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是新時期國家重大戰略, 是一項系統工程。中國地域廣闊, 資源稟賦和經濟發展區域差異顯著, 鄉村振興路徑需要體現鄉村發展的綜合性、復雜性和區域性。來自鄉村地理學領域的16位青年學者, 以筆談方式, 對中國鄉村振興的科學路徑開展了深入討論。核心觀點如下: (1) 鄉村振興需要遵循時空分異規律, 重點關注鄉村發展的時空傳承與現實需求之間的銜接, 建立彰顯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論和技術體系, 分類、有序地推進鄉村的人居環境、產業體系、生態環境和治理模式等轉型。 (2) 力求城鄉融合和聯動, 構建城鄉復合多中心網絡體系, 創新采用“鄉村群”空間組織模式, 以鄉村內生力、城鎮輻射力與規劃約束力共同驅動鄉村振興。 (3) 在中國“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下, 農業承載著食品安全、社會穩定和生態產品等多重功能, 需要構建農業“全價值鏈”的發展路徑, 促進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 助力鄉村產業興旺。 (4) 在能源富集區, 在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需求前提下, 需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在西南地區, 依托山區特色生態、人文資源打造山區現代農業產業體系、重塑鄉村旅游新品牌、構筑山水田園鄉村家園;在東北地區, 鄉村振興應與“東北振興”戰略協同推進, 有序分類推進;在長三角地區, 應在全面認知鄉村工業化到鄉村城鎮化, 再到鄉村特色化, 到鄉村的社會、文化和生態建設的階段演化特征基礎上, 尋求差異化的鄉村振興路徑;在西北地區, 應在生態保護的前提下有效提升鄉村“自主脫貧”的能力, 實現從“輸血”扶貧向“造血”扶貧轉變;在京津冀地區, 需以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 推動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在資源型地區, 鄉村振興核心將以一二三產業融合的高效農業體系替代以資源開采為核心的產業體系;在傳統農區, 優化耕地利用轉型同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的耦合格局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在經濟發達地區, 具有“混雜性”特征的鄉村, 需激活農村土地資源的資產和資本屬性, 推進空間有序整合與活化, 尋求多主體共同參與和締造的現代鄉村治理模式。
關鍵詞：鄉村振興; 城鄉融合; 鄉村發展; 鄉村地理學; 中國;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鄉村發展先后經歷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鄉鎮企業崛起、農業結構調整、城鄉統籌發展等多個階段, 城鄉格局也因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而發生巨大改變。在這四十年間, 中國農業與農村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 主要農畜產品全面增產、農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農村基礎設施大幅改善、人居環境得以逐步改善。城鎮化和經濟社會發展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2018年末, 中國城鎮化率達到59.58%, 國家層面已步入城鄉融合的發展階段。同時, 中國農業農村發展仍面臨著農業競爭力偏弱、生產要素急速非農化、人口過疏化、農地邊際化、宅基地空廢化、發展主體老弱化、環境污損化等諸多問題[1,2]。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基礎差、底子薄、發展滯后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 農業農村發展仍是國家現代化建設和城鄉融合一體化的關鍵短板。2017年10月18日,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提出了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和政策體系,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目前, 國家層面已經頒布了《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 》, 出臺了以鄉村振興戰略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 各部門、各地區也陸續頒布了鄉村振興行動方案或實施意見。鄉村振興涉及主體多、范圍廣、任務重, 已有研究圍繞鄉村振興戰略內涵、產業興旺途徑[3,4,5]、城鄉融合發展、鄉村發展模式等方面取得了豐富成果[6,7,8,9], 鄉村振興的基礎理論、地域模式、內生動力、體制機制等諸多理論問題與現實困境仍需深入破解。中國廣大農村地域的功能定位、土地資源優化配置、生態環境保護、產業發展、人居環境升級和空間規劃等都將是中國實施鄉村振興重大戰略急需破解的一系列難題。地理科學和資源科學兼具綜合性和區域性優勢, 在全國上下均在貫徹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 深入探討鄉村振興發展的相關科學問題, 既有助于辯清鄉村振興的戰略戰術、行動方向和科學路徑, 服務國家重大戰略, 也有助于跨學科的融合交流, 彰顯新時代鄉村地理學青年學者的使命擔當和鄉村研究的家國情懷, 豐富新時期鄉村地理學的學科視野。鑒于此, 由中山大學楊忍副教授和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陳秧分研究員共同起意, 聯合鄉村地理學領域的16位青年學者, 圍繞“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探索與思考”進行了熱烈討論。形成了如下主要觀點:
主題主持人
楊忍, 博士, 中山大學副教授, 博士生導師, 院長助理, 中國自然資源學會土地資源研究專業委員會和教育工作委員會委員, 中國土地學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 研究方向為鄉村地理學、城鄉發展與土地利用。
核心觀點:創建農業“全價值鏈”, 優化鄉村群空間組織, 探尋現代鄉村治理模式。
農業發展需要創建“全價值鏈”的發展路徑, 鄉村空間組織體系需突破線型的“中心地”的村鎮體系組織模式, 將創新地采用網絡型的“鄉村群”空間組織模式, 助力鄉村振興。經濟發達地區的“混雜性”鄉村, 針對城市融入型、城鄉混合型和傳統發展型等不同鄉村地域類型, 急需創新激活農村土地資源的資產和資本屬性, 實現空間有序化的整合與活化, 探尋多主體共同參與和締造的現代鄉村治理模式。
(1) 鄉村振興需要創新“鄉村群”空間組織發展模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統計,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全國行政村總數為691510個, 14677個鄉, 19531個鎮。依據全國村莊點的大數據分析結果, 中國全域的村莊空間分布模式趨向于隨機和分散化[2]。目前, 針對全國各地鄉村經濟的規劃策略與發展路徑的探索, 普遍提出“一村一品”、有機生態農業和鄉村旅游等產業構想。出于中國鄉村數量大、空間分散和規避同質化發展等的綜合認知, 單個行政村或者自然村為單元的產業定位難以實現產業興旺的核心目標。鄉村空間組織體系需突破線型的“中心地”的村鎮體系組織模式, 將創新地采用網絡型的“鄉村群”空間組織模式, 在縣 (區) 層面突破村域界線, 統籌規劃“鄉村群”的主導產業, 以聚合式的“鄉村群”承接產業發展, 共享公服基礎設施、合作組織、標簽品牌、市場信息和物流網絡等, 實現鄉村產業發展的空間集群化, 增強鄉村產業競爭力、規避風險能力和外部經濟性。
