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過對新聞報道、文學作品、影音作品、網友評論等資料的分析發現, 目前媒介工具對農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建構呈現極端化趨勢。“犯罪、懶惰、無知、貧窮、孤苦、越軌”等負面評價成為該群體的主要特征。同時, 學術界的部分研究結論也加深了農村單身漢負面社會形象的建構。然而本研究認為, 農村單身漢與普通人在村落的社會形象與社會地位并無差異, 未婚不會導致其被社會排斥, 個體特質才是決定性因素。大眾傳媒與學術界塑造的標簽化負面刻板印象極不利于農村單身漢的社會生存與發展。因此, 對該群體應去標簽化、去特殊化, 對其給予客觀評價, 促進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再構建。
關鍵詞：農村單身漢; 社會形象; 社會輿論; 污名化; 標簽化;
一、單身漢研究及其社會形象分析
我國單身漢群體的大量產生, 主要源自于長期以來的出生性別比的嚴重失衡。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統計, 中國人口結構中, 男性占51.27%, 女性占48.73%。各年齡段男性都存在著無法婚配的切實問題。與此同時, 到2015年, 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達到了113.5, 0～19歲人口性別比更是達到了117.47, 遠遠超過了國際認定的正常 (102～107) 水準。因此, 從縱向結構變化來看, 單身漢問題會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同齡適婚女的短缺, 以及對未來結婚期望的愈發減弱, 致使單身漢危機不斷顯現, 并由此誘發出買賣婚姻、賣淫嫖娼、拐賣婦女等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犯罪行為。男性人口過剩所造成的直接結果是“婚姻擠壓”, 以對單身漢社會認知來看, 受到固化的“男高女低”的婚配觀念以及對污名化標簽的影響, 貧窮地區且大齡的未婚男便成為這一社會問題的直接受害者[1]。在中國社會矛盾不斷涌現、社會制度還亟待完善的背景下, “單身漢”的大量存在對于不同的社會群體、公共安全、福利社會的構建都有不利影響。近些年, 一些地方政策、輿論主體, 以及學術研究將“光棍”作為“治理”的對象, 并積極出謀劃策。在社會輿論的眼中, 貧窮的“光棍”已然被建構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階級”, 并且其在社會中的“出身”形象便是弱勢的。
從研究的視角來看, 對于單身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學上的結構與成因分析, 以及社會學上的認識及其治理機制分析兩個方面。人口學上對于單身漢主要討論的是其數量、比例及其對應成因, 并試圖建立一種理想的人口統計模型, 來對單身漢的規模及其變化做出富有依據的評估和預測。但以數理為依據的推論忽視了政策調整與社會變化等控制因素, 因而與現實狀況是大大不同的。劉燕舞也對于這種線性的測算提出了質疑, 她認為, 出生性別比失調所產生的男性人口剩余的情況并非在出生的時點上便已跨入結婚階段[2]。此外, 忽視分結構性 (場景性) 的因素也是人口學對于單身漢的研究無法介入更深層次的主要原因[3]。但是, 人口學對于光棍的測算和分析也相應地提出了婚姻市場的擠壓、性別失調等衍生的研究, 從而為從社會整體的視角來看待光棍問題打開了新的大門。
由于社會學學科理論的復雜性和研究視角多樣性的影響, 對于“光棍”的研究往往不局限在某一研究領域或者理論范疇當中。但“光棍”這一社會群體所產生的負面性, 或者是被建構的“污名化”社會標簽是諸多相關研究所承認的。首先, 從社會角色來看, 大眾對于農村單身漢現實狀況的認知缺失, 和單身漢自身對家庭、風俗和輿論等多重壓力的應激障礙, 使這一群體主動或者被迫承擔了巨大的心理與現實負擔, 從而引起群體性的功能缺失和區域集體性的行為失范等諸多問題。謝小芹在其研究中淡化了社會分層對“光棍”的影響, 以人類學研究的“主位”切入, 通過調查發現農村“光棍”并不完全契合大眾認識中的弱勢群體形象, 相反單身漢在當代農村是一種正常且合理化的存在, 但這一群體通常受困于村落中“光棍文化”和“光棍秩序”所建構的角色而難以表達自身[4]。