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峰論壇綜述
摘要：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 也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約束。基于對我國新時期發展階段轉變與攻關期的時代特征的科學研判,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7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全面分析“三農”工作面臨形勢和任務的基礎上, 圍繞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進行了七個方面的重大部署, 明晰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綱領和路線圖, 為新時期“三農”工作尤其是“農業農村如何優先發展”提供了根本依循。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是基于對當前社會發展中“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 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判斷;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著力于提高農村農業發展新動能發掘和民生改善, 讓廣大農民獲得感提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側重于通過持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強化環境保障, 努力實現不均衡發展過程中的結果均衡。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涉及城鄉協調、區際交互、產業關聯、文化沖突、秩序重構等多重內涵, 是涵蓋社會治理、產業發展和鄉村文明等多維領域的全面進步和全面振興, 需要各利益相關者在鄉村振興戰略發展政策頂層設計、轉變發展理念、高效配置生產要素、優化經濟結構以及轉換經濟增長動力等方面開展符合鄉村發展規律的理論闡釋與實踐探索。藉此, 江西農業大學與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辦, 江西農業大學科技處、經濟管理學院、《農林經濟管理學報》編輯部、江西現代農業及其優勢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決策支持協同創新中心攜手承辦了“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峰論壇, 并得到了江西省教育廳、江西省農業廳等部門的支持。論壇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等新發展理念為指引, 依托城鄉共融發展理論, 結合國內外鄉村治理與城鄉協調發展實踐, 探討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引領下的農村農業發展新思路, 形成城鄉融合發展新格局, 促進我國鄉村全面振興, 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發展目標。
關鍵詞：新時代; 鄉村振興戰略;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本次高峰論壇以“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與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題, 于2018年1月5日—7日在南昌舉行。論壇開幕式由江西農業大學副校長黃英金教授主持, 中國科學院院士/江西農業大學黨委書記黃路生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黃季焜教授、江西省教育廳葉仁蓀廳長、江西省農業廳唐安來副廳長分別致辭;1月6日—7日的大會論壇主旨報告環節分別由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黃季焜教授、江西農業大學江西現代農業及其優勢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決策支持協同創新中心主任翁貞林教授和“三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陳昭玖教授主持。
論壇共收到應征論文70余篇, 經論壇組委會篩查與嚴格評審, 最終確定16篇論文入選參加論壇交流。1月7日上午, 與會人員分別圍繞“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關鍵內容探討”兩個主題進行了2個分會場交流, 分別由江西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郭如良副教授和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王曉兵副教授主持。多位專家針對分會場交流報告進行了逐一精彩點評。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南京農業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北京農學院、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海洋大學、塔里木大學、湖州師范大學、重慶文理學院、佛山科學技術學院、以及省內江西師范大學、江西財經大學、東華理工大學、江西農業大學、江西省委黨校、江西省社科院、江西省農科院、江西省教育廳、江西省農業廳等全國近20多所高校、黨校、科研機構及政府管理部門的21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本次論壇交流。論壇閉幕式由黃季焜教授作主旨報告, 黃英金教授主持并作論壇總結。
