設施較差，尤其缺乏水資源配置所需要的基礎設施，絕大多數家庭仍以雨水作為主要灌溉手段。農戶家庭對災害風險的抵御能力較低，糧食生產率低，缺乏與市場的有效鏈接，牲畜飼養率低，糧食安全問題頻繁發生，貧困問題嚴重。因此，基于上述問題，如何有效促進農業技術的改進與推廣成為了當地政府部門面臨的現實問題。
勞動密集型玉米種植技術，是為了適應坦桑尼亞農業生產現狀所運用的中國玉米種植技術。根據項目組前期調研發現，坦桑尼亞農戶在玉米種植期間，種子浪費率較高，土地運用率不足，沒有除草環節且由于化肥價格較高而極少使用化肥，因此中國專家提出將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普遍運用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轉移到坦桑尼亞。該技術要求在播種前進行耙地至10—15厘米，按照75厘米×30厘米的行間距和株距進行播種，每個穴2粒種子，每英畝運用10千克的種子，并且要求在萌芽階段進行第一次除草，在打芽之前進行第二次和第三次除草，并在除草期間將土地攏起。該技術相對于坦桑尼亞傳統玉米種植技術的區別在于，農戶將在玉米耕種期間投入更多的人力，但會大幅提高玉米種植的產量。
課題組于2016年7—8月進入對該技術運用的樣本村進行數據收集，共采訪農戶120戶，收集到有效問卷達111份，問卷有效率達到92.5%，樣本農戶的基本特征見表2。
表2 農戶基本信息描述性統計
四、農戶采納勞動密集型技術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研究假設和模型，以農戶技術采納決策為因變量，以農戶資源稟賦、技術干預等方面的影響因素作為解釋變量，采用分層回歸的方法，通過兩種模型對比檢驗擬合效果。表3中的傳統模型首先放入的是戶主特征、農業生產要素投入量、農戶信息資源因素，模型2基于傳統模型增加了技術干預因素，即包括是否參加過培訓以及通過何種渠道學習。檢驗與農戶新技術采納決策的假設關系。
表3 回歸模型估計結果
注：***、**、*分別為1%、5%、10%的顯著性水平。
根據表3的估計結果顯示，兩個模型均通過了似然比統計量的顯著性檢驗，擬合優度良好。LR統計值表明，加入技術干預因素的模型二的LR值大于傳統農戶稟賦模型的模型一的LR值，且從似然估計函數值模型二小于模型一來看，加入了技術干預因素的模型二的模型擬合程度優于模型一，說明模型二具有更強的解釋力。
（一）戶主特征對于農戶選擇新技術的影響分析
根據表3的結果顯示，在戶主特征方面，戶主年齡、戶主文化程度與新技術采納情況呈顯著正相關關系，其中，戶主年齡為1%的顯著水平上正向相關，戶主性別與新技術采納沒有顯著關系。表明，戶主年齡越大越容易采納新技術，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于農耕技術的經驗掌握也在不斷增加，對于接納新技術的能力也會有所提高，這與我們的假設一致。戶主的教育程度上，所受到的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接受新技術，也符合我們的預期假設。而對于性別并不顯著，這是由于，訪問的戶主多為男性，而非洲農業的實際情況為，在農業耕種方面女性占有更大的話語權[16]，男性參與更多的為非農的工作來補貼家用，因此由于數據的限制，該因素并不顯著。
（二）農戶要素投入對于農戶選擇新技術的影響分析
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方面，家庭土地擁有量與是否采納新技術呈顯著負相關關系，農業生產資本投入量與是否采納新技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農戶家庭勞動力數量與是否采納新技術沒有顯著的關系。勞動密集型玉米種植技術，需要在前期耙地、中期除草等農耕操作中投入更多的勞動力，而坦桑尼亞農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如遇到勞動力不足的現象，會雇用當地的農民以補充勞動力不足的現象，而農戶本身也會充當被雇用的角色，而由于坦桑尼亞當地在農業耕種當中極少使用化肥，種子也都是可以免費獲得，因此雇用勞動力投入的資金，以及雇用拖拉機的成本為農業生產投入的唯一兩項資本投入。所以，農業生產資本投入越高的農戶表明其投入資金的意愿越大，因此選擇勞動密集型耕種技術的概率便會增加，這符合我們的預期假設。而在土地方面，家庭土地擁有量越少的農戶選擇新技術的概率越高，這是由于當地農戶土地面積擁有量相對較少，且較為集中在1—2公頃，而根據調研得知，坦桑尼亞農民的收入來源大部分靠的是農業收入，因此，土地擁有量少的農戶在收入上也是相對較低的，因此選擇中國勞動密集型技術的是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雖然會付出一定的成本，但對于整體收入提升的情況而言，選擇新技術還是一個合理的選擇，這也符合該技術在中國的適用條件，因此該假設也成立。
（三）農戶信息資源對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的影響分析
在農戶信息資源是否對農戶選擇新技術產生影響方面，根據表3的結果顯示，農戶擁有電話的數量，沒有對農戶是否選擇新技術產生顯著的影響。而與村公所距離在模型一中為10%的情況下對于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負的相關關系，這符合一開始的假設，因為距離村公所越近所得到的新技術的信息越多，但在模型二加入了技術干預的情況下，這一條件要素變得不顯著了，這是由于在新技術推廣的過程中，由于受到了中國項目組人員的直接培訓，并且能得到一定的酬勞，因此農業推廣員相對比其他農業推廣項目工作更加積極，因此農戶得到中國新技術的信息便會隨之增多，因此與村公所的距離在中國技術推廣的過程中不成為傳播的阻礙因素。
（四）農戶技術干預對農戶采用新技術具有顯著的影響