其次, 從社會認知的角度, 由于大眾媒體對于這一群體的報道, 致使針對這一群體的通識性問題被扭曲和放大, 社會大眾對于日益凸顯的失范、越軌乃至犯罪等社會問題的焦慮逐漸就被轉嫁為對農村單身漢污名化標簽的假設和預估[5]。在農村社區當中, 由于“光棍”的聚集通常會造成對社區安全的主觀評價較低, 但實質上對社區當中是否存在“光棍”個體或者群體失范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6]。雖然少部分群體成員存在滋擾婦女、賭博、買賣婚姻等失范行為, 但就像其他個體失范行為一樣, 這些行為不與“光棍”的聚集及其地域的社會風氣有直接的關聯[7]。但社會大眾對于“光棍”的刻板印象及其引導下對這一群體負面事件的過度關注, 加之農村單身漢面對社會大眾時話語主動性的明顯缺乏往往造成這一群體無論在婚戀市場還是日常生活中都會面對更加嚴重的社會排斥。最后, 從社會系統的角度, 單身漢尤其是農村大齡單身漢的產生, 也是社會結構組織、系統組織和資源分配機制極度不平衡狀況所產生的原因和結果。有研究通過對大齡失婚群體調查分析得知, 相對固化的職業流動性和較低的經濟水平是其造成失婚的主要原因[8];而地域性的制度和文化條件制約同樣也可以“制造”光棍[9];甚至對性別比和女性人權的關注也會放大單身漢的問題[10]。可見此類研究趨向于將“光棍”置于特定的社會網絡系統或者宏觀的社會背景之下, 以分析對象的立場來討論其成因和影響。
在“光棍”的社會學研究中, 大多數是站在研究者主體的立場, 將農村單身漢這一群體“現象化”, 進而通過因素分析和結果論證將其種種行為和表現“問題化”, 最終在政界和學界形成“‘光棍’是社會弱勢群體”的主流話語。也有研究站在單身漢的立場上, 強調單身的主動選擇性, 否定那些一味強調總體性視角來看待單身的觀點。可此類研究也容易將研究者置于倫理的制高點, 從而忽視那些致使“婚姻擠壓”和“婚姻排斥”的客觀性原因。但是, 筆者發現, 兩種研究取向逐漸將農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二元化了, 而大都忽視了如何嘗試進行重構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的動態過程, 以及社會輿論對這一過程潛移默化地造成的重大影響。在進行新聞素材搜集以及對農村單身漢群體進行實地訪談的過程中, 筆者發現近些年大眾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對于農村單身漢的關注大都集中在與“貧窮”“焦慮”“犯罪”等負向化的社會輿論導向相關聯。而實際上, 農村單身漢由于各種原因造成的經濟生產能力的缺失, 客觀上造成了其婚姻的弱勢、家庭的失能, 進而消減了其社會參與的主動性, 但這并不影響農村單身漢在其有限的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評價以及這一群體作為“行動者”的主動性表達。且這種現象主客體之間的認知并不以“單身”或“失婚”的條件為轉移。由此可見, 大眾傳媒以及其他剝離現實的相關學術探討為這一群體塑造的種種負面的“標簽”, 不僅在社會大眾的認知中將“農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特殊化、污名化, 乃至“妖魔化”了, 同時也十分不利于這一群體的自身發展與參與社會生產。因此, 本研究希望從媒體輿論和大眾認知的層面再次認識從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 并嘗試解釋這種變化。
二、研究設計
(一)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訪談法為主, 數據來源包括兩部分:一是通過對相關新聞報道、影視文學作品、論壇、既有文獻的搜集整理, 歸納出現行社會中農村單身漢的“大眾印象”和“社會評價”;二是通過實地調研、微信訪談搜集一手資料, 對農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進行再建構。為了保證研究的可行性與可信度, 本研究在新聞資料搜集上以“騰訊新聞”1為主要平臺, 經過數據清理共得到141條相關新聞信息。2在文獻搜集方面, 本研究在CNKI上以“單身漢”、“光棍”、“農村大齡未婚男性”等同義詞為關鍵詞進行檢索, 通過主題篩選、數據清理, 共獲得179條相關信息, 為了保證研究的時效性與可信度, 筆者以2010年—2018年為界, 在公開發表的125篇學術論文中, 選取被引用次數最多的 (5次及以上) 前51篇論文為樣本進行數據分析。
