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貴州省塘約村等三個行政村調查為例
摘要：農村社區凝聚力指標體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鄉村振興和鄉村社會治理水平。這一指標體系涵蓋社區組織認可參與度、社區公共服務滿意支持度、社區成員互助和諧度、社區道德規范遵從認可度、社區歸屬自豪責任感5個一級指標，下設10個二級指標和50個變量。在對貴州省塘約村等三個行政村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進行社區凝聚力指標體系的測評和比較研究中得出，加強農村社區凝聚力建設，提升鄉村社會治理水平，大力推進鄉村振興，必須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建設，重建新型集體經濟和共同體價值觀，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社會治理格局，實現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
關鍵詞：農村社區凝聚力；指標體系；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治理體系；組織力建設
本文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工程重大委托項目“新形勢下黨群關系研究”（項目編號：2015MZD061）階段性成果。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吹響廣大鄉村走向振興的總號角。鄉村振興的目標是什么？影響鄉村振興的因素有哪些？本文引入農村社區凝聚力這一概念，通過研究設計農村社區凝聚力指標體系，嘗試對推進鄉村振興和提升農村社區治理水平進行定量研究并分析背后的影響因素。
一、農村社區凝聚力及其指標體系設計
凝聚力原為物理學概念，“指物質結構中分子與分子、原子與原子之間黏合在一起的某種內在力量。后引申為文化學、倫理學的概念，常指集體或某一社會共同體內部各成員因共同的利益和價值目標結為一有機整體的某種聚合力”①。引申之，所謂社區凝聚力，就是社區成員由于共同的利益和價值形成社區共同體的聚合力及在此基礎上的社區共同體狀態。為什么要提出社區凝聚力這一概念并通過這一視角研究鄉村社會？這主要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考量。
第一，這是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力保障和持久動力的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黨的十九大之后，習近平首次在地方考察時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能光看農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農民精神風貌怎么樣” ②。鄉村振興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既要塑形，也要鑄魂，要培育文明鄉風、提振農民精氣神、煥發鄉風文明新氣象。之所以嘗試引用農村社區凝聚力這一概念，一方面，是因為提升凝聚力是未來農村走向振興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目標。鄉村是否振興，要看農民的精氣神旺不旺，看鄉風好不好，看人心齊不齊。實現鄉村振興，要推動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提升農民精神風貌，不斷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使農村社區成員之間結成聯系緊密、守望相助的富有人情味的良好社會關系，形成以地緣或血緣為基礎的富有凝聚力的社會生活和價值共同體。而一個凝聚力差、軟弱渙散的農村社區是無論如何都稱不上實現鄉村振興的。另一方面，是因為增強凝聚力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強大動力和重要保障。鄉村振興這一目標的實現，必須要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農民這一主體的內生動力和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為譜寫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凝聚強大精神力量。缺少農民這一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共同努力，鄉村振興就缺失了根本動力難以實現；只有凝聚億萬農民的精神力量，才能為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注入持久動力，推動農村真正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開展農村社區凝聚力研究，探索增強農村社區凝聚力實現路徑，是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更好提供有力保障和持久動力的需要，具有較強的現實緊迫性。