(2) 探尋農業發展“全價值鏈”的科學路徑。農業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 農業生產必然是鄉村地域系統的首要主導功能, 按照傳統農業生產和經營方式, 難以實現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的目標。新時期, 鄉村發展應充分借助于先進的規劃與設計平臺、信息共享技術平臺、電子商務平臺和快遞物流網絡平臺等, 因地制宜地深化中國不同地域類型區的農業發展供給側改革, 全力建構農業生產“全價值鏈”的創新發展模式, 拓展農業生產的前端和后端的價值鏈, 將農產品價值鏈中高效“增值”的核心環節留在農村 (包括品牌設計、有機生產和快速流通等) , 全面推進農業發展的城鄉聯動和城鄉產銷一體化模式, 對接于全球生產網絡 (GPN) , 向國內和全球市場提供兼有“綠色、有機、安全、生態”的高品質農產品, 增進中國農村農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實現中國農業持續發展和農民增收。
(3) 經濟發達地區的“混雜型”鄉村, 創新激活農村土地資源要素和實施空間優化重組。在經濟全球化和改革開放的宏觀背景下,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鄉村受到自上而下的都市化和自下而上的鄉村工業化雙重影響。“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農村工業化帶來了大量高度分散的村級工業園 (如廣州1144個行政村就有1688個村級工業園) , 呈現出農村工業用地低效和破碎化、地租經濟依賴度高、居住與工業生產空間鑲嵌混雜、出租物業“瓦片經濟”盛行等問題。同時, 面臨著傳統村落空間消亡、地域認同感消失、村民發展前景風險和村民自主性缺失等問題。將該類型地區的鄉村劃分為城市融入型、城鄉混合型和傳統發展型等三種類型。城市融入型的鄉村振興以綜合融入城市發展為主導, 建設標準和管理機制推行現代社區化, 契合城市產業和空間發展, 采取微改造和共同締造等創新的更新路徑, 全面提升人居環境和產業發展水平, 有機融入城市整體發展, 全面實現鄉村都市化和現代化治理與管理。城鄉混合型鄉村, 需要激活土地的資本屬性, 以全面評估其土地資源的綜合價值為依據, 有序開展混雜和破碎化的產業空間置換, 結合“鄉村群”建設逐漸走向“集群化”的產業園區, 實現產業轉型和發展的規模經濟效應。另一方面, 持續推進人居環境的改造和活化傳統公共空間, 合理博弈均衡不同主體利益訴求, 通過建立多主體參與和自組織的科學治理機制, 全面推進鄉村現代化治理模式。傳統發展型的鄉村, 以鄉村生產生活圈的建構為基礎, 優化鄉村空間組織結構[10,11], 科學統籌并重點建設農村道路、供水排水、電力與通訊、電子商務與物流等支撐系統和科教文衛等公服設施, 結合“全價值鏈”和“鄉村集群”的發展模式, 探索內生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路徑, 實現鄉村全面振興。
主題參加人
文琦, 博士, 寧夏大學教授, 中國地理學會理事、干旱區分會副主任委員, 寧夏青年拔尖人才培養工程入選者, 寧夏鄉村振興智庫首席專家, 研究方向為能源經濟與資源利用、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等。
核心觀點:將能源優勢轉化為區域發展優勢是資源富集區鄉村振興途徑。
能源富集區是中國重要的能源戰略儲備區域, 其中大部分區域具有典型的能源富集、生態脆弱、鄉村貧困的復合特征。如何在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重大戰略需求前提下, 依靠科學可行的鄉村治理途徑, 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亟需培育鄉村新型經營主體, 并與當地群眾建立緊密利益銜接機制;推動能源產業與地方特色產業聯動, 將資源稟賦優勢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利用礦產資源產權改革政策紅利, 讓老百姓從礦產資源開發獲得更多實惠。
(1) 培育鄉村振興的新型經營主體。鄉村振興完全依靠留守農民并不現實, 未來農村發展必將依靠農村新型經營主體。伴隨著能源開發帶來的經濟快速發展, 以及能源開發帶來的土地退化、塌陷、地下水位下降等系列生態環境問題, 城市拉力與農村推力并用, 使得農村大量人口向礦區和城市轉移, 人口空心化演化為人口、土地、技術、產業、服務、文化和公共設施的整體空心化。因此, 能源富集區鄉村振興必須培育新型經營主體, 通過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 讓新型經營主體和當地群眾成為一個經濟共同體。鼓勵青年大學生回鄉、務工群眾返鄉、城市鄉賢下鄉創新創業。
(2) 推動地方特色產業與能源產業聯動。產業興旺作為鄉村振興的首要目標, 就是要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發展目標提供支撐。能源富集區鄉村振興必須推動能源產業與地方特色產業聯動, 將資源稟賦優勢充分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12]。產業聯動也是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體現。能源企業應結合自身發展需要, 對當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資金技術等各方面進行多方位支持。另外, 推動鄉村產業多樣化發展, 將高端休閑、康體養老等新興產業與現代農業相結合, 運用電商平臺, 擴大特色產品的交易半徑。
(3) 充分發揮礦產資源收益支持鄉村振興。充分利用礦產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資源稅制度改革的政策紅利, 探索礦區鄉村以土地使用權、資金、資產、勞動、技能等多種形式入股礦產開發企業, 建立長效分紅及共同發展機制, 形成能源企業與當地群眾利益共同體, 實現老百姓參與能源發展與鄉村建設, 充分調動利益相關方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探索利用礦產資源收益用于能源開發地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持續推進能源富集區生態治理工程, 創新資源生態福利分享機制。
(4) 實現政府主導與市場引領有效銜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充分發揮市場的引領作用, 激發出農業農村的內部活力。只有將政府主導和市場引領有效銜接起來, 才能使“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落到實處。對于能源富集區, 資源開發、收益分配等諸多因素都與市場密切有關。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目標, 就要利用好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引領這兩只“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的合力, 充分發揮好鄉村振興所涉及的“人、錢、地、業”四要素作用。
王成, 博士, 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重慶市國土資源與房地產學會副理事長, 重慶地理學會監事長, 重慶市國土資源和房屋勘測規劃院科技發展顧問, 研究方向為土地利用與鄉村發展、鄉村人居環境。
核心觀點:打造山區現代農業產業體系, 營建“天人合一”鄉村家園, 重塑鄉村民俗文化品牌。
西南地區鄉村發展既面對著地形復雜、人口稠密、多民族集居等現實特征, 又受制于生態環境脆弱、基建公服短缺、擺脫貧困難度大等現實困境。針對這一客觀現實背景和新時代實現鄉村振興戰略要求, 發揮資源稟賦豐富、山水田園空間別致、多民族文化璀璨的資源優勢, 依托山區特色生態、人文資源打造山區現代農業產業體系, 重塑鄉村旅游新品牌, 構筑山水田園鄉村家園是踐行西南地區鄉村振興的必由之路。
(1) 以特色資源為依托、農民專業合作社為載體打造山區現代農業產業體系。以茶桑林果、花卉苗木、煙草中藥、橡膠甘蔗等經濟作物和山地生態養殖為依托, 打造特色、特優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利用各地形區氣候差異, 構筑跨區域的季節性康養產業格局。發揮政府行政組織、財政支持和政策傾斜優勢, 積極引導鄉村土地流轉, 完善基礎設施建設, 提高農業機械、先進技術和管理實踐的應用范圍, 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擴大規模、增加數量, 提高農產品附加值, 充分挖掘農民專業合作社“互助合作”和穩定收入功能, 保持合作社的健康發展, 發揮其輻射帶動能力;大力推行“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三變改革, 變現農戶“隱性資產”, 吸引更多農戶入社, 穩定并拓展生產經營主體間利益聯動機制, 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有機銜接, 增強鄉村內生動力, 為西南地區實現鄉村振興提供經濟支撐。