一、厘清政策框架與戰略安排, 推進鄉村全面振興
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內涵極其豐富, “四大提升”意蘊深刻, 明確其戰略定位與政策邏輯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問題, 如何處理政府職能和市場作用的關系?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中國農業研究政策中心主任黃季焜教授在其題為“鄉村振興戰略:政府職能和市場作用”的報告中指出, 鄉村振興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目前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的根本原因是過去我們對市場的過度干預和對高值安全等食品市場失靈的問題解決力度不夠;未來農業發展和增收潛力在于高值安全和多功能農業的發展, 但我們財政支農體系仍以糧棉油糖為主體。中外經驗表明, 農村經濟轉型路徑、城市拉動和各階段的制度、政策和投資安排有其固有規律, 違背這規律要付出代價。雖然我國農村公共物品提供取得巨大成就, 但城鄉差距大, 欠發達地區的教育等更讓人擔憂。為此, 解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需發揮市場與政府的相輔相成但又不可替代的作用;鄉村振興需遵循農村經濟轉型路徑與規律, 分地區穩健推進, 并牢記40年農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制度創新、技術進步、市場改革和生產力投入四大驅動力;鄉村振興要特別關注農村教育與農民能力。中國人民大學長江學者朱信凱教授在題為“‘十九大’優先序”的報告中指出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在于人的現代化, 在于農民的素質以及未來農業行業從業人員的素質。十九大上, ***提出了“三個優先”發展,一是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二是教育優先發展, 三是就業優先戰略, “三個優先”發展戰略的疊加, 就是中國當前最緊迫的歷史性任務, 即農民教育、農村教育與農業教育的發展問題, 也就是優先發展的優先序, 意即優先中的優先。認為農民教育、農村教育與農業教育是當前我國四個現代化能否順利實現的最大障礙, 是我國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影響鄉村全面振興的因素多維, 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祖輝教授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應關注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認為:鄉村振興必須以新型城鎮化作為引領, 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為核心。鄉村振興發展要內外結合, 堅持“激活市場、激活主體、激活要素、激活政策、激活組織”的“五個激活”驅動、“政府主導、農民主體、科技支撐、企業助力、社會參與”的“五位一體”協同、“鄉村與城市、政府與市場、人口與流動、表象與實質、短期與長期”的“五大關系”協調的三大推進路徑, 有效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江西農業大學廖彩榮副教授基于“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內涵解讀以及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字方針比較, 對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邏輯、科學內涵和實現路徑進行分析探討。研究認為, 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是“戰略”、關鍵是“振興”、靶向是“鄉村”。北京農學院鄧蓉教授在談及鄉村振興戰略議題時指出, “鄉村振興戰略”對于實現我國鄉村的健康可持續發展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義重大, 并且從目標手段統一論視角分析,拓展農業多功能性、培育鄉村文化自信、吸引外部消費力量和提升鄉村與農業的價值將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可選途徑。