在一手資料搜集方面, 筆者以安徽省D縣為田野點, 通過隨機抽樣和目的抽樣的方法從22個鄉鎮中選取了四個鄉鎮 (隨機抽取三個普通鄉鎮, 目的抽取一個回族聚居鎮) , 并在四個鄉鎮中隨機選擇一個村落并對該村的村干部、扶貧辦公室專項工作員、所有45歲及以上單身漢、部分村民鄰居、親屬等進行為期一年的觀察與深度訪談, 以期能夠從正面、側面等多角度對農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進行把握。 整個研究過程共經歷“前期試調查、正式調查、補充調查“三個階段, 獲得99份完整資料, 其中單身漢訪談資料71份, 村干部、村民、親屬等訪談資料28份。同時, 為了驗證本文的研究結果, 在補充調查階段, 筆者通過微信朋友圈征集了11位志愿者 (其中4位從未與農村單身漢群體接觸過, 7位與該群體有過直接接觸) 進行了深度訪談并獲得豐富的一手資料。
(二) 編碼過程與可信度
本研究是在借助NVIVO 11質性分析軟件的基礎上, 運用三級編碼技術對所有資料進行編碼以得到父子節點并構建節點關系。在此以對騰訊新聞的編碼過程為例進行說明:首先, 經過資料清理、初步概念化的處理, 得到“性犯罪、暴力犯罪、反社會、拐賣兒童婦女”等多個開放性編碼。根據這些編碼, 筆者對其予以重新組織并歸納總結出“危害社會安全、影響社會和諧、多維貧因、人品良好”等8個范疇, 最后根據上述范疇歸納出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的兩個主范疇:正面形象與負面形象 , 以此形成了樹狀節點。另外, 在編碼可信度上, 本研究通過NVIVO軟件中“編碼比較”的功能進行了編碼的三角驗證, 結果為0.94, 已經超過0.8的合格標準, 證明本研究編碼通過了三角檢驗, 具有可信度。
三、輿情之下的農村單身漢“妖魔化”社會形象
對于任何社會性事件來講, 媒體都是一把“雙刃劍”。媒體既可以通過新聞宣傳來提升某一群體的社會形象, 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也能夠放大事件的負面效應, 隔斷多元化的社會溝通渠道。由于近些年, 我國長期以來男女出生比例失調的規模效應逐漸顯現, 大量男青年進入適婚年齡, 適齡男青年不僅由于種種原因無法婚配, 同時也更加擠壓了原本擁擠的婚姻市場。尤其是在農村地區, 受較低經濟水平的限制, 單身漢開始大量出現, 且有聚集性特征, 群體性效應也逐漸顯現。筆者通過對新聞報道年份的統計發現, 在2004—2018年期間, 騰訊新聞關于農村單身漢的新聞報道整體上呈現波動增長趨勢。尤其是自2014年開始, 大量關于“光棍村”、“單身部落”, 以及對于農村單身漢生活關注的新聞報道數量明顯增多。其中于2016年達到峰值, 為21篇。
與此同時根據新聞主題關鍵詞分析結果可知, 新聞媒體對農村單身漢形象的構建較為負向, 超過一半 (56.74%) 的新聞都對其做出了負面報道, 甚至部分新聞報道直接以某些較為激烈的詞匯形容該群體。另有31.91%的新聞對農村單身漢呈現出較負向評價特征。而對單身漢予以正向、較正向評價的新聞主題則分別僅占比為6.38%、4.96%。 (3)
根據資料來源和素材種類, 本文按照輿情渠道的分類, 將各類涉及農村單身漢群體形象的塑造操作劃分為:媒介形象、學術形象、網絡公眾形象。
(一) 媒介形象
無論是新聞媒體還是影音文學作品, 對于農村單身漢形象的描繪通常都是直白的。在筆者所分析的材料當中, 絕大多數的大眾傳媒都以各種形式和詞匯塑造出農村單身漢的負面形象。而在這其中, 除了“孤獨、貧窮、懶惰”等直接描述之外, 新聞輿論也更多地將農村單身漢與社會道德、安全和發展問題聯系起來, 認為農村單身漢的種種不良標簽是其違反社會道德、影響社會和諧的“原罪”, 甚至是導致拐賣人口、性犯罪等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的直接誘因。而正面評價也大都局限在對這一群體同情和遺憾情緒的表達上。介于新聞媒體等大眾傳媒手段對于社會大眾廣闊而深入的影響力, 這種較大規模地對農村單身漢的負面評價顯然影響了大眾對這一群體社會形象的認知。