(2) 以獨特山水田園空間為基底營建“天人合一”鄉村家園。針對西南地區喀斯特地貌發育下的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問題, 以生態修復和環境綜合治理為基礎, 加強土地整治, 改善土壤質量, 盡量將耕地坡度控制在25°以內, 增強土地生產力與抗災能力。將鄉村規劃中的管控要點與“天人合一”的傳統鄉村文化和建筑理念相耦合, 落實高山生態移民和扶貧搬遷, 整合鄉村生活空間, 突出巴蜀農耕文化下的合院建筑、川滇高原游牧文化下的邛籠建筑以及云貴漁獵稻作文化下的干欄建筑等特色風貌, 并在完善路網骨架和電力設施的基礎上, 極力保證社會保障、基礎教育、衛生醫療等公共服務全鄉村覆蓋。
(3) 以多民族傳統文化為根基重塑藏羌和苗疆等鄉村旅游新品牌。利用西南地區彝、白、壯、傣、苗、回、藏等三十多個少數民族聚居特色下保有的原生自然風光、別致民居、多樣民族文化、古老農事慶典和傳統習俗等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 打造原生態環境、傳統民俗文化和少數民族風情“三位一體”的鄉村旅游品牌;圍繞黑陶、蜀繡、蠟染和石橋古紙等多民族特色文化產品, 拓展鄉村旅游商品市場;依托各民族多樣的建筑風格、絢麗的歌舞文化發展鄉村名勝游、古村古鎮游、民俗游、傳統農業體驗游等多形式、高品位、有內涵的鄉村旅游項目。在保護與傳承傳統民族文化的同時, 重塑多民族“一體多元”的共生格局, 樹立鄉村旅游品牌形象, 加速鄉村貧困人口從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 帶動鄉村振興、實現生活富裕。
杜國明, 博士, 東北農業大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 黑龍江省土地學會副理事長, 黑龍江省級領軍人才梯隊——土地資源利用與評價梯隊帶頭人, 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教育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研究方向為土地資源優化配置與農村區域發展。
核心觀點:重塑城鄉格局,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發展現代與特色農業, 優化鄉風民俗。
東北地區地域遼闊, 地理環境復雜多樣, 自然資源十分豐富, 人口密度相對較低, 少數民族多聚邊陲, 鄉村文化別具一格, 城鄉結構二元分割。東北地區的鄉村振興, 必須在協同推進“東北振興”戰略的過程中, 分類推進、有序前行。
(1) 東北地區的鄉村可分為農區、墾區、林區、牧區、郊區、邊區等多種類型, 人地關系各不相同, 產業結構差異較大。要區分村域類型, 因地制宜、分類施策, 分別探究不同的鄉村振興之路。要撤并空心村、孤立村、偏遠村, 重構城鄉體系, 促進人口集聚, 打造新型社區, 推進鄉村交通、水利、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與醫療、教育等公共設施建設, 防止人口過度流失, 適當吸引在外地務工的農民工返鄉就業、創業, 推動構建交通互聯、人口互流、資金互投、信息互享、產業互補的城鄉關系。
(2) 作為商品糧基地, 要充分利用耕地面積廣闊、人均耕地面積多、地勢平坦的優勢, 推進農業基礎設施建設, 大力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發展規模農業、現代農業, 提高農業全要素生產效率, 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要充分利用生態環境較好的優勢, 大力發展綠色農業、有機農業、特色農業, 整合農產品品牌, 實現優質優價, 提升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要充分利用國營農場多、農業科技發達的優勢, 大力發展農業服務業, 提升農業生產的社會化、組織化、市場化水平。要大力發展農產品加工業、倉儲業、物流業以及電子商務, 延長產業鏈條, 提升農產品附加值,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要大力發展循環農業, 促進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 提升農業生產的綠色化水平, 保護農業生產環境。要推進農業貿易, 發展跨境農業, 充分利用鄰國農業資源, 開發鄰國農產品市場。
(3) 要充分挖掘各少數民族文化、闖關東文化、北大荒文化、知青文化中的優秀成分, 塑造既與中原文化在形態上有所區別又在思想上內涵一致的東北文化, 提升東北地區對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民族的認同感、自豪感。要充分利用冰雪文化、服裝文化、建筑文化、飲食文化、戲曲文化、舞蹈文化、狩獵文化等文化載體, 豐富文化內容, 更新文化形式, 提升文化品位, 營造文明鄉風。要培育鄉村能人, 樹立鄉村賢士, 注重典型示范, 不斷提升鄉村德治水平。要加大普法宣傳, 延伸法律服務, 化解法律糾紛, 增強法治觀念, 不斷提升鄉村法治水平。要規范農村民主選舉, 推進機動土地、爭議土地、開荒土地確權, 解決內遷人口、出嫁人口、臨時婚姻等戶籍管理問題, 不斷提升鄉村自治水平。
(4) 作為國家級商品糧基地, 中央財政要加大對東北地區的支持力度, 優先支持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水利建設、交通建設、農田防護林建設、農業防災體系建設, 加大各種農業補貼力度, 為農業生產創造更加優越的條件。要拓寬資金籌措渠道, 積極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向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加強面向農戶的社會化服務主體傾斜, 以實現農戶與現代化農業的有序銜接。要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PPP) , 通過雙方共同設計開發, 共同承擔項目風險, 投入到鄉村辦公益項目。鼓勵引導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 落實和完善融資貸款、配套設施建設補助、稅費減免、用地等扶持政策, 明確政策邊界。要創新政策機制提高土地增值收益、增加糧食輸出補償, 充分利用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耕地跨省異地補充等政策, 積極爭取外省資金投入。
李伯華, 博士, 衡陽師范學院城市與旅游學院教授, 碩士生導師, 湖南省人居環境學研究基地常務副主任, 中國地理學會青年工作委員會委員, 中國自然資源學會教育工作委員會委員, 研究方向為鄉村地理學與人居環境建設。
核心觀點: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時空過程和生態復合過程。
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抓手, 當前亟需解決兩大認知問題, 即認識到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的系統特征和多維目標特征。將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看作是一個復雜的開放系統, 從自組織轉型和他組織介入兩個維度去考察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主體系統, 深入探索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的時空過程和生態復合過程, 為美麗宜居鄉村建設提供決策參考。
(1) 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具有關鍵性地位。在鄉村振興的20字總要求中, “生態宜居”被排在第二位, 可見其重要程度。隨后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 強調農村人居環境是一個突出的短板, 指出“改善農村人居環境, 建設美麗宜居鄉村, 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一項重要任務”[13]。鄉村人居環境建設是回應鄉村居民渴望分享改革開放成果和對美好生活無比向往的呼聲與期待, 需要突出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綜合帶動作用。