國有農場作為在保障糧食安全、加快農業現代化和推進農業發展方式轉變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陳漢平副教授以廣東省幸福農場為例, 認為股份合作制、公司化經營將在未來國有農場農業經營中占有重要地位, 國有農場在農業經營體制創新中應要穩步推進農墾土地資源資產化和資本化, 更好地帶動周邊農村新型城鎮化和農民的就業創業, 為我國實現四化同步發展發揮重要的示范帶動作用。
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保障中國糧食和食物安全
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的基礎是產業興旺, 持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動力之源, 也是保障中國糧食和食物安全之基,更是實現農村農業“高質量、有效率、可持續”的發展之本。南京農業大學鐘甫寧教授在其題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思考:糧食安全、農民收入與農業支持政策”報告中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難點和重點在于如何實現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的政策目標, 基于國際貿易和生產能力因素約束, 有必要在作為政治遠景的長遠目標以外確定作為行動綱領的糧食安全階段性目標, 同時清醒的識別農民增收的現實途徑, 在此基礎上制定農業支持政策以及與農民收入相關的其他公共政策:允許農民大幅度調整農業產業結構, 通過提高產品的價值、降低生產成本來增加農業經營性收入;創造條件擴大農戶經營和就業范圍, 增加家庭農業經營以外的勞動經營收入;大幅度提高社會保障程度, 增加農民獲得的轉移收入。
江西農業大學翁貞林教授等指出鄉村振興戰略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糧食生產, 關鍵舉措是破解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 提出推進綠色生態導向下的江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鄉村振興的政策建議, 即調好農產品區域布局, 調優農業產業結構, 調綠農業生產方式, 調順農業綠色經營體系, 調強科技與人才支撐, 調響農產品品牌, 調深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 調實綠色農業發展的保障措施。江西農業大學朱述斌教授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造現代農業新業態”報告中明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努力方向在于打造現代農業新業態, 即:構建以互聯網、大數據為支撐, 以三產融合為基礎的現代農業多功能產業體系;建設以綠色生態技術為引領的高質高效安全的現代農業生產體系, 以及健全以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為主體、多元化經營的中國特色現代農業體系。
新時期我國經濟將以中高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將持續快速推進,糧食生產的剛性需求不斷增加,保障國內糧食供給的任務不斷加大。但隨著糧食連年豐收, 各種資源要素緊繃、環境承載壓力不斷增大。圍繞糧食安全與農業結構調整, 以及農村三產融合實現模式, 與會專家學者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思考。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劉麗輝副教授研究認為農業結構調整水平對廣東糧食總產量的作用程度有限, 開展農業結構調整首先應預測未來一段時間內口糧、飼料用糧、工業用糧的需求數量及需求結構變化趨勢, 同時考慮不同資源稟賦的經濟區域在農業生產方面的比較優勢, 調整農業區域結構, 優化糧食生產布局, 多途徑破解“大眾米袋子”與“農民錢袋子”兩難困境。辛煥平副教授側重評價了廣東1978年以來的4次農業結構調整與糧食生產之間的協調性, 建議保證適度的農地規模和糧食種植面積、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投入力度、大力發展農業新型經營主體和農業科技等舉措有助于多途徑實現糧食供給安全、農業結構調整與增加農民收入三者發展共贏。江西省農業科學院余艷峰副研究員和藥林桃副研究員針對糧食全產業鏈中存在諸如種植模式傳統和種植結構不合理、高效種植技術漏洞凸顯、市場供需失衡、資源要素緊缺和科技創新不足、糧食品質缺乏競爭力和加工鏈條虛化、全程機械化水平較低等問題, 建議遵循“質量創新興糧、品牌文化強糧”新發展理念, 注重產前優能、產中增效和產后提升的全產業鏈整合創新, 開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糧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