第二，這是回應和解決當前中國鄉村社會面臨的現實突出問題的需要。當前，中國鄉村社會許多問題都可以歸結為一個“散”字。這主要體現在：一是組織渙散。一些地方農村基層黨組織日漸懸浮于鄉村經濟社會之上，軟弱渙散現象嚴重，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突出，組織動員和服務能力弱化，組織權威降低，無法有效團結凝聚廣大黨員和群眾。同時，黨員老齡化問題突出，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發揮不力。更有甚者，少數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受到宗族組織、黑惡勢力、宗教組織的侵蝕，直接影響到農村基層政權的穩固。二是經濟渙散。農村集體經濟薄弱是制約當前農村發展的普遍現象。據統計，目前中國集體經濟仍然發揮較大作用的村，只有“大約兩千個左右” ③。若是按照比例來算話，大約只占到農村總數的3.3%。也就是說，大多數農村集體經濟薄弱，難以在鄉村社會中發揮較大作用。集體經濟薄弱使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和服務缺少抓手并難以長久為繼，農民共同利益紐帶的缺失導致農村社區共同體認同的下降。三是人心渙散。市場化激發了農民個體活力和積極性的同時，也帶來了人際關系功利化、人情社會商品化等問題，弱化了農民對村莊的共同體意識，原子化、碎片化現象突出，農村正越來越面臨信仰多元、信任缺失、合作退步等問題。
習近平指出：“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相對集中的生產活動、社會活動減少了，但這不是一盤散沙，各干各的，各顧各的。改革以后，更需要一種凝聚力，把大家、把千百戶農民吸引到一起。”{4} 當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效避免農村一盤散沙和軟弱渙散現象，實現農村全面振興和農民全面發展，更加需要加強農村凝聚力建設，凝聚各方力量，有力改變農村組織渙散、經濟渙散、人心渙散狀況，這迫切需要基于實踐的基礎上加強對農村社區凝聚力的研究。
農村社區凝聚力如何體現、是否需要測評？2017年，貴州省塘約村吸引社會各界，筆者曾單獨或帶隊去調研3次，每一次都能夠體會到塘約村干部群眾奮發向上、干事創業、團結互助的精神面貌和對黨的基層組織和干部的寬容理解、認可滿意的治理成效，觀察到塘約村從一個普通村莊不斷走向振興過程中體現出很強的凝聚力。而在其他一些村調研時，能夠明顯感受到不同村莊之間凝聚力的差距，這種直觀感知經常與當地干部群眾的判斷相契合。但同時，畢竟缺乏強有力的說服力。更何況，有時直觀感受未必反映客觀全貌。因此，這就需要對凝聚力進行測評，通過研究并設計一套農村社區凝聚力的指標體系，進行實地測量、定量分析、比較研究。
目前，尚未查到學界對農村社區凝聚力進行定量分析的研究，相關定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和諧社區和社會資本這兩個視角。對和諧社區的研究，比如，謝穎{5}主要從經濟發展水平、基礎設施水平等角度構建和諧社區指標體系；楊濤等{6}以民政部規定的社區管理、服務完善、環境優美等六個方面和諧社區標準為框架形成測評體系，但相對更偏重客觀數據指標和面上統計數據，對社區居民的主觀感知調查較為缺乏。對社區社會資本測評研究方面，比如，林聚任等{7}從社會風氣觀、處世之道、關系網絡等方面對農村社會資本進行測量；桂勇{8}從集體行動、工作聯系等角度構建社區社會資本測量體系等，不過對社區社會資本的測評大多側重于社區成員之間的關系網絡，即“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網絡及相關資源”{9}，對社區集體性特征及整體性呈現相對較為缺乏。盡管研究視角有所不同，但這些指標體系依然有重要借鑒意義。
課題組利用貴州省Q市黨校新一屆村支書和村主任培訓班的契機，向164位村干部發放問卷，對農村社區凝聚力強弱的影響因素展開調研。隨后，征求部分專家學者、縣鄉村三級干部意見，經過十余次的調整完善，形成農村社區凝聚力指標體系基本架構和變量設計，包括對社區組織認可參與度、對公共服務支持滿意度、社區成員間的互助和諧度、社區道德法規的遵從認可度、社區歸屬自豪責任感為一級指標和若干變量的指標體系。根據指標體系設計相應的問卷調查表，分別到3個行政村隨機抽樣進行一對一訪談式實踐校驗，根據反饋意見，進一步完善指標體系的相關變量及調查問卷，最終形成了5個一級指標、10個二級指標、50個變量的具有調研和測算可行性的農村社區凝聚力指標體系（見下表1）。