(2) 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應解決兩大認知問題。一是認識到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的系統特征。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可看作是一個不斷運行的開放系統, 系統的轉型升級和質的飛躍主要依靠系統內部與外部之間進行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同時, 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也是一個動態的時空過程和生態復合過程, 需要從地域空間環境、自然生態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和多元主體環境四個維度構建系統結構。二是認識到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是多維目標的統一。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實質上反映了鄉村居民從物理空間需求向生活質量需求的轉型、從單純的聚落環境治理需求向多元的生態服務功能需求轉向、從單一的傳統文化傳承需求向多元的文化融合發展需求轉型。
(3) 鄉村人居環境轉型發展的路徑選擇。建設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離不開政策引導、資金投入和科技創新。當前階段, 作為頂層設計的政策引導尤為關鍵, 需要根據不同類型的鄉村, 從自組織轉型和他組織介入兩個維度去考察鄉村人居環境建設的主體系統。在此基礎上, 根據人居環境建設的內容, 拓展融資渠道和建設模式。在政策和資金支持下, 適當超前的啟用現代網絡技術, 實現鄉村人居環境動態化和信息化管理。
曲衍波, 博士, 山東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碩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為土地可持續利用與鄉村發展。
核心觀點:立足鄉村發展和人地系統特征, 培育并推廣多元化鄉村振興模式。
山東位于黃淮海腹地, 區域自然地理條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空間格局的差異性顯著[14], 多元化鄉村樣態發育、問題顯化。全面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應著眼于鄉村地域系統的復雜性、綜合性和區域性特征, 按照攻堅克難、因地制宜、合理有序的準則, 遵循“問題導向—精準定位—多元路徑—示范模式”的邏輯框架, 建立彰顯地域特色和具有可操行性的理論和技術體系, 分類、有序地推進可持續性鄉村發展。
(1) 問題導向定目標。改革開放以來, 山東省創造了不少鄉村發展經驗, 如貿工農一體化模式、新型農村社區模式等, 是全國鄉村改革發展的“橋頭堡”。新時期, 在全面實現鄉村振興過程中還存在著明顯的“六化”問題, 如鄉村空間格局分散無序、村莊“空心化”, 鄉村一二三產融合度不夠、產業結構失衡化, 居民收入來源單一、生活質量低端化, 鄉村傳統風俗根深蒂固、文化形態陳舊化, 鄉村衛生環境設施不完善、生態環境污損化, 鄉村治理能力薄弱、基層組織軟弱化。基于問題導向, 應該堅持質量興農、綠色發展和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 以實現“生產美產業強、生態美環境優、生活美家園好”為主要目標, 統籌鄉村生產、生態、生活、社會、文化一體化格局, 探索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等多要素協同發力的興村模式, 以“三生三美”打造具有山東特色的現代版“富春山居圖”。
(2) 面向需求謀路徑。立足全省鄉村經濟基礎、資源稟賦、區位條件以及人文環境等要素的地域差異和建設集約鄉村、共富鄉村、綠色鄉村、人文鄉村、樂活鄉村、和諧鄉村的現實需要, 應該科學制定“分類型、按步驟”的差別化鄉村發展戰略, 重點重構城鄉融合聯動的立體式鄉村發展新格局, 打造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旅游等產業協同的鄉村發展新業態, 優化山、水、林、田、湖生命體健康穩定的鄉村宜居新環境, 培育黨政、高端、專業、實用等類型多樣的鄉村人才新梯隊, 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 煥發公德、道德、美德和品德全面增強的鄉村文明新氣象, 逐漸形成“格局重構—產業轉型—生態宜居—人才培育—組織善治—文明興盛”綜合的鄉村振興有效路徑。
(3) 因地制宜育模式。在主體功能區和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引導下, 針對省內平原、丘陵、山區、沿海、水鄉等不同地域的鄉村資源稟賦和特色風貌, 各地應借助政策扶持、工程建設等手段, 積極培育彰顯人地關系地域特征的鄉村振興典型模式。對于已經成熟的通過為農服務體系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高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興村模式[15,16]、百強企業反哺惠澤民生的鄒平西王村工業興村模式、“鄉村扶貧工程”打造的臨沂朱家林紅色文化旅游田園綜合體興村模式、“海上糧倉”建設形成的膠東現代漁業園區興村模式、農村電商示范縣創建孵化出的菏澤淘寶村電商興村模式、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等行動計劃促進各類組織群體向農村集聚的人才興村模式、“鄉村儒學推進計劃”促成以曲阜市鄉村儒學教育基地為示范的文化興村模式、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和國土綠化行動形成的“山水林田村”生命共同體興村模式、以“主題黨日”“三會一課”為載體探索出為民服務的濟南三澗溪黨建興村模式等, 應明確適用條件、擴大推廣范圍、發揮聯動效用, 通過“典型反映特征”和“以點帶面”的方式, 繪制和豐潤鄉村振興“齊魯風情畫”。
李紅波, 博士, 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副教授, 碩士生導師, 中國自然資源學會土地資源研究專業委員會委員, 江蘇省地理學會人文地理專業委員會委員, 研究方向為鄉村地理與城鄉發展。
核心觀點:探索鄉村發展邏輯, 培育鄉村多功能, 增強鄉村韌性, 全面振興鄉村。
以蘇南為代表的經濟發達地區在探索鄉村轉型、破解鄉村發展之道方面, 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路徑。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發展實踐和理論探索, 從鄉村工業化到鄉村城鎮化, 再到鄉村特色化, 越來越強調鄉村的社會、文化、生態建設。新時代的鄉村地理學應積極轉變以適應現實需求, 形成鄉村地理學理論與鄉村振興實踐的雙向互動。
(1) 蘇南地區鄉村發展之路映射中國鄉村轉型過程。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蘇南鄉村地區較早開啟了鄉村現代化進程。20世紀80年代, 蘇南地區鄉鎮工業異軍突起, 形成了“離土不離鄉, 進廠不進城”的“蘇南模式”, 在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農民增收、推動小城鎮發展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為鄉村發展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必要的歷史條件。20世紀90年代以后, 隨著城市工業的復蘇尤其是園區經濟、外向型經濟的飛速發展, “蘇南模式”逐漸走向蕭條并轉型升級, 在空間上體現為零散低效的鄉鎮企業逐步向集約高效的工業園區轉移。21世紀以來, “三集中”政策給予充分的空間響應, 蘇南鄉村進入新的快速重構時期。與此同時, 也伴隨著諸如田園特色消失、鄉村社會衰微等現實問題。近年來, 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出臺以及蘇南地區整體發展的轉型升級, 建設立足鄉土社會、富有地域特色、承載田園鄉愁、體現現代文明的特色田園鄉村是全社會的共識, 更加強調鄉村的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多重價值和功能。