作為農業產業化和農業轉型實踐的升級版, 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是促進農民就業增收的重要途徑。上海海洋大學趙玲蓉基于新制度經濟學和博弈論的視角, 提出推進農村三產融合應因地制宜, 鼓勵在東部和沿海地區積極發展合作社一體化模式, 在中西部大力推廣龍頭企業帶動型模式和中介組織聯動型模式。在農戶牽涉面較小的產業中可以選擇龍頭企業帶動型模式, 在投資需求較少的產業中可以選擇合作社一體化模式, 最終實現農業產業鏈延伸、產業范圍拓展。針對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 江西農業大學張晴晴提出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參與主體應有選擇地增進農戶生計資本、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改善農機社會化服務措施, 提高農機社會化服務水平。
三、完善要素配置機制與支持政策供給, 激發農村發展新活力
土地制度改革與創新是破解“三農”問題的關鍵, 完善土地產權安排, 將有助于提高土地等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研究員在其題為“小農分化與政策調整”報告中歷史分析了1984年以來的小農分化階段性特征,指出農地的生計保障功能在淡化、生產要素功能在彰顯。為此, 在完善農地“三權分置”辦法上,要處理好農民集體和承包農戶在承包土地上、承包農戶和經營主體在土地流轉中的權利邊界及相互權利關系;在選擇經營模式上, 要考慮短邊要素、規模報酬和地域差異;在農業社會化服務上, 要處理好公益性與經營性的關系;在培育職業農民上, 要從單向流動轉向雙向流動, 讓返鄉、回鄉、下鄉的新農人成為職業農民。通過政策引導, 讓“地是用來種的不是用來囤的, 是用來生產農產品的不是用來提供財產性收入的”深入人心。江西農業大學陳美球教授以江西黃溪村土地制度創新實踐為例, 認為鄉村振興離不開土地使用制度的創新。土地使用制度創新應堅持系統思維, 既要在各項具體土地制度的改革中, 聯動推進, 形成合力, 更要有利于促進各社會生產要素的系統協調, 實現“地-人-錢”的同步聚集。
全面激活市場、要素和主體, 推進和強化城鄉生產要素的自由交互與平等交流, 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與農業保護支持制度, 有助于不斷拓展農業農村發展新空間, 激發農村發展新活力, 重要目標就是改善生產效率。華南農業大學羅明忠教授在其題為“總部經濟:農業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途徑”報告中針對經營分散化、成本上升快、資源環境壓力大、結構性矛盾突出和產業融合程度較低等農業發展面臨的五大難題, 以及農產品“由大眾化向小眾化轉變, 由產品化向創意化轉變”、農業生產“由粗放化向精細化轉變, 由數量化向質量化轉變”的四大發展趨勢進行分析, 提出農業總部經濟作為一種高端服務經濟, 有助于為區域農業合作開拓新思路、為改善生產效率提供新路徑、為城鄉融合發展建設新載體和為農業轉型升級開辟新渠道, 將有助于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鑒于“互聯網+”行動對于傳統產業的碎片化重整, 浙江大學郭紅東教授在其題為基于沭陽花木產業集群個案, 系統分析了“電子商務促進農業產業集群轉型升級機理”, 研究指出良好的產業基礎能夠為農戶的電商創業提供有力的支持, 溢出效應則促進了電子商務的連片發展;同時, 電子商務的引進為農業產業集群帶來了一個全新的市場。江西農業大學郭錦墉教授認為“互聯網+”時代下農產品電子商務為“小農業”對接“大市場”提供解決之道, 讓農產品銷售突破地域限制, 擁有廣闊的市場空間, 激活購買者, 解決銷售不暢, 降低“流通梗阻”。
實現發展要素價值保值和增值,根本在于培育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構建新型經營體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需要有強大的科技和人才支撐, 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張林秀研究員研究認為近年來農村非農就業呈現勞動力比例整體穩步提升, 且專職從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比例不斷提高, 且外出務工增長最快, 大部分農村勞動力選擇在縣外的地方就業, 小于30歲的農村勞動力基本轉移到非農生產部門, 這些現象引發一些思考, 哪些人從事農業工作?年長的和教育水平相對較低的?現在從事農業的勞動力是否滿足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需要?基礎教育(未來人力資源儲備) 和職業教育(培養現代職業農民) 如何并重?1985年以后出生的勞動力, 代際間職業向上流動更加困難。教育、特別是高水平教育對非農就業和獲得高工資的作用非常明顯, 鄉村振興, 全方位提升農村人力資本至關重要。重慶文理學院的王東強教授通過梳理******關于新型職業農民問題的重要論述, 從主體論、本質論、屬性論和治理論方面提出了***新型職業農民思想的主要內容和思維邏輯:新型職業農民是破解“三農”難題的中流砥柱, 新型職業農民是體面的職業而非狹隘的身份, 新型職業農民的基本內涵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 以及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則需要構建現代治理體系, 為培養造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三農”工作隊伍提供了思想保障。
四、創新社會治理體系, 推進區域城鄉協調發展
