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著名當代鄉村建設工作者廖曉義曾經說過，鄉村是城市的母體，是中國的根系，我們每個人從根源上說都是鄉村走出的孩子。我認為，這個話很有道理，現代經濟社會發展，不可能繞開人類對于鄉村的本源性依賴，鄉村振興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一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貫徹新發展理念，勇于推動“三農”工作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為黨和國家事業全面開創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撐。黨的十九大根據當前中國國情和發展階段變化決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使“重中之重”定位進一步落到實處，是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黨的十六大之后不久，黨中央就明確了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戰略定位，逐步確立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基本方略，在農業和農村工作中逐漸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在國家綜合實力和影響力顯著增強的背景下，廣大農民的生活境遇也逐步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在“三農”發展落后于全面小康建設總體水平的背景下，“三農”發展還遲遲沒有實現質的飛躍。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在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這使人們首次看到了“三農”發展與國家現代化同步提升的宏偉藍圖與清晰路徑。這樣的藍圖凝結著近現代百余年來無數有識之士對鄉村建設發展的美好夢想。
從我國鄉村發展自鴉片戰爭以來逐步成為社會發展短板的角度來看，實現鄉村振興是實現中國夢的關鍵一環。百余年來，中國區域化的鄉村振興實踐探索其實一直在進行。近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可以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剛父子在河北定縣的“翟城實驗”，這一實驗被認為拉開了鄉紳探索本地地方自治和鄉村自救的序幕。地方“良紳”在不同范圍內自發進行的挽救鄉村的實踐經驗為百年鄉村振興實踐邁出了第一步。到上世紀20至30年代，民間的鄉村建設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據統計，當時服務于鄉村建設的機構有600多個，各類鄉村建設試驗區有1000多個，其中最有名的是梁漱溟的鄒平模式、晏陽初的定縣模式和盧作孚的北碚模式，都是由知識分子和實業家主導發起的鄉村建設模式，比鄉紳主導的鄉村建設實踐更加注重文化和教育。
在地方良紳和知識分子開展鄉建運動的同時，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根據地，也開辟了鄉村建設試驗田，期間的嘗試和舉措，為推進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全面執掌政權，帶領農民圍繞土地所有制，進行了一系列鄉村社會的徹底改革和城鄉關系的變革，一方面建立起一個以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鄉村社會，另一方面推動了農業支持城市和工業發展的國家工業化。以1953年國家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制度為發端，農業開始擔負為國家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的歷史使命。到 2005 年，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降至12.4%，農業為工業提供原始積累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
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任務，按照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的戰略思想，制定了“多予、少取、放活”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重要方針。2005年，全國各省市基本取消了農業稅費。2006年1月1日起，《農業稅條例》廢止，地方因此減少的收入由中央財政進行轉移支付，同時，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農資綜合補貼以及退耕還林補貼。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實現財政支農。與此同時，政府大力推進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中央財政加大投入，逐步完善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浙江、江蘇等地用活用足中央政策，推進美麗鄉村建設，取得了明顯成效。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當年年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如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在農村，最大的潛力和后勁也在農村。立足“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農情，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包括重塑城鄉關系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共同富裕之路、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質量興農之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鄉村綠色發展之路、傳承發展提升農耕文明的鄉村文化興盛之路、創新鄉村治理體系的鄉村善治之路、打好脫貧攻堅戰的中國特色減貧之路。從這七個方面切實發力，久久為功，必將推動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起來，使農村不再是落后之地、貧窮之地、荒涼之地的代名詞，而成為美麗之地、富足之地、生機勃勃之地的新名片，讓農民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名稱。
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家主導推進農業農村發展的過程中，一些有深厚三農情懷的知識分子繼續進行了區域化特定理念指導的鄉村振興實踐探索。比如廖曉義在重慶巫溪、湖南長沙、山東曲阜等地開展的“樂和家園”建設；李昌平創建的中國鄉建院在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三生共贏”實踐等。這些新時代鄉村建設的探索，對于促進解決全面決勝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問題（最大的發展不平衡，即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即農村發展不充分；最大的不同步，即農業農村發展滯后于城鎮化、工業化和信息化），對探索鄉村振興的路徑是有積極意義的。
從黨的十六大到十九大的15年之間，中國城鎮化率已經從39.1%提高到57.4%。中國城鄉發展理論的核心也隨之發生了三次重要轉變，即從統籌城鄉發展，到城鄉一體化發展，再到城鄉融合發展。這樣的轉變，順應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體現出城鄉之間內在的融合滲透的關系，標志著中國在進一步集成創新過去五年的三農工作的基礎上，延續了過去三十多年的農業創新。面對農村發展的不平衡，城鄉融合發展成為破解不平衡的核心路徑；面對農村發展的不充分，產業振興成為破解不充分的核心路徑；面對農業農村發展的不同步，四化同步成為破解不同步的核心路徑。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引領下，浙江、四川、福建、貴州等地積極探索農業農村發展的新路徑，許多成功經驗彌足珍貴。
無論如何，鄉村振興是基于我國現代化發展全局的重要戰略目標。許多年以來，以城市發展為中心的城鎮化政策導向，導致了鄉村人才、資金、資源與信息向城市的單向度集中，像一個無形的“抽水機”，把鄉村的各類優質資源不斷地抽送到城市，直接導致的是鄉村價值失位。只有完善城鄉融合的體制機制，才能促進城鄉發展要素在城鄉間的合理配置。因此，鄉村振興要把城鎮化、農業和農村現代化作為有機整體來對待，要開放思路用有效的辦法有力的舉措為進城的人、返鄉的人和下鄉的人創造自由流動的制度環境，以利于實現真正意義的城鄉融合發展。
中國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能否如期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地區。在人民日益向往美好生活的新時代，我們堅信，只要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通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在各方面對新農村建設進行提檔升級，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戰略必將在中華大地化為中華騰飛的美麗藍圖。
歷史必將證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乃至中國夢的關鍵一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重農評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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