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共同體一詞意味著美好、溫馨、和諧的社會狀態，建設鄉村共同體，既是鄉村發展的美好愿望，也是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理想追求。歷史地看，我國鄉村自古以來就具有共同體的屬性，并經歷了自然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在現代化進程中，鄉村共同體呈現出萎縮態勢，維系鄉村共同體的物質基礎、社會關系、邊界認同和社會組織都發生了重大改變，由此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實現鄉村振興，需要構建新型鄉村共同體，新型鄉村共同體以合作共同體為目標追求，以多元合作為構建模式，建設路徑包括轉變政府職能，完善鄉村服務體系；構建新型鄉村治理體系，重塑鄉村權威；培育鄉村公共精神，增強鄉村凝聚力；促進鄉村文化建設，構建新型鄉村信任關系。
關鍵詞：鄉村振興；共同體；合作；解構與重構
一、問題的提出：鄉村何以振興?
當前，鄉村社會面臨著人才流失、公共意識淡化、環境污染嚴重、鄉村腐敗等問題，鄉村原子化、空心化、個體化等現象凸顯，“鄉村衰敗”的感慨不斷見諸網絡和新聞媒體。如何重建鄉村社會，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已成為政府治理的重點和難點。近年來，國家高度重視鄉村建設，大力推進美麗鄉村建設、農村精準扶貧、農村綜合改革等，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針對鄉村衰落的現狀，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018年，黨的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了鄉村振興的目標、原則、路徑和舉措。一系列政策文件為加快構建新型鄉村共同體提供了契機。
目前，針對鄉村衰敗的現狀和趨勢，如何重建鄉村社會，學界進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實踐路徑。比如，鄉村的復興應該在產業、資本、管治、文化等方面具備多元的形式[1]；要以村民的需求為切入點，構建基于“人——技術——鄉村”的復興邏輯[2]；要強調農村“多元化”，不僅要發展好農業，還要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3]；要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4]；要充分發揮小農戶的積極作用[5]；要積極培育和壯大村莊精英隊伍[6]；要加強對中華優秀鄉土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最接地氣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7]；要對農村地域空間重構及其綜合價值追求做出科學的規劃和布局[8]等。也有學者從共同體角度探討鄉村衰落的成因，認為鄉村共同體的衰落，既有宏觀上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分工和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的相互作用，也有微觀上種植類型單一化、教育匱乏、傳統宗族儀式削弱、土地增值空間小等因素[9]，進而提出振興鄉村，要始終把村民及其村社共同體的主體性建設放在鄉村建設的第一目標位置，并由村民村社共同體主導鄉村建設[10]，建設以鄉村政治共同體、鄉村經濟共同體、鄉村倫理共同體、鄉村精神共同體為主的四位一體的新型鄉村共同體[11]，即一種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型鄉村基層共同體[12]。
圍繞如何振興鄉村這一時代命題，學者們從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地理學等學科角度，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探索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也有學者注意到鄉村的共同體性質，主張從整體性視角促進鄉村全面發展，這些研究成果為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提供了有益借鑒。但現有研究對于鄉村共同體衰落的根源，建設什么樣的共同體，存在哪些現實困境，如何建設缺乏深入的系統性研究。鑒此，本文在遵循共同體理論的基礎上，探討如何重構鄉村共同體以實現鄉村振興的可行路徑。首先，在對共同體概念進行梳理的基礎上指出我國鄉村具有共同體的屬性，并經歷了自然共同體、政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三種歷史形態；其次，從現實出發，探究現代化進程中鄉村共同體萎縮的緣由；最后，面對鄉村振興的時代命題，提出構建鄉村合作共同體是鄉村發展的未來，并提出相應的實踐路徑。