指標設計總分100分，共5個一級指標，每個一級指標總分20分，下設10個變量。“對社區組織的認可參與度”共設7個認可度變量和3個參與度變量，著重考察農村社區黨組織和村級自治組織等發揮作用的頻率、方式、效果。“對公共服務的支持滿意度”共設6項滿意度變量和4項支持度變量，著重考察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及其對社區凝聚力建設的作用和群眾對社區建設的支持度來考察社區的群眾基礎。“社區成員的互助和諧度”共設6項和諧度變量和4項互助度變量，了解社區成員之間的和諧互助狀況。“社區道德規范遵從認可度”指標設置了5個遵從度變量和5個認可度變量，主要測評農村社區村民的道德規范遵從情況和對村規民約的主觀需要度、知曉度和遵從度等。“社區歸屬感自豪感責任感”指標設置了5個歸屬感變量、3個自豪感變量和2個責任感變量。根據指標體系的變量設計對應50題的調查問卷，每道題設置了5個選項，最高分是2分，根據選項情況具體確定每小題得分情況。正向變量選得越高，得分越高；反向變量選得越高，得分越低。
二、基于塘約村等農村社區凝聚力的實證比較
貴州省塘約村被譽為“新時期的大寨”，引發學界高度關注，但基于問卷調查基礎上的數據統計和比較研究成果還未見到，塘約村鄉村治理狀況和凝聚力水平到底如何？這不僅需要直接感知，更需要通過實地調查進行測評，尤其是在比較研究中得出結論和啟示。課題組選擇了塘約村及與其臨近的D村、隔壁縣市的X村為考察對象。這三個村原生條件相似，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區位接近，人口規模大體相當，耕地條件基本相同，但社區凝聚力呈現較大差距。課題組采取田野調查法和抽樣調查法，直接分散到每個村的各村民小組隨機抽樣100個農戶，為防止一些農民不會填寫問卷或隨意應付填寫的情況，我們改變發放問卷受訪人填寫問卷再回收問卷的傳統模式，而是對受訪人進行一對一訪談式問卷調查，以保證收集的情況更加真實有效。
（一）對三個典型村的實證調查分析
1.X村調查情況
X村位于貴州省Q縣，共有11個村民小組，共1038戶人，常住人口2735人，常年在省內外務工人員1219余人。X村以傳統農業為主，近年來引進企業種植花卉、烤煙、膠瓜和芋頭等經濟作物。村里目前還沒有專業合作社，也幾乎沒有集體經濟。村里有文藝隊和花燈隊，參加過市里的比賽。最近幾年在上級幫扶下，完成了一些道路、機耕道等基礎設施建設和改造。由于缺乏經濟合作組織，偶有農業企業到村進行土地流轉，都是與農戶直接聯系簽約的，因此價錢較其他有組織的農村社區更低，在隔壁的村寨一畝水田年租金700元時，在X只有500元。
課題組在10個村民小組隨機走訪了100戶農民，收回有效問卷98份，經過統計測算，該村的社區凝聚力的最終評估得分為66.52分。按照評估得分X村高于1.8分的項目共有6項，分別為村內恃強凌弱現象（1.98分）、村內偷盜搶劫現象（1.88分）、參加守夜（1.87分）、相互借用物品（1.85分）、土地違法的情況（1.85分）、村規民約遵守意愿（1.82分）。得分低于1分的項目共有8項，依次為集體經濟（0.00分）、發展規劃（0.45分）、村民代表會議召開情況（0.51分）、文化娛樂活動組織（0.57分）、村民小組會議召開情況（0.77分）、經濟社會組織的作用（0.83分）、福利情況（0.90分）、自豪程度（0.98分）。結合調查數據和訪談情況，可以看出，X村村民淳樸本分，村莊民風較好，但鄰里關系不夠和諧，集體主義觀念比較淡漠。村民基本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守著較好的自然條件，但仍然靠傳統家庭式的生產方式。村民對村干部的認可度不高，表現在對他們分配稀缺資源的不信任、對其能力不足、缺乏發展思路等方面的不滿。總體而言，X村發展態勢整體欠佳，村民對村莊缺乏認同感和自豪感，凝聚力水平較低。
2.D村調查情況
D村位于貴州省P縣（區），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屯堡村寨，合鄉并鎮前是小鄉政府所在地。全村共有8個村民小組，有583戶2316人，常年外出務工人員436人，外來人口較多。除了傳統農業，還種植山藥、辣椒、白菜、蘆筍等經濟作物。近年來，在上級的支持和村兩委的努力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組建了保潔工作隊，村里環境衛生和村容村貌較好。村里有蔬果種植協會、銀杏種植合作社等經濟組織，集體經濟總量150多萬元，同時還有老年協會等社會組織。
課題組在8個村民組中隨機走訪了100戶農民，收回有效問卷99份，經過統計測算，該村凝聚力最終評估得分為70.77分。按照評估得分D村高于1.8分的項目共有7項，分別為集體經濟發展（2.00分），村內恃強凌弱現象（1.91分）、相互借用物品（1.86分）、就近入學滿意度（1.85分）、村支書主任認識度（1.82分）、參加守夜（1.80分）、村民無償努力的意愿（1.80分）。低于1分的項目為5項，分別為村民小組會議召開情況（0.54分）、村民代表會議召開情況（0.61分）、村規民約的制定方法（0.78分）、發展規劃（0.79分）、村干部公平公正信任度（0.95分）。綜合調查數據和訪談情況，可以看出，D村村民之間互助度比較強，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用發揮較好，集體經濟情況較好，但與此同時，外來人口多、社會治理難度大，村兩委存在“一言堂”的情況，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較為突出，群眾意見較大，對干部的信任存在不足，發展思路不太清晰，凝聚力建設存在較大問題。
3.塘約村調查情況