從表2的編碼結果可見, 農村單身漢無論是在新聞還是小說電影中的形象大多都是負面的。“壞、窮、懶”成為其主要代言詞, 其中, 影響社會和諧、危害社會安全則是其核心形象。 “該劉姓男子找不到老婆, 42歲仍單身, 曾三次與親妹妹強行發生關系, 不答應就威逼要打。稱‘玩自己的妹妹不用花錢’”3。類似于此類的社會新聞并非少數, 并且其在各大網絡平臺的轉載量也相當可觀。除去新聞之外, 在小說、電影、電視劇等各類媒介傳播中, 此類片段的描述也較為頻繁:“那貧窮的光棍哪兒去找買一個女人所需要的兩千塊錢呢?買不起女人的話, 就只有跟自己的妹妹, 或者跟自己的母親做那個啥。愣二因了性欲的壓迫有時發瘋了。他母親就讓她丈夫到離村比較遠的煤礦去跟他們的大兒子要錢。丈夫過了幾天回家的時候, 愣二好了……”4雖然新聞需要“新奇、獨特”的題材來吸引觀眾眼球, 而影視文學作品也需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故事和情節沖突才具有可讀性, 但是這樣的文字形象刻畫極不利于該群體形象的客觀表達。正是由于各類媒介傳播主體總是將農村單身漢與各類越軌、違背道德、不合倫理等行為聯系起來, 久而久之, 社會大眾會將少數人的越軌行為提高到整個群體層面, 從而形成了對該群體的刻板印象, 造成排斥、鄙視、恐懼等難以逆轉的結果。
除了“影響社會和諧與安全”以外, “貧困”與“懶惰”也是單身漢在媒介傳播中的主要形象之一。“女的是殘疾人和傻子都嫁得出去, 但帥得像劉德華的封毛仔因為窮一直是光棍一條”5, “付衣國出生于1953年9月, 由于好逸惡勞, 多年來一直是單身。村里的多名婦女經常受到他的騷擾。但迫于付衣國的淫威, 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6。貧困與懶惰常被各類媒介主體用于解釋農村單身漢的失婚與越軌成因, 無論是在新聞報道還是影視文學作品中, 媒介主體更傾向于以個人因素為依據對該群體進行剖析, 而忽略了社會因素。這樣的負面情感傾向分析會對社會大眾造成偏差性引導, 從而影響社會對該群體的客觀認知, 限制其個人發展。
(二) 學術形象
相對于媒體, 學術體系對于單身漢評價的表達方式更加溫和與客觀。但是, 通過調查發現在學術文獻中, 所有資料幾乎是一邊倒地描述、剖析農村單身漢負面的社會形象及其影響。與媒體相似, 多數學術研究注重單身漢貧窮、弱勢以及影響社會穩定和公共安全的問題。但學者也更加關注農村單身漢的個人生活、社會網絡和自身發展狀況。同時也更多地站在更加中觀和宏觀的視角來關注農村單身漢的問題, 從而發現更加多元化的歸因。
雖然學術研究成果主要作為學術圈內的觀點交流與討論使用, 其傳播范圍遠不如新聞媒體、文學影視作品等各類媒介途徑。但不可否認的是, 學者的言論和判斷相比新聞等更具有影響力和可信度。學者專家是社會話語體系中的優勢者, 甚至是領導者, 其對事件的評論和預測往往會給社會帶來顯著性誘導和影響作用。“男性婚姻擠壓的累積將加劇農村社會形成買賣婦女兒童的巨大需求和潛在市場, 并促使“光棍”及其相關社會問題向最不發達地區集聚, 有可能激化區域性的社會矛盾、加大誘發群體性事件的風險……大齡未婚男性群體的存在對農村社區的社會治安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 (文獻:XA201211) 。這樣的研究結論雖然非常可觀地闡述了農村單身漢可能會帶來的社會不穩定現象, 但是由于缺乏對可能性的推斷以及客觀的提醒, 導致多數社會大眾的關注重點偏倚, 致使其非但不能客觀、理性地思考學術討論, 反而將其化為“強有力的專家佐證”, 進一步對該群體的負面形象予以刻板化。
除此之外, “貧困”與“邊緣”也成為該群體在學術界的主要形象, 其中, 貧困多被用于解釋單身漢的失婚因素與群體特征, “光棍的收入普遍偏低……這充分說明光棍的貧困是普遍性的。貧困也是以往研究中光棍們身上最顯著的標簽……” (文獻:QN201403) 。邊緣化則多被用于刻畫單身漢的社會地位與生活狀況, “光棍群體社會地位低下, 處于村落社區末端, 他們在家庭內部、 人情交往、 公共生活和政治參與四個層面均被村落社區完全排斥在外, 從而處于多重邊緣地位……” (文獻:NF201106) 。這也變相的使農村單身漢群體在學術界內形成了貧困者、弱勢者、邊緣者的刻板印象, 不利于對該群體的深化研究。
(三) 網友評價
為了盡量避免網友受新聞報道的傾向性影響, 本研究特地避免了新聞跟帖與討論的部分, 主要以各大論壇中的獨立討論帖為分析目標, 如《對于我國將有3000萬光棍的說法, 你怎么看?》等。網友作為獨立的社會個體, 其對某一群體的評價必然不會是空穴來風。經過對網友跟帖的編碼, 本文發現, 網友對農村單身漢的評價與新聞媒體等傳播的形象層次 (壞、窮、懶) 高度一致 (見表2) , 并且網友對該群體的評價用語更為“犀利”, 其中不乏眾多“譏諷”的含義。