二、中國傳統鄉村共同體的演進邏輯
(一)共同體：觀察中國傳統鄉村的一個視角
共同體是具有一定聯系的人類群體和諧共處、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一種生活形態。“共同體”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提出的，他在總結西方國家鄉村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的基礎上，闡明了人類群體生活中的兩種結合方式：共同體與社會，并認為共同體是“一種原始的、天然狀態的，并有機地渾然生長在一起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的統一體”[13]。在英國學者鮑曼眼中，共同體就是一個溫馨而舒適的場所，彼此互相依靠對方，“‘共同體’之所以會給人以不錯的感覺，那是因為這個詞所表達出來的含義——它所傳遞出的含義都預示著快樂，而且這種快樂通常是我們想要去經歷和體驗，但看起來又可能是因為沒有而感到遺憾的快樂”[14]。
可見，共同體是由特定的人群在一定的范圍內聚集而成的，但并非所有群體聚集都可以稱為共同體，真正的共同體應具有功能和精神雙重屬性。從功能層面看，共同體應發揮安全保護、秩序建構、利益協調等作用，促進群體和個體的發展。有學者指出，社會生活共同體應具有經濟性、社會化、心理支持與影響、社會控制和社會參與等多種功能[15]。從精神層面看，共同體是一種文化、符號和價值觀，個體對其具有高度的認同感、安全感和歸屬感，是個體的精神歸宿。
從共同體的屬性來看，我國鄉村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共同體。鄉村是不同于城市的區域，它具有明確的邊界和界限，對內提供公共服務、動員村民開展公共建設、制定村規民約、維護社會穩定，對外保衛鄉村安全、維護和增加鄉村利益、連接國家與村民。在鄉村內部，村民從事相同的生產活動，有著相似的生活模式，共享一套社會規范，對鄉村具有高度的安全感、認同感和歸屬感。日本學者平野義太郎在利用中國農村慣行調查資料和對河北省順義縣沙井村的調查基礎上，認為中國農村具有共同體性質，存在高度的共同關系，費孝通也曾指出：“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16]
(二)中國傳統鄉村共同體的三種歷史類型
歷史地看，我國傳統鄉村共同體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不同階段鄉村共同體呈現出不同特征。
1.封建社會時期的“自然共同體”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在漫長的封建時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是鄉村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經濟形態，傳統村落是在村民為共同應對農業生產、日常生活、社會安全等風險中自發聚居而成的，體現出內生型特征。費孝通在對鄉村社區的經驗考察基礎上，將傳統鄉村理解為“鄉土社會”，熟人社會、差序格局、禮治秩序、無訟社會等是傳統鄉土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自然共同體的外在表現。
傳統鄉村自然共同體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同質性，即共同體內部呈現出高度相似性。涂爾干曾將社會團結分為“機械團結”和“有機結合”兩種形式，“前一種團結是建立在個人相似性的基礎上的，而后一種團結是以個人的相互差別為基礎”[17]。傳統自然共同體是建立在個人相似性基礎上的機械團結，個人高度依附于集體，鄉村共同意志取代個人意志成為村民的行動指南。二是封閉性，即共同體主要面向鄉村內部，盡量避免與外界的交流。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鄉村與外界保持著聯系，但從根本目的上看是為了維系鄉村內部的社會穩定和自給自足。三是排外性，即鄉村對外界保持高度警惕性，反對外部力量干涉村莊事務，這集中表現在鄉村自治上。自然共同體適應了小農時代的生產生活模式，保證了鄉村社會的穩定性，促進了鄉土社會的發展和延續。
2.人民公社時期的“政治共同體”
清末民國時期，為加強對鄉村的控制，保證稅源以支持戰爭，各地軍閥和政府將權力觸角深入鄉村地區。1949年以后，國家通過農村土地革命、合作化運動、基層黨組織的建立等，確立了黨和政府在農村的權威。1958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開始建立，鄉村進入政治共同體時期。