塘約村緊鄰D村，共有11個村民小組，921戶人，常住人口3392人，目前外務工人員僅50余人。塘約村在2014年以前還是國家二類貧困村，卻在2017年底被評為首批全國農村幸福社區建設示范單位。在塘約村走訪時可以明顯感知村民團結向上有很強的凝聚力，實際調查數據如何？課題組在10個村民組隨機走訪了100戶農民，收回有效問卷95份，經統計測算，該村的社區凝聚力的最終評估得分為80.31分，遠遠高于前兩個村。按照評估得分塘約村高于1.8分的項目共有12項，為三個村最多，分別為青壯年外出務工人數（2.00分），集體經濟（2.00分），村內恃強凌弱現象（1.95分）、相互借用物品（1.91分）、村支書主任認識度（1.87分）、村內偷盜搶劫現象（1.87分）、參加守夜（1.87分）、村規民約知曉度（1.85分）、居住意愿（1.83分）、愿意無償投力改變生活環境（1.82分）、愿意投工投勞改變生產條件（1.82分）、村民無償努力的意愿（1.81分）。按照評估得分塘約村低于1分的項目僅有2項，即發展規劃（0.97分）、村民代表會議召開情況（0.97分），得分低于1分項目數為三個村最少。
綜合調查數據和訪談情況，筆者發現，塘約村凝聚力水平高，有幾個重要因素：一是走上了新型集體經濟之路。全村成立了“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金土地”合作社，所有農戶全部入股。合作社內部組建了婦女創業聯合會、紅白理事會以及勞務輸出公司、建筑公司、運輸公司，采取“黨總支+合作社+公司+農戶”的發展模式，形成了村集體、合作社、農戶強弱聯合共同富裕的發展格局。二是村干部帶頭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發揮明顯。把民主測評作為考核和激勵村干部和黨員的重要抓手，每年年底組織所有村兩委班子成員、村民小組長和921戶村民分別對班子成員、村民小組長等進行綜合考評，結果作為干部評先選優及績效考核的重要依據，對黨員實行積分制管理并形成獎懲機制。在訪談中，村民對村干部表現出普遍的信任和支持。三是塘約村村民自治能力很強。村民小組會議召開頻繁，通過會議商定事宜、教育群眾、統一思想、民主協商，群眾心情舒暢，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高，在基礎設施建設時投工投勞率高。四是利用村規民約引領鄉風文明。通過駐村干部訪、群眾主動提、召集代表議等形式廣泛收集群眾意見，經過村民代表大會研究討論，一致通過后頒布了九條村規，俗稱“紅九條”，村民在自身認可的民約規范中共建共治村莊，促進和諧互助鄰里關系。五是發展預期好。塘約村青壯年返鄉工作比例高，到處都呈現出建設家園的繁榮景象，良好的發展勢頭也給老百姓注入了信心和動力。當然，也有少數村民有一些意見和怨言，主要是在發展的過程中過度追求“整村推進”，對弱勢群體的幫扶和照顧還不夠，個別群眾有被孤立感。少數村民還反映在發展的過程中還未能妥善解決公平用工的問題。課題組在與塘約村村兩委干部的訪談中提到這個問題，他們表示已經關注，會更加關注和解決群眾具體困難和問題。
實踐證明，課題組在塘約村的直觀感受和通過問卷調查后的數據測評結果是一致的，那就是塘約村展現出很強的凝聚力。課題組認為，隨著塘約村集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村兩委對弱勢群眾幫扶力度的加大，更好地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問題，其凝聚力還會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二）三個典型村莊凝聚力指標比對情況
三個村凝聚力水平有差距，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可以通過對農村社區凝聚力指標體系中的五項一級指標逐項進行對比分析。
1.對社區組織認可參與度的對比分析
對凝聚力指標體系中“對社區組織認可參與度”的10項指標（總分20分）分村進行加總計算，所得結果如下：X村11.06分，D村12.14分，塘約村14.60分。
對三個村此項一級指標得分情況的比較分析（見圖1），發現：村支書村委會主任的認識度、對干部辛苦程度的認可度、群眾有困難求助意愿、經濟社會組織發揮作用、村民代表大會召開情況、村民小組會議召開情況、對村干部公平公正度的認可程度和集體資產安全度等8個變量，塘約村均最高。只有其他村干部的認識度、投票選舉參與率兩個變量，D村最高。塘約村村兩委、村干部由于經常下村組織開展村民小組會議和群眾會議，積極為群眾辦公益事業，組織群眾發展生產，獲得群眾更多的信任和認可。
2.對公共服務滿意支持度的對比分析
對凝聚力指標體系中“對公共服務支持滿意度”的10項指標（總分20分）分村進行加總計算，所得結果如下：X村14.64分，D村15.84分，塘約村16.67分（見圖2）。總體上看這些年國家加大了對農村公共產品的建設和投入，農村群眾對公共基礎設施的滿意度均比較高。但隨著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對教育、醫療等公共品供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調查發現，塘約村滿意度在這三個村中最高，這主要源于，在公共品建設過程中塘約村村民普遍進行了投工投勞，同時村兩委跟進了維護管理機制，基礎設施得到有效保護。在這個過程中，原本就較好的集體意識在集體勞動的實踐中更加強化，群眾的合作意識在共同應對氣候、災難、風險的互助過程中不斷加強。