很多網友認為, 農村單身漢是社會的“毒瘤”, 其本質就是“變態”“危險”, 并且這一社會問題難以解決。“老光棍變態, 這個沒辦法的……” (HP社區論壇網友回復WX300009) 。也有多數網友認為, 農村單身漢之所以淪為單身漢, 必然是因為貧窮和懶惰, “窮的連大保健都做不起……” (HP社區論壇網友回復PQ3000008) ;“窮是其一, 懶才是原罪……” (HP社區論壇網友回復LD05) 。這樣的失婚男性并不值得同情, 其被婚姻市場淘汰是社會優勝劣汰的結果, 因此只能稱作“活該”:“這群不求上進的歪瓜裂棗, 活該……” (HP社區論壇網友回復LD01) 。
從上述引證可見, 網友群體對于農村單身漢的評價極為消極。農村單身漢作為我國社會中較為小眾且難以接觸到的群體, 網友多是通過文字影像傳播對其予以了解, 出于獵奇心理, 其較易于被各類“吸人眼球”的報道等媒介作品吸引, 從而對該群體衍生出各類負面情緒, 成為被媒介“引導”的社會評價個體。
四、農村單身漢“普通化”社會形象的建構
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普通化”是相對于諸多新聞素材與學術研究“污名化”和“特殊化”的表述。它代表了本研究在基于一定范圍和規模的實地調研和實證材料的分析所作出的判斷。基于社會分層理論, 農村單身漢在經驗視角下往往由于貧困、性格缺陷、心理問題等種種原因而處于社會弱勢階層乃至底層。眾多研究也以一種“弱勢”的話語來對以農村單身漢的自身狀況和問題進行分析。然而在本研究當中, 無論作為一個群體還是個體, 農村單身漢在各自內部的社會網絡和日常生活當中顯然不是“弱勢”的。在村民的話語當中, 單身是可以被村落完全接納的生活方式。“村子里的人對他評價都很好, 雖然他是單身漢, 但是他愛干凈講衛生。他是我們村里唯一的單身漢, 但是他們對他都很好, 根本不會說因為沒有結過婚就鄙視他, 嫌棄他什么的, 根本不可能……” (被訪者:WXLRH) 村落和村民日常生活的話語塑造了一種與既有研究和媒體塑造的農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所截然不同的面貌。本研究基于調查所得, 從總體特征, 群體地位比較和交往互動三個方面來闡述。
(一) 正面評價多于負面的群體特征
與大眾傳媒和文學作品塑造和宣傳的農村單身漢形象不同的是, 除了對單身漢的性格等固有因素之外, 調查地區的大多數村莊和村民并不認為農村單身漢是一種負面的社會形象。大多數認為光棍也是正常村莊構成和村落生活的一員, 且也能夠正常參與村落活動和建設。“大部分都是正常……評價很好的我們也有的, 剛好就有個在我們辦公室, 工作努力, 為人和善, 做事負責, 對工作和生活沒有任何不滿……” (被訪者:WXYX) 。
同時大多數村民也不因為單身漢的特殊身份而對其有一些刻板印象, 相反卻能夠發現這一群體身上一些優勢。“當時村里說他的條件符合五保戶, 要給他申請, 你也知道五保戶的享受待遇是很好的。但是呢, 他拒絕了, 這么好的事情他竟然拒絕了, 人家問他為什么拒絕, 他說, 我還有勞動能力, 還能自食其力, 我就不靠政府, 不拿政府的錢, 我自己可以生活……” (被訪者:MTHLS) 。可見, 無論是村民還是村干部, 他們對于農村單身漢的評價都是中立的, 不同于各類媒介主體, “普通人”成為該群體的評價核心詞, 甚至在某些單身漢身上, 其正面評價更多。
(二) 基于交往與互動的形象差異
通過整理大量受訪者的訪談資料, 筆者發現“猥瑣、齷齪、奇葩”等極度負面的詞語并未出現在村民以及其他與單身漢群體有過直接接觸的被訪者中。而在從未與該群體有過接觸的被訪者中, 此類詞語卻頻頻出現。當這一部分受訪者被問及“此印象從何而來”時, 他們大都回答“新聞、影視作品、小說”是最主要來源。可見, 媒介工具對于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的負面化塑造, 已經逐漸成為大眾心里的刻板印象, 影響著那些未接觸過農村單身漢的人對這一群體的認知。
傳媒工具的影響尤其反映在與農民群體處于不同社會階層的群體身上。最直接的表現便是對農村單身漢稱謂與形象的“污名化”。“污名化”反映了兩個社會群體之間一種單向的權力關系, 它體現為群體特性與另一群體加諸該群體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間的一種特殊關系[11]。大眾傳媒的視角代表了社會大眾或社會主流文化話語對于某一社會現象或者社會對象的看法或評價。雖然價值導向上有待判斷, 但它既象征了一種強勢的話語權力, 也是占絕大多數的社會利益的統一性表達。以網絡新聞媒體為代表的大眾傳媒對“農村單身漢”這一稱謂及其所代表的社會角色標簽的“污名化”建構, 一方面反映了長期以來在政策話語之外社會大眾對農民仍沒有平等相待, 因而對農民的問題和一些群體正常現象也不能以中立的價值取向進行判斷;另一方面, 也讓“農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被不合理的標準“削足適履”式地判斷, 社會大眾并沒有完全意識到自身對這一群體的認知匱乏。“現在社會上很多人都是站在高處戴著有色眼鏡看農村人……人家除了沒結婚有什么不一樣……人家也想結對吧……不要想當然……感覺他們像妖怪一樣, 都被妖魔化了……” (被訪者:WXLYY) 。