鄉村政治共同體是在政府行政力量主導下形成的，體現出外生型特征。在政治共同體下，社會成員被劃分成黨員干部、中農、貧農、地主等不同階層，政治身份成為農民進行社會交往、形成社會認同、獲取社會地位的決定性因素。在人民公社體制下，農民生產生活高度政治化，生產活動、日常生活與政治活動高度重疊，政治觀念、意識形態、政府意志被貫徹到生產生活當中，如鄉村的娛樂活動主要是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與意識形態。同時，鄉村治理逐漸由過去的“自治”走向行政化，基層政府、公社、黨組織等政治組織以及公社干部、黨員、生產隊長等政治精英取代家族、宗族等民間組織和鄉紳、長老、族長等鄉村精英成為鄉村治理的主體。鄉村政治共同體同樣具有同質性和封閉性特征，但與自然共同體不同的是，它是通過國家行政強制力和意識形態教化實現對鄉村社會的整合和控制，農民從依賴熟人和鄉村轉向依賴黨和政府，政治認同取代了社會認同。
3.改革開放以來的“利益共同體”
改革開放后，人民公社體制被拋棄，伴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村民自治的推行、國家對鄉村管制的放松，依靠家族、鄉村精英、村規民約、風俗習慣等維系的自然共同體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復和發展。但20世紀末以來，在市場化浪潮的推動下，鄉村日益原子化和個體化，農民的經濟理性逐漸超越社會理性，理性算計成為農民社會交往和形成社會團結的關鍵，特別是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國家投入大量資源以支持鄉村發展，鄉村日益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
鄉村利益共同體是在外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推動下形成的。這一時期，盡管農民依然生活在鄉村，主要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對鄉村具有較高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但利益共同體與自然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有很大區別：首先，農民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自由和自主，是獨立的行動者，而不是完全依附于家族和政治組織，能否獲取經濟利益是農民進行社會交往的主要考慮因素；其次，提供服務、滿足農民社會需求的主體不再是鄉村和政府，而是市場，農民對市場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最后，共同的利益是維系鄉村社會團結，實現社會整合的關鍵。
三、現代化進程中傳統鄉村共同體的解構
當前，在現代化、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等多重力量的沖擊下，鄉村共同體逐漸走向萎縮，其性質、功能、文化內涵等都大大弱化了。鄉村共同體的萎縮，既是鄉村衰敗的重要表現，也是鄉村衰敗的重要原因。探究鄉村共同體萎縮的原因，對于重新認識鄉村建設，理清鄉村振興的思路具有重要意義。
(一)鄉村經濟形態的變遷消解了鄉村共同體的物質基礎
共同的生產活動是維系鄉村共同體的基礎，而處于轉型期的鄉村，經濟形態的變化使得鄉村共同體內部的關聯度不斷降低。其一，傳統農業經濟的衰落。鄉村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壓縮了農業的生存空間，大量農田被征收為建設用地。2017年，農業產業產值在國民生產總值當中的比重僅為7.9%。農業經濟的衰落意味著集體性生產活動的減少，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鄉村生產共同體逐漸瓦解。其二，機械化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合作的必要性。伴隨農業產值比重下降的是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2014年，我國農機化水平達到61%以上，這就意味著農業生產方式已實現由人力畜力為主向機械作業為主的歷史性跨越，意味著少數人通過機械就可以完成過去由多人共同參與的農業生產任務，從而降低了合作生產的必要性。其三，多種經濟形態的發展削弱了鄉村的共同性。傳統鄉村是一個高度同質化的共同體，農民從事相同的農業生產，而隨著鄉村市場化的發展，鄉村出現了各種經濟形式，如個體工商戶、家族企業、集體企業等，鄉村異質性不斷增強。
(二)鄉村個體化的凸顯解構了鄉村共同體的社會關系