3.社區成員間的互助和諧度的對比分析
在凝聚力指標體系中對“社區成員間的互助和諧度”的10項指標（總分20分）分村進行加總計算，所得結果如下：X村14.63分，D村14.09分，塘約村16.22分。
對三個村此項一級指標得分情況的比較分析（見圖3），發現：三個村社區成員間的互助和諧度有一定的差距。D村群眾“打招呼”的比例最低，或許是集鎮社區外來人口較多的原因。塘約村“串門”比例較大，X村自然村寨中被孤立的人家略多。塘約村在快速推進工作的同時，激化了一些內部矛盾，但大多數矛盾都可以在村寨內通過發展和再分配的方式解決。X村和D村青壯年外出務工人員非常多，而塘約村良好的發展勢頭和合作社的發展模式，吸納了絕大多數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D村作為老的集鎮所在地喂養家禽比重小，并且外來人口多，社區居民的安全意識較單純的農村社區要強。
4.社區道德規范遵從認可度的對比分析
對凝聚力指標體系中“社區道德規范遵從認可度”的10項指標（總分20分）分村進行加總計算，所得結果如下：X村16.27分，D村14.58分，塘約村17.45分。
對三個村此項一級指標得分情況的比較分析（見圖4），發現：隨著經濟發展和平安建設的推進，目前農村社會治安總體較好，偷盜現象少了，老百姓都交口稱好。絕大多數老百姓都非常贊成用村規民約來約束大家的行為，但很多農村基層黨組織和自治組織并沒有真正把村規民約作為社區治理的有效方法進行訂立和施行。調查表明：沒有經過村民廣泛討論同意并且一以貫之執行的村規民約，群眾的遵從認可度偏低。塘約村這一指標得分之所以高，是因為其村規民約的制定經過村民和代表的廣泛討論和參與，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礎。
5.社區歸屬感自豪感責任感的對比分析
對凝聚力指標體系中“社區歸屬感自豪感責任感”的10項指標（總分20分）分村進行加總計算，所得結果如下：X村9.9分，D村14.12分，塘約村15.37分。
對三個村此項一級指標得分情況的比較分析（見圖5），發現：公共基礎設施完善程度、經濟發展前景、社區成員關系等都深切影響到社區群眾對居住地的居住意愿和對社區的信心和自豪感。塘約村得分最高，D村次之，X村得分最低且與其他村差距較大，直接反映出村民的社區自豪感和村莊凝聚力較弱。多數群眾對改善社區條件、建立良好關系、就近發展經濟、豐富精神生活都抱有極大的熱情，大多也愿意做出無償努力，如何整合力量、加強引導、提升凝聚力，這對農村社區來說是一個重要課題。
三、討論與思考
經過對農村社區凝聚力指標的實證分析，可以比較清晰地發現不同農村社區之間凝聚力水平存在較大差異，也能觀察其在推進鄉村振興進程中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因此，應著重從以下幾方面入手，進一步加強農村社區凝聚力建設，提升鄉村社會治理水平，大力推進鄉村振興。
（一）重建新型集體經濟與共同體價值觀
加強農村社區凝聚力建設，加快推進鄉村振興，必須重振鄉村經濟尤其是集體經濟，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社區共同體價值觀的重塑。
近些年來，農村社區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呈現出“相對性衰落”，其重要原因在于農村集體經濟的弱化。集體經濟的缺失使農村基層組織缺少抓手和威信，難以凝聚人心。鄧小平講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實現農村改革和發展，“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10}。在當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必須下大氣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走一條新型集體經濟之路，用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話說，就是要“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新型集體經濟之“新”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明晰的產權界定。例如，塘約村通過土地和資產確權的形式，實現了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集體土地所有權、農村集體財產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林權、房屋所有權和小型水利工程產權“七權同確”。在此基礎上，通過成立合作社方式逐步實現所有村民田地入股，按照每畝田700元、地500元、坡耕地350元進行折價入股，每500元一股，進行合股聯營，真正實現了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并在確權的過程中明晰并壯大了集體資產。二是市場化分配方式。新型集體經濟打破過去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分配方式，而是以市場化分配為主、兼顧公平，例如，塘約村合作社下轄的農機服務團隊，對農業種植進行嚴格的成本核算，只要技術驗收達標，就可以進行績效考評。