(2) 鄉村的多功能認知是鄉村轉型的邏輯核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 鄉村功能由最初圍繞農業生產逐步擴大到向社會提供各類商品化和非商品化產品, 在城鄉關系由二元對立到融合共生的背景下, 過去以弱化鄉村性、強化城市性為主導的現代化發展路徑應更加轉向以鄉村空間多功能分化為核心的多元路徑, 實現從線性發展到非線性分化發展的轉型。但城鄉融合背景下各種要素的加速流動也導致了鄉村發展前景的不確定性, 鄉村聚落景觀、產業結構、社會組織、文化意象等也都在經歷深刻轉型, 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發展路徑的復雜性, 因此, 應關注鄉村空間系統在經歷來自內外部沖擊時的持續性、適應性和可轉化性, 即從韌性視角對鄉村轉型發展進行研究[17], 并挖掘多功能在其中發揮的作用。當前, 江蘇省已經推行村莊分類引導發展, 在綜合分析自然村落發展條件和潛力的基礎上, 通過推動特色田園鄉村建設, 提升鄉村在整個社會中的價值與地位, 注重社會民生與生態文明, 留住鄉愁記憶。
(3)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鄉村地理學的發展帶來新契機。鄉村振興為鄉村地理學提供豐富的實踐, 鄉村地理學為鄉村振興的落地實施提供充足的理論支撐。青年地理學者應該積極推動鄉村地理學的發展, 使學科范式盡量貼合社會現實, 形成相互推動。中國鄉村正處于持續重構期, 尤其是蘇南等經濟發達地區的鄉村呈現出經濟結構多元化、社會結構混雜化、空間結構網絡化等一系列特征。因此, 在認識上, 需要對鄉村概念進行辨析與修正, 回答“何為鄉村?”的現實問題, 呼應西方學界對“后鄉村”的認知[18], 強調“鄉村性”不是先存的, 而是經由社會建構的;鄉村空間不是靜止的容器, 而是動態的網絡;應該關注“他者”而形成多元化話語, 不是一味強調支配性的權威決策, 充分認識鄉村概念的演化過程和內涵特色, 注重鄉村的多尺度、多維度空間重構機制研究。總之, 青年鄉村地理學者要強化基本理論, 闡釋基本內涵, 扎根基層田野, 形成更接地氣的研究成果, 更好地體現出地理學的社會服務價值, 從理論和實踐角度為鄉村發展助力。
許家偉, 博士,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經緯》編輯部副編審, 城鄉協調發展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副研究員, 中國地理學會全國地理學研究生聯合會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 研究方向為鄉村發展、精準扶貧。
核心觀點:鄉村振興需關注鄉村發展的時空傳承與現實需求的銜接。
在“鄉土中國”邁向“城市中國”的巨變中, 鄉村發展的未來及其走向便成為當下中國社會所必須直面的根本性問題。然而, 鄉村發展的時空傳承性, 是理解歷史演變與當代鄉村關系的重要因素。如何實現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鄉村發展的時空傳承與現實需求之間的銜接, 可能需要關注長時段視角VS短時段視角、地理環境VS經濟社會、自下而上VS自上而下和一般性VS特殊性的關系。
(1) 長時段視角VS短時段視角。城市恰逢有史以來最“繁榮”的局面, 傳統社會形成的以鄉村為主的空間敘事幾近崩潰, 新的空間秩序尚未建立即告危機。高速城市化導致城鄉社會空間斷裂和歷史文化逐漸走向消亡。最大限度地從中國歷史的具體時空環境出發去探討問題, 不能脫離特定時空即具體時代條件, 需將視野放寬至中國國情的歷史長河中分析判斷。僅以短期的、局部的現象判斷其走向和命運, 再加以視角的偏頗, 結論不能令人信服, 特別是不能盲從被片面理解的所謂“社會發展規律”。對世界上唯一保持了數千年之久的中華文明傳統, 更要重視其長期延續的內在動因。基于長時段理論考察中國鄉村發展的過程, 從歷史視角厘清自然演進與急速推進之間的異同, 有望彌補傳統短時段分析所帶來的視野局限。
(2) 地理環境VS經濟社會。現今, “地理環境決定論”似乎受到了徹底地批判, “人定勝天”成為推動人類前進的普遍意識, 即使在強調“人地關系”的話語情境下, 環境污染、大氣污染等“人地失調”的現象越發嚴重。為了理解鄉村發展的當下和歷史現象, 地理環境需要重新認識。歷史發展的事實表明, 鄉村發展具有適應經濟社會變動的能力, 周而復始的毀壞和重建就是絕佳體現。政治變動、朝代更替, 大規模戰爭和自然災害都足以破壞鄉村發展的演進, 但只要影響演進的方式不變, 就會在原有的廢墟上重建。在這種情況下, 地理不再是目的本身, 而成了一種手段, 給了我們重新思考的空間。
(3) 自下而上VS自上而下。長期以來, 鄉村發展已經習慣了“自上而下”的俯瞰, 并未真正發掘出鄉村自身的力量, 從而缺乏“自下而上”的仰視。自進入新時代以來, 從國家政策層面逐漸強調政策引導下“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與“自下而上”的摸石頭過河的結合。中國鄉村發展的重新起步從小崗村走出, 體現了“自下而上”的“農民智慧”, “鄉村振興戰略”明確地重新肯定了農民的創造能力, 摒棄了“城市偏向”和“忽視鄉村”的發展思維, 既包含對過去鄉村發展道路經驗教訓的總結, 也包含對西方鄉村發展過程中出現問題的思考和規避, 更包含對未來鄉村發展前景的新設想, 是對中國鄉村發展模式的新構思, 從而很好地解決了“自上而下”缺乏微觀尺度和“自下而上”缺乏宏觀思考的缺憾, 并為重新認識中國鄉村發展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發展歷程中的基本價值提供了契機。
(4) 一般性VS特殊性。中國城鎮化過程主要不是由農民到市民一步完成的, 而是主要由先從農民到農民工、再從農民工到市民這樣兩個階段轉移來實現的。鄉村發展既離不開城鎮化發展的一般性規律, 也離不開中國特定發展條件的影響, 尤其是在全球化和中國經濟均處在大轉型背景下, 判斷中國未來鄉村發展趨勢、分析中國鄉村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和難點, 既需要借鑒國際發展經驗, 也需要充分考慮中國發展階段變遷、要素稟賦結構變化、體制機制改革等發展條件轉變對鄉村發展的影響。中國獨特的生育政策、戶籍政策、精準扶貧等都將在一定時間內對鄉村發展起到重要影響。在進行個案研究時, 需要把研究區放在更宏大的歷史和區域背景之下, 探索和發掘對整個中國的樣本價值。這對整個中國鄉村發展、甚至人口和社會變遷的研究均會產生積極影響, 更為與西方鄉村研究進行比較研究提供了更多便利。
賀艷華, 博士, 湖南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副教授, 碩士生導師, 中國地理學會城市與區域管理專業委員會委員, 中國自然資源學會土地資源研究專業委員會委員, 研究方向為城鄉發展與土地利用。
核心觀點:在鄉村內生力、城鎮輻射力與規劃約束力共同作用下振興鄉村發展。
以提高鄉村居民生活質量為目標, 激發鄉村經濟活力, 優化鄉村功能空間, 構建可持續鄉村社區;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導向, 充分發揮小城鎮傳導功能, 構建城鄉復合多中心網絡, 促進城鄉功能協同轉型;加強規劃引導, 有所為、有所不為, “興”與“保”并重。
(1) 提高農民生活質量, 激發內生動力。2015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8016美元/人, 根據世界銀行標準, 中國已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國民生活需求從溫飽、小康階段向追求生活質量階段轉變[19]。這種對生活質量的追求以及城鄉差距的長期存在, 加速了農民向城市涌入, 也導致了鄉村聚落空心化、勞動力流失以及農地拋荒等問題[2]。因此, 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人興”, 即讓更多的農民享受振興成果, 全面提升農民生活質量, 從而吸引更多的人留在鄉村, 賦予鄉村可持續發展活力。因地制宜地發揮鄉村資源優勢, 激發鄉村經濟活力, 促進農民穩定就業與持續增收, 是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基本保障;構建交通便捷、規模適中、功能完善、鄰里和諧, 集居住、教育、醫療、購物、生態休閑、農業服務等多功能于一體的可持續鄉村社區, 是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重要前提[20]。