鄉村現代化既表現在鄉村經濟發展的多樣化，也表現在鄉村個體化趨勢日益凸顯。個體化是個體獲得自由、自主的解放過程，但同時伴隨著共同體歸屬感與安全感的喪失、社會風險的獨自承受、意義世界的破碎、個體與社會權利邊界的重新調整[18]。我國鄉村個體化的發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公民個人意識的覺醒。傳統村民逐漸向現代公民轉變，更加重視自己的權利，追求獨立、自由、平等、公平、公正等價值成為時代話語。第二，鄉村權威的失落。無論是社會組織、鄉村精英等民間權威，還是政府、黨組織、鄉村干部等政治權威，都大大弱化了，不能有效動員村民開展集體行動，同時，鄉村被視為封閉、落后、愚昧的代言詞，逃離鄉村、擁抱城市成為大多數村民的現實選擇。第三，風險承擔的個體化。傳統由家庭、宗族、村落、教會等共同承擔的社會風險，如失業、貧困、教育、養老、住房等，現在只能由個體獨自承擔，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消費社會的興起，更是強化了這種風險承擔的個體化。此外，國家和政府還通過制度安排，進一步促進個體化發展。個體化的發展使得維系鄉村共同體的社會關系不斷弱化，村民對鄉村的認同感和責任感也不斷下降。
(三)鄉村社會的開放性模糊了鄉村共同體的界限
地理邊界、社會邊界和文化邊界高度統一是傳統鄉村共同體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但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鄉村日益由封閉走向開放，地域性鄉村共同體的界限日益模糊。一是地理邊界的擴大。傳統自然村具有明確且穩定的地理邊界，近年來，在政府主導的合村并組的推動下，自然村逐漸向行政村發展，村落的地理邊界大大擴展了，傳統熟人社會逐漸向半熟人社會轉變，同時，社會流動的加快，村民的生產生活范圍逐漸突破地域界限，村民的地理認同感大大降低了。二是社會邊界的消解。社會邊界反映的是村民對鄉村共同體所提供的社會服務的認同。伴隨著“流動的村莊”的形成，村民不再滿足于傳統鄉村共同體所提供的有限服務，而是依賴市場，通過參與社會消費來滿足個人社會需求和體現人生價值，由此，村民對鄉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日益降低。三是文化邊界的解體。文化邊界體現的是鄉村文化的獨特性以及村民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感。然而，廣播、電視、互聯網等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促進了不同思想文化在鄉村的傳播，現代文化和城市文化不斷沖擊著傳統的鄉土文化，甚至一些腐朽文化，如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情色文化等都在鄉村傳播，鄉村逐漸成為各種文化思想的交匯處，建立在文化認同基礎上的文化共同體逐漸瓦解。
(四)鄉村組織發展的滯后性加速了鄉村共同體的解體
無論是傳統鄉村，還是現代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都不是依靠個人完成的，而是依靠組織，如家族、宗族、互助會等傳統組織，以及政府、自治組織、志愿團體、專業化社會組織等現代組織，將分散的個人組織起來，發揮集體優勢以應對各種問題，也正是依靠各種組織才能維持鄉村的團結、穩定和發展。而處于轉型期的鄉村社會，鄉村組織發展的滯后性限制了共同體功能的發揮，既無法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務和產品，也無法凝聚人心，從而加速了共同體的瓦解。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制度安排、經濟轉型、文化沖擊等多重因素影響下，傳統鄉村組織的數量不斷減少，甚至消亡，其維系鄉村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定、調解糾紛、開展互助合作的功能也日益弱化，這間接促進了鄉村社會的“原子化”；二是現代鄉村組織發展的不充分不完善，不能將分散的村民個體組織起來，導致鄉村缺乏凝聚力，鄉村公共事務和公共服務發展比較落后。
四、重構“鄉村共同體”以推動“鄉村振興”
(一)鄉村振興需要重構“鄉村共同體”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應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從根本上扭轉鄉村衰落的趨勢，實現鄉村社會的現代化。鄉村共同體與鄉村振興之間存在密切的邏輯關聯性，二者互為條件，構建和諧有序的鄉村共同體有助于振興鄉村，實現鄉村振興也要求構建人民滿意的鄉村共同體。鄉村共同體的衰落，使得鄉村振興面臨主體缺失、社會失序、組織匱乏、公共精神缺乏等諸多困境，因而，從現實出發，實現鄉村振興，需要重構鄉村共同體。但這種重構，既不是回歸過去，以犧牲個體性為代價，建立高度同質性的共同體，也不是以城市為摹本，從個人主義出發，以市場的方法建立利益共同體，而是從國家和鄉村整體性出發，在尊重個體性、自主性、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基礎上，超越工具理性、技術理性和經濟理性，建立新型鄉村共同體。