新時期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意味著對于傳統城鄉發展系統重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行政機制相結合的發展秩序重構, “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結合”是加強鄉村治理的思路創新, 城鄉統籌與融合發展是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關鍵路徑。中國農業大學何秀榮教授在其題為“人氣、產業與鄉村振興”報告中指出鄉村振興的提法是對當前農村實況的客觀認識, “鄉村振興戰略”的20字要求與“新農村建設”的20字要求相比, 把握更準、要求更高, 與新時代總體戰略相匹配。鄉村振興需要人氣, “人氣興、鄉村興;人氣旺、鄉村旺。”“鄉村如何聚集人氣”是新時代鄉村振興值得探索的內容。“產業興旺”是通過經濟途徑聚集人氣的根本途徑, 但是否還可以從超經濟方面來聚焦人氣呢?應當去思考挖潛, 以找到更多途徑。“生態宜居”就是經濟的人氣聚集途徑, 也有助于產業興旺。古時“告老還鄉”也許是葉落歸根和衣錦還鄉觀念的結果, 今天是否可以轉借為鄉村向城市居民開放居住的制度設計?從而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提高鄉村消費力、緩解城市壓力、提高農民財產性收入等。當然這會涉及城鄉一體化的制度改革, 比如鄉村宅基地和小鎮制度、異地醫療報銷制度, 以及相關法律和風險防范等。中國社會科學院魏后凱研究員在其題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難點與政策導向”的報告中認為城市與鄉村是一個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共榮的生命共同體, 城市的發展和繁榮絕不能建立在鄉村衰敗的基礎上。鄉村振興必須多措并舉, 破解人才、資金難題和農民增收難三大難題:通過建立職業農民制度, 強化各類農業新型主體和農民企業家的培訓以及支持“城歸”群體和外出農民工回鄉創業就業等, 解決鄉村人才短缺問題;建立多渠道、低成本、可持續的投融資機制, 全面激活農村資源, 破解資金短缺問題;加快發展現代高效農業和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 通過農村產業振興逐步建立一個可持續的農業農村導向型農民增收長效機制, 促進農民增收。籍此, 國家農業政策亟需從增產導向轉向提質導向, 調整農業補貼方式, 增強補貼政策的指向性和精準性, 同時強化公共資源配置的城鄉公平。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劉承芳研究員關注了城鄉協調發展過程中的公共服務領域發展, 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我國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斷改善, 但是要滿足鄉村振興和新四化同步實現的需要, 農村公共物品提供任重而道遠。當前我國在生產、生活、社會發展和生態服務等方面的公共物品提供, 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還存在很大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 西部地區、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山區、生態環境脆弱地區等依然是短板中的短板。進入新時代, 應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 以人為中心, 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 補齊短板, 建立持續增加農村公共物品提供的制度保障。一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最根本的源泉在于不斷的創新, 農村公共物品的不斷改善將為創新提供持續的硬件支持和人力資本保障。
人口的流動性是分析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問題時不可忽視特征, 矯正資源配置扭曲的關鍵則在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進一步健全, 切實保障廣大農民能夠平等地享受財產權利和發展權利。華南農業大學張同龍教授在其“退出與轉換:農村勞動力市場就業靈活性研究”報告中指出農村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提升有助于提高其就業靈活性。江西農業大學陳科宇提出農地流轉需要因勢利導, 引導農地集約化經營,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改善交通條件, 完善土地承包戶與規模經營戶的利益共享機制, 以規范糧農土地流轉的市場化行為和提高糧農土地流轉的市場化水平。