(2) 以城帶鄉, 促進城鄉功能協同轉型。城市與鄉村作為一個整體, 其發展緊密關聯、相互影響, 只有城市現代化與鄉村振興同步推進、城市與鄉村協同轉型, 才能實現區域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以城鄉融合為導向的鄉村振興發展, 一要促進“中心城市—中心鎮—中心村”協同發展, 依托交通、通訊設施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建立起高效的聯系網絡, 充分發揮城鎮輻射帶動作用, 推進公共服務功能以及商貿、金融、物流、休閑娛樂等經濟功能向鄉村地區的逐級延伸, 借助遠程網絡、培訓講座、企業合作等方式加強城市對鄉村的知識與技能傳播;二要發揮鄉村在城市與區域發展中的多元價值, 促進農業多樣化與多功能轉型, 在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旅游服務、生態服務、體驗服務、養老服務功能的同時, 增強農業經濟綜合效益及其自身抗風險能力。小城鎮作為城鄉之間的中介和紐帶, 在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加強小城鎮建設, 不僅可以為城市經濟與服務向鄉村地區的延伸提供支點, 還可以促進鄉村人口的就近城鎮化, 有效緩解城市人口過度集聚與鄉村人口過度流失之間的沖突。
(3) 加強規劃引導, “興”與“保”并重。鄉村振興, 應堅持規劃先行, 而規劃的編制, 應深思而后行。規劃作為推動鄉村振興的行動綱領, 其質量直接決定鄉村振興的成效。一個缺乏理論支撐、缺乏地域特色、沒有民意調查、沒有可行性評估的規劃, 不僅不能推動鄉村振興發展, 更有可能加速鄉村衰退。鄉村振興應有所為、有所不為, 規劃的意義不僅僅在于設計振興路線, 更重要的在于形成約束框架以保護鄉村景觀生態與文化。一個科學的鄉村振興規劃需要科研工作者、規劃設計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居民共同參與。科研工作者與規劃設計者應積極推動鄉村發展理論研究成果在規劃實踐中的應用。
馬利邦, 博士, 西北師范大學地理與環境科學學院副教授, 碩士生導師, 副院長, 研究方向為資源環境與鄉村地理。
核心觀點:鄉村振興要力求“城鄉互動與融合”, 提升“自主脫貧”的能力。
西北地區鄉村普遍存在“多元性”“分散性”“落后性”和“貧困性”特征。鄉村振興要力求“城鄉互動、城鄉融合”, 在生態保護的前提下有效提升鄉村“自主脫貧”的能力, 實現從“輸血”扶貧向“造血”扶貧轉變。“多元性”特征下形成的糧食主導型、文化傳承型、鄉村旅游型及生態保護型鄉村要因地制宜, 謀求與自身條件和特色相切合的發展路徑與模式。
(1) 鄉村振興要力求“城鄉互動、城鄉融合”。鄉村振興與城市發展不是“兩個陣營”。西北鄉村基礎設施配套不全、公共服務均等化程度低, 城鄉要素市場割裂、聯系較弱, 城市帶動鄉村的互動機制尚未形成。城市資源、理念、技術、市場經濟結構等對于鄉村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要建立城市反饋鄉村發展的長效機制, 積極增強城鄉要素互動。通過公共財政、價格杠桿等手段, 構筑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對西北農業現代化的拉動效應, 推動資金、技術、人才、土地等要素向農業流動。加快城鄉投資一體, 通過規劃引導、政策扶持等有效措施, 克服市場不足和促進資源更為科學合理的配置與流動。
(2) 鄉村振興的關鍵在于“自主脫貧”。西北鄉村貧困面廣、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472個縣級行政區中的43.33%為國扶貧困縣, 貧困的主要載體是鄉村, 貧困的主體是農民, 形成“縣貧+村貧+民貧”的特征, “貧困陷阱”現象普遍。在開發式扶貧、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傳統扶貧模式的指引下, 提出“扶志+扶技+扶智”相結合的策略, 探索“企業+合作社+貧困戶”“合作社+貧困戶”“財政+金融+貧困戶+企業 (合作社) ”等“自主脫貧”的精準扶貧新模式, 通過輿論引導、技能培訓、資金支持等舉措, 增強貧困群眾自主脫貧的內生動力, 實現從“輸血”扶貧向“造血”扶貧轉變。
(3) 鄉村振興的路徑和模式要因地制宜。西北地區自然環境和民族構成的“多元性”造就了地域人居環境和經濟類型的“多元性”, 形成與農耕區、游牧區及多民族聚居區相適應的定居性、移居性及“小聚居、大分散”的鄉村聚落格局, 進而對鄉村結構、形態及類型產生影響。西北地區糧食主導型、文化傳承型、鄉村旅游型及生態保護型鄉村要因地制宜, 謀求與自身條件和特色相切合的發展路徑與模式。糧食主導型鄉村要突破小麥、玉米等偏好的種植模式, 向特色鮮明和附加值更高的“小雜糧”種植轉型;文化傳承型鄉村要充分發揮民族、地域文化特色, 復興和活化優秀傳統游牧文化、草原文化、民族宗教文化等, 給予鄉村文化內涵和發展動力;旅游型鄉村要發揮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優勢, 圍繞生態旅游、鄉土旅游、民族文化旅游, 培育新的鄉村產業增長點, 提升產業發展能力;生態保護型鄉村要通過適度的生態移民和村莊布局調整, 解決生態壓力過重、人口和居民點高度分散、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高昂、運營維護困難等的矛盾。
李智, 博士, 河北師范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講師, 研究方向為城鄉聚落體系與城鄉相互作用、微觀尺度村落空間演變。
核心觀點:科學合理的城鄉聚落體系是推進京津冀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支撐。
城鄉融合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本途徑, 科學合理的城鄉聚落體系是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支撐。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 以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切入點, 探索多元尺度下城鄉聚落體系的優化模式對于推動京津冀地區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1) 推進京津冀地區鄉村振興, 須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多元路徑。京津冀地區既有北京、天津這樣的大都市, 又有冀東沿海平原、冀中南平原區, 以及冀北與冀西的燕山、太行山地區, 鄉村聚落類型多樣, 城鄉協調融合發展矛盾突出。城鎮和鄉村是彼此共生的關系, 城鄉共同構成密切聯合發展的有機整體, 人口、資金、技術等要素在它們之間不斷流動, 城鎮空間擴張與鄉村空間收縮是同步發生的。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 城鄉聯系日益加深, 城鄉融合發展已成為實現鄉村振興的基本途徑。因此, 推進京津冀地區鄉村振興, 必須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重塑城鄉關系, 探索城鄉融合發展的多元路徑。
(2) 科學合理的城鄉聚落體系是推進京津冀地區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支撐。城鄉聚落體系是指一定地域范圍內, 一系列不同類型的城鄉聚落按照一定的組合方式, 共同構成的既相互獨立、又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21]。作為一個地域空間系統, 它具有結構和功能兩種基本屬性, 它們之間存在一種“結構—功能”相互適應的矛盾運動關系。只有城鄉地域空間系統在“結構—功能”上相互適應、相互促進, 才能形成科學合理的城鄉聚落體系, 從而有效促進城鄉要素資源的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 推動京津冀地區城鄉融合發展。
(3) 選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切入點, 探索京津冀地區城鄉聚落體系的多元優化模式。城鄉聚落發展條件不同, 城鄉融合發展并非追求城鄉均一化發展[22], 而是追求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標志。基于此, 在京津冀協同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 地理學者須立足京津冀地區實際, 遵循城鄉聚落體系“結構—功能”相互適應的邏輯關系, 以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切入點, 從“大都市—城市—小城鎮—鄉村”多尺度視角出發[23], 構建城鄉聚落公共服務可達性評價方法, 探索城鄉聚落體系的多元優化模式, 以期促進該地區城鄉融合發展與鄉村振興。