超過成本部分的收益，七成歸農民個人，三成歸合作社（集體）用于擴大生產和再分配，有效地激發了農戶的積極性。三是專業化分工。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必須采用符合市場要求的專業化分工，以應對高度復雜、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更好實現抱團取暖以跳出小農難以應對現代市場的規律。塘約村合作社設立專門的營銷團隊、專家團隊、生產團隊和農機服務團隊，具體負責對接市場、種植研究、產品規劃、實施生產等環節并進行制度銜接。塘約村實現了對土地、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重組，壯大了農村產業和集體經濟， 經過幾年的發展，從2013年集體經濟不足1萬元，發展到2014年4萬元，2015年80萬元，2016年底突破200萬元，這在一個自然資源匱乏、以山地農業為主的西部偏遠內陸地區實屬不易，走出了一條以新型集體經濟為支撐的鄉村振興之路，正不斷朝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
農村集體經濟是維系村社共同體價值觀的重要基礎和紐帶。一般而言，強集體經濟易導致強價值認同，而當集體經濟式微，村民共同的利益紐帶斷裂時，共同的價值認同便會不斷弱化。近些年來，農村集體經濟的普遍式微導致農村社區共同體價值觀不斷衰弱，傳統鄉村的“道義經濟”被“理性經濟”“個人主義”替代。{11}X村有村民在受訪時表示的“沒有集體（經濟），哪來的集體認同”，說的便是此理。實現鄉村振興，必須重塑鄉村共同體價值觀和鄉村文明，而這與重建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密不可分。塘約村的發展道路表明，新型集體經濟對重塑鄉村共同體價值觀和鄉村文明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主要表現有：
一是促進外出務工農民返鄉就業，增強價值認同感。當前農村社區價值認同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由于農村缺乏產業支撐，導致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失，“空心村”“空殼村”現象嚴重，人都沒有了，何談價值認同？在2013年之前，塘約村村民外出務工現象極為普遍，外出務工人員占到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村莊認同度并不高。但經過這幾年的大力發展，農村產業和集體經濟迅速增長，吸引了大量外出務工人員返村就業，外出務工返村就業比例超過90%，增強了對村社共同體價值的認同感。二是重新連接起社區成員的共同利益紐帶，增進了社區成員對村社共同體價值的認同。塘約村通過村社一體、合股聯營，從2014年之前的分散經營，到2015年底70%的土地入股、30%的土地流轉，再到2016年底實現了所有農戶的全部土地入股合作社，使得村民個體利益與村社共同體利益緊密連接。有受訪村民表示，“原來在外面務工是給老板打工，現在是自己給自己打工，心情都不一樣，能不好好干嘛”“合作社賺的多，自己就賺的多，反過來也一樣”。三是較小的貧富差距和較好的扶貧濟困促進了鄉風文明。貧富差距過大和扶貧濟困的缺失容易導致不良鄉村風氣。塘約村通過新型集體經濟，在基于市場化分配方式的基礎上，有效兼顧公平，并通過合作社二次分配的方式縮小貧富差距。同時，注重通過合作社對弱勢群體進行照顧，使其感受村社共同體的關懷，有力促進了鄉風文明。四是團隊合作增進了社區成員的情感和互信。塘約村通過發揮團隊和集體優勢，實現專業化分工與團隊協作相結合，如農機服務團隊通過對人力資源要素的重組和優化基礎上實行集體協作。
（二）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立足于中國鄉土社會傳統和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共同基礎上進行的社會治理創新。構建“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新體系，確保鄉村社會充滿活力、和諧有序，實現鄉村社會的有效治理和善治目標，是鄉村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鄉村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這三種治理手段緊密聯系缺一不可。其中，自治是關鍵。推進鄉村自治有著深厚的歷史邏輯，根植于中國上千年鄉村社會的自治傳統。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特點是“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造鄉紳”{12}。實際上，中國傳統鄉土社會逐步形成了以宗族自治為核心的一整套鄉村治理體系，與國家正式官僚體系共同構成“雙規政治”。在宗族社區中，絕大多數的矛盾、糾紛或其他事務都可以得到解決，而無須找縣衙，極大地降低了治理成本使得傳統中國的小政府得以實現，并為國家政權穩定奠定了重要基礎。