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升級, 鄉村振興戰略繼續統籌推進工農城鄉協調發展, “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少”, 使得農村脫貧攻堅成為鄉村振興的底線任務。江西農業大學楊晶副教授在回顧江西省產業扶貧所取得的成效的基礎上, 基于農村脫貧攻堅的產業扶貧工程實踐總結分析了龍頭+產業脫貧、綠色+產業脫貧、旅游+產業脫貧、電商+產業脫貧以及金融+產業脫貧5個典型的產業扶貧模式及其作用機制, 提出防范產業風險、統籌扶貧產業發展規劃、加強產業組織建設和關注深度貧困地區產業扶貧效率是促進產業扶貧工程體質增效的重心工作。基于實施健康中國戰略要求, 結合農村脫貧攻堅的深度貧困表現, 江西農業大學邱海蘭從“健康水平何以影響貧困退出”的視角, 研究發現健康水平對農村貧困戶退出貧困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且通過增加家庭總收入促進農村貧困戶退出貧困的作用僅占總效應的1/4左右, 健全和完善農村醫療保障體系與合理引導貧困戶增收將是健康扶貧的兩大著力點,只有培養貧困戶的生存和發展能力, 才能真正實現貧困戶的長久脫貧。
五、堅持綠色生態導向, 推動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
“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新發展理念, 使得“綠色、生態和高效”成為推動農業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行為準則, 向綠色生態優勢要競爭力成為發展共識。綠色發展與環境保護應秉承源頭治理理念, 疏堵兼顧, 切實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江西省社科院李志萌研究員認為在農業進入數量質量并重、由注重產品向更加注重品牌轉型的新階段, 江西綠色農產品品牌影響力有待提升, 主要表現為品牌主體較弱、運營質量不高、市場影響力不強、政策支持力度偏弱與品牌意識不足, 農產品品牌“散、小、弱”的局面亟待扭轉, 借鑒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等國際及湖南、浙江、江蘇等國內各省農產品品牌建設經驗, 推進農產品品牌建設, 強化綠色農產品品牌創新與治理, 擴大贛產綠色農產品的市場影響力和占有率, 是江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劉子飛在鄉村振興戰略邏輯框架下探討了漁業在產業發展和漁村(鄉、港) 自然、人文、政治環境, 以及漁民生活等五方面存在的發展空間, 提出綠色發展、生態優先的“三漁”發展基礎, 多元化、融合化和高值化的漁業產業興旺途徑, 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漁村三維環境建設標準,以及增進共享、拓寬渠道以增加漁民收入的“三漁”發展策略。
污染防治與環境治理也是本次論壇與會人員關注的話題之一,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發展理念已經深入人心, 湖州師范大學的曹永峰教授以美麗鄉村建設的發源地的湖州東部水鄉平原地區開展鄉村建設的探索為例, 明確了鄉村生態環境惡化、產業生態化轉型不到位尤其是工業生態化轉型滯后, 經濟發展與鄉村環境治理推進機制沖突、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等發展短板, 提出了做好規劃、打造建設平臺、強化環境治理、完善鄉村治理多元化及注重長效管理等策略, 以促進美麗鄉村建設可持續發展。農業面源污染是農村環境破壞的關鍵誘因, 北京大學中國農業政策研究中心侯玲玲研究員認農業面源污染(化肥、農藥) 嚴重破壞了鄉村的生態環境, 有必要多方位探討面源污染減排, 且提出景觀多樣性農業發展在減少農藥使用和生態防治方面作用顯著。江西財經大學郭巧苓認為要促進我國化肥科學合理施用, 一是需要明確當前各地區的化肥減量任務, 適當調整國家財政補貼政策, 促進環境友好型化肥的技術創新;二是加強對農戶生產技術的指導和科學施肥方式的引導。塔里木大學的盧泉副教授分析鄉村振興過程中的農村環境整治困境, 指出城鄉發展不均衡導致的外源性污染與農民傳統生產生活習慣產生的內生性污染是導致農村環境惡化的重要原因。改變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完善環境管理體制、提高農民環境保護意識是農村環境治理的基本途徑。凸顯“善治”理念的農村環境連片整治通過資源整合和社會參與, 實現了農村環境從傳統治理模式到善治模式的跨越, 可為農村環境治理提供一種新思路。
與會專家指出, 本屆論壇主旨報告與入選論文的學術規范水平較高、方法科學, 尤其是在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作開展過程中的關鍵問題選擇和策略提出, 能夠將城鄉共融理論與“三農”發展實際相結合, 體現了中國語境, 反映了鄉村振興議題的中國特色。鑒于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尚處于開局謀劃階段, 有關鄉村振興戰略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涵的進一步表征化、制度框架、政策體系和城鄉發展互促機制等設計的進一步合理化以及關聯策略進一步協同化等領域研究亟待強化, 以服務于鄉村振興戰略順利推進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如期實現, 增進民眾福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經濟管理學報 2018年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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