喬陸印, 博士, 山西大學城鄉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碩士生導師, 研究方向為資源型地區的土地利用與鄉村發展。
核心觀點:外源性要素 (政策、資金) 嵌入是資源型地區鄉村振興的必要前提。
資源型地區的鄉村發展問題具有區域特殊性, 在共性的國家公共政策供給下, 特殊的外源要素嵌入對鄉村振興十分必要。聚焦鄉村產業重塑與轉型, 以一二三產業融合的高效農業體系來替代圍繞資源開采而形成的產業體系, 激發鄉村動力與活力;重點推進村鎮空間體系格局重構, 培育鄉村振興增長極, 強化鄉村生態環境重建力度, 為鄉村綠色生態產業創造條件。
資源型地區是指以本地區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開采與加工為主導產業的地域空間, 是中國重要的能源資源戰略保障基地, 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做出歷史性貢獻。從全國層面看, 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下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重工業偏向的產業結構、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 制約了鄉村可持續發展與城鄉一體化進程, 最終演化成為日益嚴峻的“鄉村病”問題[1]。但與其他地區相比, 資源型地區的鄉村發展問題具有區域特殊性, 因此鄉村振興與轉型發展的路徑模式也將體現出差異性。
(1) 鄉村發展問題。一是過度依賴資源開發利用, 一業獨大問題突出, 如山西省2016年底采礦業及礦產加工業占工業增加值的76.6%1, 區域產業轉型發展困難;二是受宏觀經濟調控的影響, 鄉村地區許多服務于大型煤礦、鋼鐵或化工企業的民營企業、小微型企業紛紛倒閉, 特別是貨物運輸及汽車修理業、餐飲與零售等服務業受到強烈沖擊, 農民就業增收困難, 城鄉居民生活壓力明顯增大;三是農村生態環境不僅受到傳統農業生產和生活垃圾污水的影響, 而且長期的資源開采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破壞, 生態重建更加困難。當前, 在精準扶貧、鄉村振興、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強農惠農戰略下, 資源型地區鄉村轉型發展迎來新的機遇。
(2) 鄉村振興路徑。從城鄉關系視角看, 城鄉融合發展是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 基本驅動力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導向的制度供給與機制創新, 基本要求是實現城鄉要素的市場化配置。資源型地區城市轉型乏力, 輻射帶動能力弱, 鄉村發展基礎薄弱, 內生動力缺乏, 城鄉地域系統正處于內卷化或衰退狀態。因此, 適宜的外源驅動力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前提。這里的外源驅動力包括特殊的政策供給、外部的資金資本、積極的激勵機制等。通過外源要素嵌入, 鄉村系統內部積極改善硬條件、營造軟環境, 從而激發內生動力, 促進鄉村振興。
(3) 鄉村振興措施。具體來看, 產業興旺是基礎, 有條件的村莊可根據資源稟賦與區位條件, 積極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鄉村旅游業以及農產品加工業與物流業, 以三產融合的高效農業體系替代圍繞資源開采而形成的產業體系, 重塑鄉村發展新動能, 激發鄉村活力, 實現產業轉型與鄉村振興。同時, 必須強化生態宜居的重要地位, 將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有機結合起來, 部分地處采煤沉陷區、地質災害頻發區、生態環境脆弱、山莊窩鋪等區位的村莊, 通過產業布局引導、易地扶貧搬遷、產權制度改革等措施, 優化村鎮體系格局, 培育鄉村振興增長極, 修復與重構鄉村生態環境, 為鄉村綠色生態產業創造條件。與此同時, 將鄉風文化與治理有效緊密結合, 重塑鄉村組織與治理體系, 注重平衡村莊內部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 創新治理方式, 保障鄉村產業發展與文明和諧。
曹智, 博士, 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博士后, 研究方向為土地利用與鄉村發展、黃土高原鄉村轉型與發展。
核心觀點:基于鄉村發展的時空分異規律和發展現狀確定鄉村振興愿景和路徑。
鄉村發展遵循地域分異規律和時間分異規律, 鄉村振興實施和推進過程中應把握鄉村發展的時空分異規律, 結合鄉村資源稟賦和發展基礎, 因地制宜, 明確鄉村振興愿景, 因時制宜, 制定鄉村振興路徑。
(1) 把握鄉村發展的地域分異規律, 結合鄉村資源稟賦, 明確鄉村振興愿景, 特別要注重現有專業村鎮的輻射帶動作用。依據“點—軸系統”理論, 以“點—軸”式空間結構模式對社會經濟客體進行組織可以得到區域最佳發展[3]。鄉村振興實施與推進仍符合“點—軸系統”理論規律, 需形成鄉村振興水平差異化認知, 支持中心村鎮發展和培育, 強化對周邊村鎮的擴散帶動效應[1]。專業村鎮以專取勝、以特見長, 適應了市場經濟規律[25], 在全國大部分鄉村呈現衰弱趨勢的背景下, 仍持續保持發展活力, 是眾多鄉村在社會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大浪淘沙、物競天擇”的結果, 在中心村鎮遴選中需要得到特別關注。當前絕大部分農業區[5]專業村鎮分布主要受市場因素的影響, 甘新沙漠高原區和云貴高原區受區位要素作用明顯, 青藏高原區受地區經濟基礎因素作用突出, 黃土高原區、華南熱作區、云貴高原區等區域受地形因素作用突出。對于不同地區具體的某個鄉村而言, 應結合區域鄉村發展地域分異的主導因素, 以及鄉村產品資源、市場資源、人力資源、人脈資源等資源基礎, 確定鄉村振興功能定位和預期愿景。
(2) 把握鄉村發展的時間分異規律, 結合鄉村發展基礎, 制定鄉村振興路徑。鄉村發展具有階段性規律, 依據鄉村地域結構認知[26], 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鄉村發展實踐[27,28,29,30]發現, 鄉村發展大體分為以“耕地平整集中、提高生產效率”為特點的工程化、以“種植結構調整、增強發展動力”為特點的非糧化、以“非農產業發展、產業轉型升級”為特點的非農化和以“提升村鎮功能、促進集約發展”的城鎮化四個階段。由于資源基礎、區位條件、市場規模、內生動力等因素的差異與變遷, 鄉村發展階段存在躍遷、并行、不全、退化的現象。根據鄉村發展中政府、企業、個人等不同主體作用強度, 每個階段可細分為“某一主體強烈干預”的初始階段、“主體分工逐漸明確”的過渡階段和“市場機制發揮主導作用”的成熟階段。基于四個階段的啟動特征, 鄉村振興的路徑包括土地整治集聚路徑、特色產業發展路徑、產業平臺集散路徑和城鎮功能集約路徑。對于具體的某個鄉村而言, 應結合基于地域分異規律確定的鄉村振興愿景和當前鄉村發展基礎, 選擇和細化鄉村振興路徑。
戈大專, 南京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講師, 南京師范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鄉村轉型發展與土地利用轉型。
核心觀點:協調土地利用與鄉村發展的耦合關系有利于保障鄉村人地關系的可持續轉型。
協調土地利用轉型與鄉村轉型發展的耦合關系是保障傳統農區實現可持續發展、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科學問題。優化耕地利用轉型同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的耦合格局是強化傳統農區實現鄉村轉型發展的重要手段。構建傳統農區梯度城鎮化的發展路徑, 以農村宅基地利用有序轉型為依據, 合理確定城鄉聚落體系是協調傳統農區城鄉關系的重要內容。