(三) 社會地位個體化
在村莊日常生活當中, 群體的地位不僅來源于經濟條件, 村落政治參與, 以及社會支持等顯性要素, 也受到宗族性的村莊圈層結構的規約。在我國農村“差序格局”式的社會關系形態之下, 農民的行動邏輯遵循“核心家庭——宗族——村落”的圈層結構所決定的血緣或者地緣關系模式。在這種結構中, 越是處于圈層關系內部的村民之間, 越能夠依賴一些不成文的倫理規范來看待彼此并守望相助, 并且這種關系并不受一些客觀因素的制約[12]。也就是說, 即使某一村民有一些先天的障礙, 或者難以撫平的難處, 只要維持著較為緊密的圈層關系, 他們也不會因為這些問題而受到格局內部其他村民的冷落。
通過筆者在D縣農村的調查發現, 雖然多數光棍有“五保”政策以及一些地方扶貧政策的幫扶, 但由于該群體家庭的不完整以及勞動能力殘缺等現實狀況, 其非正式社會支持少之又少, 因此他們得到最多的是同村村民基于同宗感情或日常交往的支持和幫扶。然而“失婚”和“單身”的身份標簽, 以及社會支持的缺失并不能決定單身漢的形象, 在同村的村民看來, 單身漢的“危險、無人緣、底層、邊緣化”現象并非是該群體的普遍特征, 造成個別單身漢在村落的地位較低或口碑較差的根本原因是個體在村落社會中的行為處事方式, 個人的脾氣秉性。婚姻狀況的確會通過中間變量來影響單身漢的社會形象, 但婚姻并非是直接影響因素。尤其是在逐漸“空心化”的村落環境當中, 單身漢作為留守村中尚存壯年勞動力甚至開始“升值”, 成為日常生活和村落政治中重要的參與者。
五、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差異的再解釋
根據上述的社會輿論建構的農村單身漢的社會形象, 以及實地對“光棍村”的調研, 可以發現社會公共輿論和當事主體的社會關系輿論對于單身漢的評價幾乎是完全相反的。從主觀上, 這象征了我國社會階層缺乏相互深入了解和認知的主動性;而從客觀上, 它反映了社會發展不平衡性帶來的文化效應。通過對D縣農村單身漢的相關調查, 我們看到他們的真實的形象并不是由“失婚”因素決定的, 這一群體周圍的村民也并未受到大眾傳媒所宣傳的和場域外之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的左右, 而是擁有自身獨立與理性的判斷。那么應如何看待這種社會認知與實際情況之間的差異?本文嘗試從四個方面進行闡釋。
(一) 社會矛盾與越軌行為的“問題化”轉嫁
隨著農村單身漢問題不斷凸顯, 一方面, 以學者為主的公共輿論精英逐漸將這一群體的存在視為“損害女性的生存與發展權, 而且對不同群體產生負面影響, 進而損害社會所有人群的整體福利, 并將對公共安全產生影響, 阻礙和諧社會構建和社會穩定”[13]的社會頑疾, 并在救濟機制、養老保障、社會救助、家庭重建等多個方面提出具體的政策建議來“緩解”農村單身漢的問題。新聞媒體更是對農村單身漢的負面形象大加報道, 認為這一群人是“落后于社會”并且“自暴自棄”的存在。這樣判斷式的結論宣傳無疑否定了農村單身漢群體積極改變自身和融入社會生活的主動性。另一方面, 隨著全國范圍內城鎮化和經濟發展所引導下的社會轉型的不斷推進, 以區域和政策為限定的階層邊界逐漸被打破, 整個社會不斷進行的復雜融合作用也讓社會矛盾日益凸顯, 越軌行為愈發增多。諸如階層歧視、性別歧視、公共道德危機等社會問題逐漸成為大眾視野的重要關注點。而輿論對于社會壓力的“問題化”導向, 以及對社會弱勢群體較為負面化的慣性思維, 讓社會大眾將問題的產生多歸因于他們。輿論媒體和社會大眾的關注, 本質上反映了社會矛盾無法緩解與社會問題無法解決, 造成的大眾集體性壓力的無法釋放。
需要澄清的是, 農村單身漢本身并不是社會特殊人群。他們只是由于一些原因無法組成家庭的普通人。農村單身漢與大多數農民以及其他社會成員一樣, 也會面對養老保障、大病醫療、生活照顧與情感慰藉的種種問題, 也會因為社會壓力的存在感到內心的焦慮與失能。因此, 理解、接近和有針對性地幫助農村單身漢群體時, 過分強調其在社會集體中的特殊性以及和種種社會問題之間的關聯性, 忽略其與一般社會成員的共性, 會對其社會形象起到“標簽”作用, 進而導致該群體對政策的過度依賴或者政策不適用這兩種極端的情況。
(二) 個體與社會選擇帶來的價值比較