具體來看，實現鄉村振興，需要構建新型鄉村共同體，這是因為：第一，在“原子化”鄉村，個體無法有效應對各種社會風險，需要通過建設共同體，整合分散的社會力量，構建聯系緊密的合作網絡和互助系統，發揮合作優勢，提升個體應對社會風險的能力；第二，伴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圍繞資源分配和使用、土地流轉、征地拆遷等，鄉村社會矛盾將呈現出增加態勢，需要建設共同體，協調利益糾紛，緩和社會矛盾，增進社會共識，降低政策阻礙，為鄉村振興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第三，建設新型鄉村共同體，有助于鄉村公共活動的復蘇和繁榮，促進鄉村文化的發展，有助于培育民間組織，提升個體對鄉村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有助于完善鄉村治理體系，促進鄉村自治、法治與德治的協調統一。
(二)新型鄉村共同體的價值指引：合作
1.新型鄉村共同體即鄉村合作共同體
傳統鄉村共同體具有封閉性、等級性、同質性、約束性等特征，無法適應現代流動、異質、開放的鄉村，新型鄉村共同體是在鄉村現代化過程中，在個體間自由交往和平等互動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合作共同體。在合作共同體中，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和日常生活領域既高度碎片化又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使合作行為產生的動力除了理性、利益之外，還有倫理、責任等[19]。其中，有效的合作行為是構建鄉村合作共同體的關鍵，因為這種“合作行為是根源于人的共在本性和共在事實的秩序，這種秩序不以強制性的外在統治和管理為前提，從根本上消除了人對人的依附和依賴，徹底拋棄了懲罰和威脅的手段，因而是自由的秩序”[20]。與傳統鄉村共同體不同，新型的鄉村合作共同體注重保障個人權利，強調在個體差異的基礎上尋求社會聯合，體現出公共理性，因而，這種新型鄉村共同體能夠得到所有人的普遍認同，是鄉村振興的未來和目標。
2.新型鄉村共同體的構建須促進多元合作
從建構方式上看，傳統鄉村共同體的形成主要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內生型模式，即由鄉村內部力量整合而成，如傳統鄉土社會中的倫理共同體；還有一種是外生型模式，即通過外部力量(主要是政府行政力量和市場經濟力量)實現鄉村社會的整合，人民公社是典型的由政府行政力量塑造的政治共同體，企業化村莊則是由市場經濟力量塑造的利益共同體。現實地看，無論是內生型鄉村共同體，還是外生型鄉村共同體，都面臨著不可持續的發展困境。構建新型鄉村共同體，既不能僅靠鄉村和村民，任其自生自滅，也不能過于依賴外部力量，忽視鄉村內生發展，而要依靠政府、市場、社會和村民之間的良性互動。政府要發揮引導作用，通過政策制定、制度安排、監督評估等為共同體的構建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市場和企業要發揮鄉村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和基礎性作用，整合并充分利用鄉村資源，積極參與鄉村建設，為鄉村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社會組織和自治組織要發揮橋梁和中介作用，既要自上而下落實好各項惠農政策，引領鄉村發展，也要自下而上加強組織建設，將分散的個體重新凝聚起來，反映民意，做好當家人；村民個體則要發揮鄉村建設的主體性作用，積極為實現鄉村振興出謀劃策，增強對鄉村共同體的認同感、責任感和歸屬感。
(三)構建新型鄉村共同體的路徑選擇
首先，轉變政府職能，完善鄉村服務體系。當前，國家向農村大規模輸入資源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直接瞄準農戶的精準化的各類補貼，二是以項目的形式供給公共服務，三是轉移支付給基層組織的運轉費用[21]。“農戶補貼鄉村無法過問，組織運轉費用只能夠維持，項目資金受政府控制用于專項，無法靈活使用資金，且易形成‘分利秩序’”[22]，這導致鄉村過度依賴國家和政府，缺乏自主性，進而陷入惡性循環——國家投入越多，鄉村自治能力越差。在鄉村振興過程中，政府應轉變治理理念，以協調者和引導者身份重新定位政府角色，重視鄉村共同體建設，降低直接補貼，整合項目資金和運轉費用，發揮村小組和村委會的作用，由鄉村內部協調資源配置，提升鄉村自治能力。