(1) 協調土地利用轉型與鄉村轉型發展的耦合關系為平原農區鄉村振興創造有利條件。傳統農區“人多地少”的鄉村人地關系緊張格局是限制鄉村實現轉型發展的關鍵因素。城鄉轉型發展進程中, 不同鄉村人地關系轉型階段呈現出差異化的鄉村人地關系形態, 而土地利用形態的演變過程正是鄉村人地關系演變在空間上的映射[31,32], 鄉村人地關系的協調演進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核心環節。傳統農區“居地無業”和“人地分離”的困境正是土地利用轉型與鄉村轉型發展耦合失調的重要表現。因此, 破解傳統農區人地關系失調矛盾的關鍵是構建土地利用轉型與鄉村轉型發展協調推進的合理路徑, 不能“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二者協調推進為保障傳統農區鄉村人地關系可持續轉型創造條件。
(2) 合理推動傳統農區耕地利用轉型和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為鄉村振興提供保障。城鎮化進程中傳統農區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兼業化、從業類型多樣化和農戶組織離散化, 鄉村生產狀態與農戶生計體系不斷演化。傳統農區耕地利用轉型滯后于農村勞動力結構變化成為限制鄉村轉型發展的重要障礙。應以耕地利用轉型為依據合理評估傳統農區差異化的農戶生產組織規模。發揮耕地在平衡鄉村人地關系矛盾中緩沖作用, 進一步創新耕地的資產和資本等隱性價值的實現方式, 推動耕地利用方式可持續集約化和專業化。
(3) 構建農村宅基地利用有序轉型與梯度城鎮化戰略是協調傳統農區城鄉關系的重要內容。快速城鎮化進程中青壯年勞動力普遍外出務工從事非農業生產, 然而第一代和第二代走向城鎮的農戶實現城鎮化的難度較大, “城鄉雙漂”仍是傳統農耕區農戶未來一段時間內主要的生產生活方式。傳統農區鄉村有效城鎮化率較低[31], 完全依靠城鎮化來解決傳統農區的振興難題并不可取。合理推動農村宅基地利用轉型為推動農區鄉村極化戰略[32,33], 構建城鄉聚落體系創造條件。此外, 傳統農區的振興道路需要更長久的戰略耐心, 嘗試建立“下層疏導, 通道順暢, 上層包容”的梯度城鎮化實現路徑, 為健全農戶實現城鎮化的多級梯度方案創造條件。農村宅基地利用轉型與梯度城鎮化發展戰略相互補充, 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大拆大建”, 應給與鄉村更多自我更新和完善的機遇, 賦予農戶更多自我決策的城鎮生存權力, 有利于構建更和諧的城鄉關系。
屠爽爽, 博士, 南寧師范大學北部灣環境演變與資源利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講師, 研究方向為鄉村發展與土地利用。
核心觀點:依托土地整治重構鄉村社會經濟和空間結構, 助推鄉村振興。
城鎮化背景下以人口、土地、產業為核心, 中國鄉村地區人地關系經歷了顯著變化, 并對鄉村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影響。土地整治是調控新時期人地關系的重要途徑, 關注土地整治的多元價值和衍生功能, 科學管控土地利用形態, 對于重構鄉村社會經濟形態和空間格局、實現鄉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1) 鄉村重構是實施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手段。鄉村振興是為應對鄉村內部要素流失與衰退而提出的旨在促進鄉村經濟、社會、生態等全面復興和城鄉融合發展的戰略, 其核心目的是系統構建人口、土地、產業等多種要素的協調發展格局[2]。鄉村重構的實質是行為主體通過干預影響鄉村發展的物質和非物質要素, 實現鄉村地域系統內部結構優化、功能提升以及城鄉地域系統之間結構協調、功能互補的過程[31]。
(2) 科學管控土地利用形態助推鄉村空間重構。鄉村重構包括空間重構、經濟重構、社會重構三個相輔相成又相互制約的維度[31], 其中空間重構肩負著為產業發展、公共服務設施配置提供場所支撐的作用。土地利用是空間的具體表現形式, 空間重構的有效實施與土地利用形態的管控密切相關。主管部門應充分考慮區域所處的土地利用轉型階段和即將步入的土地利用轉型階段, 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工程技術等手段, 適時調整土地資源管理的相關制度和措施, 以增強土地資源管理決策的科學性[34]。
(3) 關注土地整治的多元價值和衍生功能。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土地整治為補充耕地數量、保障糧食生產安全和城市發展空間做出了重要貢獻。鄉村振興視角下土地整治的目標應從“以地為本”的單要素調控向“人、地、業”多要素協調耦合的綜合整治模式轉變, 整治功能應逐步向繁榮鄉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保護生態環境、傳承鄉土文化等衍生功能轉型[33]。在開展土地整治的過程中, 統籌空間優化與產業發展, 統籌物質振興與人文振興, 按照分類施策的原則在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框架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相應的模式與路徑[33]。
特約召集人
陳秧分, 博士,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中國農科院“青年英才培育工程”首批院級入選者, 研究方向為鄉村產業發展、國際農業經濟。
核心觀點:農業的充分發展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前提與關鍵任務。
“大國小農”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農情, 加之農業承載了食品安全、社會穩定、生態產品等多重功能屬性, 決定了農業的充分發展既是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 也是支撐鄉村振興的關鍵基礎, 需要得到各個層面的高度重視。
(1) 農業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具有基礎地位。農業既直接為社會大眾提供農產品, 也可為非農產業發展貢獻原材料以及勞動力、景觀等其他要素資源。盡管中國第一產業產值比例已不足10%, 但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比例仍接近30%, 總數約4億人。對于廣大傳統農區、欠發達地區、中低收入農民群體, 農業仍是農民生計的主要來源。在農業競爭力偏弱、農民增收趨緩、農業缺乏吸引力等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矛盾背景下[35], 鄉村振興需要把農業的充分發展放到優先位置, 尤其需要避免因引入非農產業而舍本逐末忽視農業本身的發展。
(2) 農業充分發展需要解決好四個主要問題。一是農業產業范疇問題。農業不僅是狹義的傳統種養業, 更包括以農業為基礎的鄉村旅游、創意農業、農村電商、農產品加工等多功能農業, 藉此拓寬農業的市場價值空間。二是農業發展主體問題。在“農業后繼無人”的發展隱憂中, 既需要大力培養新型職業農民, 同時也需要處理好公司與小農的關系, 提高小農的主體地位, 藉此提高農民的參與性和獲得感。三是農業發展路徑問題。中國地域差異顯著, 各地資源稟賦、區位條件、發展階段、市場需求等發展環境迥異, 對應的發展路徑也應有所差別, 因地制宜選取以競爭力為導向的規模農業、以綜合效益為導向的特色農業等發展模式, 凸顯區域競爭優勢。四是農業發展目標問題。農業的多功能性決定了農業農村發展目標的多樣性, 農產品供給、農民增收、生態保護等發展目標經常難以同時實現, 將鄉村主體的幸福指數作為最終的發展目標和評價標準, 或可兼顧社會、經濟、生態等多重屬性, 值得探索與嘗試。
(3) 農業充分發展的主要保障途徑。通常講, 農業發展一靠政策, 二靠科技, 三靠投入, 在當前階段, 加大政府投入仍是繞不開的話題, 加大核心基礎設施、產業鏈上下游環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現代農業產業園區等關鍵環節的支持力度, 則可更好地提高財政投入效果。積極推進“農戶+公司”“農戶+合作社”等產業組織模式, 有序推動立足農業的農產品加工、商貿流通等產業向縣、鄉、村布局, 可將更多的產業鏈增殖留到縣、鄉、村, 真正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作者：楊忍 文琦 王成 杜國明 李伯華 曲衍波 李紅波 許家偉 賀艷華 馬利邦 李智 喬陸印 曹智 戈大專 屠爽爽 陳秧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自然資源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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