技術干預方面，農戶是否參加過培訓對于農戶選擇新技術在1%的水平上顯著，通過何種渠道對于農戶選擇新技術在10%的水平上顯著。項目組在農業推廣期間，會由中國的技術人員教授給各級農業推廣人員，并由各級農業推廣人員定期召開培訓大會來培訓選擇接受新技術的農民，因此，是否參與培訓對農民選擇新技術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此次培訓工作是由項目組中方人員赴實地進行培訓進行農戶培訓，并且教授給莫羅戈羅省政府官員，并由他們共同在播種初期進行示范操作，在耕種中期，村級、鄉級示范官員會進行監督以及示范，而僅有少部分村民是由從村民、朋友、鄰居得知新技術的好處而選擇使用勞動密集型玉米種植技術，因此，通過不同學習渠道選擇新技術是具有顯著差異的。
五、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研究結論
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中國對非洲的援助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非洲各國十分迫切地學習中國的發展經驗，而中國也需要非洲來驗證并實踐自己的發展經驗。而中國對非洲的平行經驗轉移的過程中，由于文化、政治、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等因素，使得中國的經驗“落地”產生一定的困難。本文以中國在坦桑尼亞推廣的勞動密集型玉米種植技術為切入點，以農戶接受中國技術與否作為因變量，戶主特征、農業生產要素投入、農戶信息資源、技術干預四個大方面，10個因素進行分層分析，力圖驗證中國農業技術的是否能在當地適用，并且試圖發現在坦桑尼亞進行農業技術推廣與中國之間的差異。
首先，戶主特征方面。戶主年齡與戶主受教育程度與農戶接受新技術具有顯著正相關關系，這與我國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一致。但在戶主性別上，這一因素不顯著，這是由于在坦桑尼亞的農業生產過程中，女性具有了很大的主導作用，男性不再是主導家庭農業生產決策的唯一因素。
其次，農業生產要素投入方面。農戶投入的土地面積與農戶接受新技術具有顯著負相關關系，這是由于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農業技術是由于中國人地關系緊張所逐漸演變出的精耕細作的技術，因此該技術在設計之初便是面向土地擁有量有限的農戶的，因此土地擁有量越少的農戶其采納該技術的意愿越強烈。而農戶資本投入量與農戶接受新技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也符合我國農業發展的規律。而家庭勞動力數量方面，由于家庭勞動力不足時可以一定的價格雇用其他農戶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因此這與我國的傳統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我國農業生產出現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一般的貧困農戶大多會選擇請自己的親朋好友過來幫忙，不付酬勞，但會通過宴請等方式對雇用的人進行一定的補償，而數據的分析結果恰好證明了這一點。
再次，農戶信息資源方面。農戶住所距離村公所的距離在未加入技術干預條件時顯著，而加入后變得不顯著。這是由于中國自古以來推行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是具有極高信息傳播效率的農業推廣方式。此次中國技術傳播的過程中項目組通過培訓農業推廣官員的方式，使當地官員更多地學習了中國農業推廣的管理方式，使得農業信息傳播到農民變得更加有效。而農民具有手機的數量與農民接受新技術不顯著，這說明了手機數量的多少，并不是非洲農民接受農業信息的有效途徑。
最后，技術干預方面。中國農業推廣過程中善于施用的農民田間學校的方式，在坦桑尼亞依舊適用，即通過增加農民對新技術的認識，以及培訓，對農民接受新技術的概率具有很顯著的正向作用。而通過不同個體、組織的渠道獲得新技術的知識，對于非洲農戶來說也具有很顯著的作用，說明了非洲農戶想了解適用技術的渠道不僅僅是通過培訓，也可以通過朋友之間的傳授，以及其他各級農業推廣官員的直接傳授。
（二）建議
根據上述結論，中國在非洲當地農業進行技術推廣項目應注意以下幾點：第一，在農業推廣的技術上，應該選擇適合當地農業生產條件的技術。比如：由于非洲購買化肥、農藥要素價格偏高，但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因此在資本投入量、土地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通過選擇勞動密集型的技術，可以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并且可以大幅提高農業作物的生產量，有效解決由于農作物產量不足而導致的農業收入低導致的貧困問題；第二，在農業推廣的對象上，由于非洲國家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女性占據了絕大部分的決策權，因此在技術傳播的過程中，多以邀請農戶家庭中的女性為主，這樣在傳播技術的效率上可以事半功倍，提高新技術在推廣過程中被農戶采納的概率；第三，在農業推廣的過程中，中國方面應多與當地政府進行合作，將中國優秀的農業推廣經驗推薦給當地的政府官員，并通過參與式的方法，將中國優秀的發展經驗推廣到非洲政府，并由政府官員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傳授給農民，最終做到中國經驗的平行轉移。
作者簡介：陳瑋冰，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區域經濟學專業博士生；武晉，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博士、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研究》2018年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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