推進鄉村自治有其深厚的理論邏輯，根植于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理念。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之一。推進基層群眾自治，實現群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關鍵內容，也是人民當家作主在鄉村社會的集中體現。推進鄉村自治有著深厚的現實邏輯，根植于三十多年村民自治的實踐探索。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以來，村民自治的實踐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各地探索出許多有益經驗，農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不斷完善，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到保障。在塘約村，不僅村級自治搞得好，每個村民小組還成立了組委會，由選舉產生的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組長組成，發揮參與討論社區公共事務和民主決策的作用，有村民直言“恢復了過去二十多年小組會中斷的傳統”。村規民約的制定是充分討論并召開小組會、村民代表會等一致同意通過的。此外，塘約村在道路、水利、公共文化場所等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進行了大量的投工投勞，社區成員參與社會組織程度最高，真正實現了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
法治是鄉村社會治理的前提和底線。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式。實現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遵循法治原則、維護法治權威、增強法治意識，提高鄉村治理法治化程度。一是任何治理主體和治理方式都必須在法律框架內活動，鄉村社會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都要在法律范圍內開展建設和管理，村兩委干部和農民的各項行為也必須遵守法律規定。二是應積極通過法治手段推進鄉村社會治理。長期以來，由于鄉村的熟人社會、人情社會特點，法治手段在鄉村社會治理中的運用一直相對薄弱。例如，近些年來農村涌現大量信訪難題，一些地方的解決辦法習慣于“花錢買平安”，導致“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現象普遍存在，陷入越維越不穩的維穩怪圈。解決這一難題，必須積極探索運用法治手段，引導農民依法理性表達訴求，健全鄉村調解、縣市仲裁、司法保障機制，保護合法維權行為、依法制止違法鬧事行為，提升司法公信力。樹立法律在維護群眾權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促進良法善治。三是積極培育法治文化，提高農民法治素養，形成自覺尊崇法治維護法治的濃厚氛圍。應加強農村法治宣傳教育，提高農民法治觀念、法治意識和法治素養，形成法治文化，使學法守法用法內化于心外化于行，為推進鄉村治理法治化提供深厚文化滋養。
德治是鄉村社會治理的重要支撐。鄉賢治理和“無訟”追求深深根植于傳統鄉土中國，發揮了重大作用。在當前的鄉村治理中，應基于鄉村熟人社會中較強道德規范和輿論約束的特點，為鄉村社會注入道德力量，提升農民綜合素質和精神面貌。一方面，充分培育和發揮新鄉賢的作用。新鄉賢是在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下參與鄉村社會治理，在調解糾紛、化解矛盾、處置農村一些棘手難題中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塘約村在土地確權的過程中，村黨支部邀請村里德高望重的寨老全程參與，這些寨老對村里三十多年“分田”的歷史比較清楚，通過一家一戶討論、丈量、確認等13個程序，歷時8個月順利完成了“七權同確”，在此過程中的糾紛都得到了妥善處理，寨老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發揮村規民約的道德約束作用。在廣泛民主基礎上村規民約的建構，以及基于一定權威和秩序保障下村規民約的落實，村民的道德約束就易得到強化。而沒有一個村規民約的約束，即便傳統民風較好，也難以在不斷深化的市場化進程中始終保持村民較強的道德水平。這在X村體現就非常明顯，這個原本淳樸的傳統村落由于缺乏村規民約的規范保障，其民風測評得分最低。而塘約村則剛好相反，正是有了廣泛討論一致同意基礎上的村規民約，以及在強有力基層黨組織的保障實施下，村風民俗有明顯好轉，農民道德水平明顯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不斷提高。