同時，政府要轉變“城市偏向”的發展理念，完善鄉村公共服務體系，比如，加強村民教育和就業培訓，提升村民的綜合素質和在市場上的競爭力；重視弱勢群體的權利，建立完善的鄉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大鄉村公共服務購買力度，提供更多更充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其次，構建新型鄉村治理體系，重塑鄉村權威。鄉村權威的衰落，既是傳統鄉村共同體萎縮的重要原因，也是當代鄉村建設難以取得實效的現實制約。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為此，重塑鄉村權威，一要堅持以村民自治為基，增強鄉村自治權威。加強鄉村黨組織、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建設，增強村民的組織認同感；因地制宜，制定鄉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提升自治規則的權威性；完善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理事會等，強化村民自治的參與感、責任感。二要堅持以鄉村法治為本，樹立鄉村法律權威。完善鄉村法律體系，強化法律在維護農民權益、規范市場運行、生態環境治理、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的權威地位；加強鄉村法治教育，引導村民、村干部和基層干部樹立法律意識和法治意識，自覺維護法律權威；加大農村普法力度，提高農民法律素養，增強依法維權的意識和能力。三要堅持以鄉村德治為要，提升鄉村道德權威。挖掘傳統熟人社會中蘊含的道德規范，結合時代進行創新，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建立道德激勵約束機制，開展文明評比等活動，引導村民樹立道德意識；大力宣傳鄉村道德模范，弘揚真善美，傳播正能量。
再次，培育鄉村公共精神，增強鄉村凝聚力。針對鄉村個體化發展過快、公共精神喪失、公共建設滯后等問題，鄉村應在尊重差異性和自主性的基礎上，創新公共事務治理模式，在實踐中培育鄉村公共精神。改變過去政府主導治理模式，由村民自主協商討論鄉村建設項目規劃，政府邀請專業人員進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進行投資建設。將村民自治和政府提供結合起來開展各類鄉村公共建設，不僅有利于發揮各主體的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合作，能夠提升村民公共參與和責任精神，發展公共精神文化。公共精神文化建設可以為構建富有生機的、相互支持的和賦予包容性的地方共同體帶來愿景；同時，也能夠抵御生活在這個個人主義時代的一些消極因素[23]。這種公共精神文化不同于傳統以犧牲個人自主性維護鄉村整體性，而是在個人差異的基礎上實現新的合作，即實現從“機械團結”向“有機結合”的轉變。
最后，促進鄉村文化振興，重塑鄉村信任。鄉村文化是鄉村共同體的靈魂，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保障。一要著重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這兩對關系。既要提倡現代文化，也要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留住“鄉愁”。應充分認識到鄉土文化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是落后文化的代表，更不能以城市文化取代鄉村文化。二要提升鄉村文化自覺。鄉土文化重建的關鍵在于破除那些將鄉土文化視為“落后的”、“封建的”等意識形態偏見，促進鄉土文化自覺[24]。為此，應從加強鄉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豐富鄉村文化活動內容和形式，挖掘傳統文化，培育文化傳承人等方面促進鄉村文化建設，提升村民對鄉村的文化認同。三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美麗鄉村建設，建立鄉村獎懲機制，發揮村規民約的約束作用，塑造新型的和諧人際關系，重塑鄉村信任。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劉祖云(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張誠(南京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2015級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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