隨著人口性別比例的整體失衡, “晚婚”或者“不婚”逐漸從被動選擇演化成了主動選擇, 同時也從個體選擇逐漸變成群體性選擇。隨著“不婚族”等群體不斷出現, 且由于其成員不再受物質基礎、地域環境以及個人素質等現實條件的規約, 而逐漸為社會大眾所接受。這種依從個體的自主性, 而沒有進行婚配的行為, 由于其對文化水平、階層地位、物質條件等因素的限定, 常常被人們稱作是“單身貴族”的選擇。主動單身的行動顯然是為實現自身的目標而展開行動。正如科爾曼所言, “行動者”的目標或行動原則正是最大限度地獲取效益或提高滿意程度, 而“行動者”與他人之間也是一種注重實利的關系, 這種關系僅僅表現為行動者的利益寓于他人控制的資源和事件之中, 以及他所控制的資源和事件蘊含著其他行動者的利益[14]。個體選擇下的單身行為和狀態是一種為了維持良性的社會關聯與較高的自我評價所自主選擇的。它通常不會因為一些社會評價的影響而轉移, 也不對個體選擇單身后的行為和評價產生太大的影響。
農村單身漢則更多的是一種社會選擇的結果。適婚人口結構和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性, 讓農村單身漢成了社會選擇的“犧牲品”。農村單身漢的個人價值實現在集體利益和社會發展秩序面前被忽略了。缺乏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的農村單身漢被婚戀市場和社會秩序所排斥和忽略, 因而個人意愿無法得到應有的表達。這讓農村單身漢即使面對指責或是偏見, 也往往沒有能力和主動性去發聲。這是社會選擇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社會大眾對社會所排斥或是落后于社會發展的群體存在負面評價, 且難以改變。而弱勢群體本身對這種狀況心存不滿或是不甘, 但卻難以表達。
(三) 婚姻市場不平衡加劇了形象差異
傳統鄉村婚姻與城市婚姻均主要在各自的圈內進行循環交換, 大部分男子能在各自婚姻圈內自我消化[15]。然而隨著社會信息的日益通達, 婚姻市場中的女性由于擁有了解更多適婚男性, 以及更加深入了解男性各方面條件的渠道, 因而也更容易走上“賤農主義”[16]的道路。最為直觀的表現, 便是婚姻交換中的經濟因素成了決定婚配的關鍵。在婚姻梯度的作用下, 作為絕大部分由于經濟貧困原因造成的單身男性不僅難以婚配, 同時由于貧困、資源匱乏等造成的一些次生問題, 也使其很難在婚配市場上維持良好的形象。農村單身男性也更難走出原本就狹小的婚姻圈子, 從而難以在婚姻市場當中尋覓到機會。由于固化的婚姻圈界限的存在, 處于圈外的適齡婚配對象也更難了解到農村單身男性的現實狀況。同時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 他們對于農村單身漢的認識不但沒有得到改變, 反而消極的評價更加嚴重。正是由于這種婚姻市場整體的不平衡、不流通的特性, 加之婚姻“賤農主義”的政策意味、輿論導向和價值認知, 加劇了農村單身漢所在的農村婚姻圈女性資源向上流入的趨勢, 更加淡化了城市婚姻圈女性資源向下流入意愿。這樣一來, 不僅農村單身漢更加容易被婚姻市場全方位的排斥, 城市婚姻圈當中的“剩女”也會加劇婚姻市場的整體不平衡性。因此所產生的惡性循環, 不僅讓農村光棍的形勢更加嚴峻, 也是中國現代婚姻的悲劇[2]。
(四) 擬態環境理論的解釋
擬態環境 (pseudo-environment) 也稱“似而非環境”, 來源于美國政論家李普曼, 是傳播學和輿論學的專業術語。其含義是指大眾傳播活動的信息環境并非是對客觀事實如鏡子似的直接反映和再現, 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新聞和信息的選擇、加工和報道, 重新建構后的向公眾展示的環境[17]。對于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來說, 在龐大而復雜的世界里, 人們很難通過面對面的溝通交流獲取直接信息, 只能借助于新聞去滿足了解世界、認知世界的需求。這就使得個人和信息反映之間并非是客觀直接的, 而是橫亙了“新聞中介”, 個人對客觀環境的反應變為對擬態環境的反應。而傳播媒介在進行信息處理和傳播時通常又具有特定的選擇性和傾向性, 因此擬態環境不僅制約了個人的認知和行為, 并在此基礎上對客觀的顯示環境產生了影響。農村單身漢作為我國較為小眾的群體, 一般社會公眾尤其是城市居民很難與其直接接觸, 公眾只有通過新聞等媒介工具以“道聽途說”的方式在擬態環境中獲得關于該群體的信息并對“似而非”的環境進行判斷和評論。因此導致了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差異化的顯現。