立足鄉村社會的傳統與現實，采取符合鄉村特點的鄉村治理方式，綜合運用自治、法治、德治三種治理方式，以法治“定紛止爭”、以德治“春風化雨”、以自治“消化矛盾”，以黨的領導統攬全局，形成自治為基、法治為本、德治為先“三治”結合的治理體系和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最終實現鄉村治理的善治目標。
（三）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建設
分析影響農村社區凝聚力和鄉村振興水平因素的過程，也是不斷探尋更為深層和關鍵變量的過程。農村社區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完善管護誰來承接？新型集體經濟誰去推動發展？社區共同體價值觀的重塑誰來完成？分散在農村社區的各種力量和要素誰去組織動員整合？所有這些問題都共同指向了農村基層黨組織。農村基層黨組織是農村經濟社會的領導核心，是直接決定農村社區建設和凝聚力水平乃至鄉村振興狀況的最關鍵變量。一般來說，農村社區黨組織建設堅強有力，能夠有效團結凝聚群眾干事創業，社區凝聚力水平就高；反之，農村社區黨組織軟弱渙散，無法團結群眾，無力謀求發展，社區凝聚力水平就低。可以說，農村基層黨組織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有力組織保證，很大程度上決定鄉村振興的達標程度和實現水平。
在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中，組織力發揮關鍵作用。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以提升組織力為重點，突出政治功能，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推進鄉村振興，要充分發揮鄉村社會一核多元的治理主體作用，即在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下，團結帶領基層自治組織、社會組織、村民及其代表等共同參與鄉村社會治理，特別是將農村社區的黨員和群眾有效動員和組織起來，在共建共治共享的過程中強化主體性作用和共同體意識。
如何建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一是增強組織戰斗力。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關鍵要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和有戰斗力的班子。例如，塘約村村支書就有力地凝聚起村兩委干部和黨員群眾，村兩委班子實現三級考評制度，班子成員每年考評滿分100分，日常工作考評占50%，村干部相互打分占20%，11個村民組小組長打分占10%，剩下的所有農戶打分占20%，且最終得分要向全村進行公示，并與每個班子成員的補貼直接掛鉤，大大提高了塘約村村級黨組織的戰斗力。二是激發組織活力，激活黨員內生動力。村民小組除了有組委會，還成立了黨小組，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指導協助黨小組成員開展工作，并監督組委會的工作，特別是在脫貧攻堅中的低保評定、危房改造等過程中是否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同時，對黨員進行積分制管理。每個黨員每年滿分120分，每個月10分，組委會管理黨員記分冊，每個月對黨員進行打分并說明分值理由，同時每個月所有黨員的分數必須進行公示，極大地增強了普通黨員的榮譽感，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內生動力得到激發。三是提升組織號召力和凝聚力。塘約黨組織帶領黨員干部投身鄉村振興的建設中，最初合作社成立時由于缺乏資金，村兩委干部勇于擔當，通過個人貸款、風險自擔的形式為合作社籌集資金用于村社發展并取得良好效益，在黨組織的領導動員組織下，從原來的分散單干到部分流轉、部分入股再到所有農戶所有土地合股聯營，塘約村黨組織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在黨員群眾的支持下不斷增強，展現出很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推進鄉村振興，建成凝聚力強的農村社區共同體，從根本上來說，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和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把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更加堅強有力，強化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地位，確保黨在農村工作中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凝聚鄉村多方合力，匯聚強大精神力量，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根本保障和有力支撐。
作者簡介：陶元浩，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