六、小結
社會形象的存在是有條件的、有限制的, 是相對的。它由人的主動性和社會的塑造共同構成。對社會形象完滿性的追求是一種相對的或者說比較的存在, 是人的認識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不斷深化的結果[18]。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的建構, 一方面來源于輿論對于其現實狀況和我國婚姻市場形勢的認知程度;另一方面來自主體視角下, 農村單身漢自身及其周邊人對其角色定位、社會價值和形象期待等多方面的認識。經過調查發現, 二者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在展現了大眾傳媒工具作為輿論宣傳工具的巨大影響力的同時, 也反映出不同社會階層, 尤其是其他階層對社會底層人群溝通的封閉性和認識的刻板化。社會輿論和傳媒工具對農村單身漢社會形象“妖魔化”的宣傳, 是“污名化”了“農村單身漢”這一社會稱謂和標簽, 直接或間接影響到這一群體正常的生活和發展, 同時其宣傳在社會大眾當中造成的刻板印象也會限制該群體自食其力的能力、主動性和積極性。
從一般意義上講, 社會輿論宣傳和大眾的態度來自于主導性話語權力的引領。長久以來, 我國在政策取向上雖然沒有以明文的形式對農民弱勢的社會地位進行宣示, 但“以城為主”的內在邏輯卻以其他形式存在著。這無疑在各個方面對農村的發展帶來消極影響。近些年在政策制定和社會導向指引方面, 我國也在努力改變著這種城鄉差異為二者帶來的固化的社會印象。自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以來, 農民和市民都以“城鎮常住人口”的稱謂代表。國家以權力形式對農民和市民稱謂進行了結構化統一, 不僅在制度意義上整合了二者權益、聲望和資源的分配模式, 讓農民與市民不再以職業和創造社會價值的功能性區分而產生不平等的待遇;同時也讓二者在各自群體相似性問題的產生、理解和解決上逐漸達成認知層面的共融, 農民的問題放在城市也會是問題。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深入, 戶籍身份區隔的逐漸模糊。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入城市, 他們日益增長的權益意識和權力訴求, 漸漸地讓“農民”不再以一種區別于城市居民的利益標簽出現。近些年, 從全國性到地方性的社會政策不斷從醫療、教育、公共服務等諸多方面施力, 以及各級政府在農業補償、征地等方面對農民群體的利益讓渡, 逐步促進了城鄉社會平衡發展, 也客觀上縮小了在城市優勢利益者的認知當中農民和市民之間的角色形象差距, 進而也淡化了對于“農村單身漢”這一社會性現象的排斥心理。作為社會輿論和大眾傳媒, 需要改變經驗思維, 減少長期以來對農村出現的社會問題以及相關負面報道, 轉而對農民群體作為城市建設者的不可或缺性進行肯定, 同時要開始關注進城務工的農民群體的生存、生活和保障問題。這不僅是城市化為主流的社會文明進步的主動選擇, 也是城市中社會角色的“既得利益者”開始認識到自己的先天優勢受到挑戰的被動調整。
從個體認識方面, 在我國轉型社會時期, 多元化個體、群體差異和地域差異, 逐漸改變了社會大眾在傳統“總體性社會”下的統一化認知, 從而使整個社會價值的張力不斷擴大, 社會大眾對于個體選擇的接納程度也不斷提高。這不僅是個體成員權益博弈的結果, 也反映了在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權力理念的不斷深化。由于城鄉差異, 尤其是經濟差異, 加之社會對于“單身”選擇內涵的重構, 社會大眾不應當再完全將農村單身漢與貧窮、懶惰和失范等負面因素聯系在一起, 而是開始正視單身的客觀原因, 并理解農村人也將“單身”作為一種選擇的主觀意愿。“單身漢”所蘊含的價值屬性需要逐漸開始擺脫那些固有的負面文化內涵, 這不僅是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張力的體現, 也為緩解“單身”問題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效應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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