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觀點：由總量和結構所規定的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高低，是村莊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
村莊農民創業活動的活躍、創業資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及創業活動導致的經濟精英崛起對村莊治理結構的改善中，農民創業資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對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的影響最強，村莊治理結構改善的影響相對最弱。
農民創業活動帶來的村莊公共品供給，能有效改善村莊系統的凋敝狀況，而且對村莊經濟子系統凋敝的改善作用要明顯優于村莊社會子系統和生態子系統。
一、引言
“村莊凋敝”現象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從現象來看，各種村莊凋敝在外在形式上均表現為村莊公共品的嚴重缺失，因此，增加村莊公共品供給被認為是治理村莊凋敝的一個抓手。美、日、韓等發達國家在治理村莊凋敝方面的成功經驗表明，加大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投入是治理村莊凋敝的有效途徑。我國學者的研究也證實，增加農村公共品供給對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促進農村內源性發展、提升村民收入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然而，一方面，“村莊凋敝”的治理有賴于村莊公共品的有效持續供給，另一方面，我國農村稅費改革之后，村莊財政收入驟減，僅僅依靠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有限財力又不足以為農村公共品提供充足的保障，從而形成農村地區公共品有效供給不足的矛盾。如何緩解這一矛盾？實踐表明，村民合作供給村莊公共品是一種有效補充形式，在這種形式中，農民創業者的主動承諾捐贈大大提高了村莊公共品合作供給的成功率。近年來，我國政府積極鼓勵農民創業，發展農村創業型經濟，那么，農民創業是否也能夠在改善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實現村莊公共品內生供給從而在村莊凋敝治理中發揮作用呢？本文試圖對此進行研究。
二、理論模型與研究假設
（一）理論模型
人們通常把某一區域看作是“經濟-社會-生態”復合系統，即由多個不同屬性的獨立子系統耦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在中國，村莊作為最基層的農村治理單元，有著明確的產權和地理邊界，同時，它是村民從事生產和共同生活的場所，也是聯結人和自然的紐帶，因此可把村莊視為由經濟、社會和生態三個子系統擬合而成的區域復合系統。
那么，從理論上說，良好的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同樣在促進村莊經濟、社會和生態子系統的發展，避免村莊凋敝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論及目前我國農村公共品供給的現狀，普遍認為既存在總量供給不足的瓶頸，又存在結構性失衡的問題。所謂總量供給不足，是指農村公共品供給在總體數量上不能滿足農民生產生活的需要，而所謂結構性失衡，則是指農村居民生產生活所需要的不同類型的公共品同時存在“不足與過剩”的結構性矛盾，使不同類型的公共品在量的關系和量的比例上出現失衡現象。總量不足情況下的結構性失衡，進一步加劇了村莊公共品的缺失，惡化了村莊凋敝現象。據此，我國學者李燕凌探討了農村公共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在他看來，農村居民公共品消費所產生的效用可以分為三類，即生產性績效，消費性績效和社會性績效（社會效益），這些不同的績效是受不同類型的公共品消費影響的：比如，農村水利、農村道路、電力設施等生產性公共品供給會影響生產性績效，而農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環境保護等公共品供給不足則會影響消費性績效。據此，如果要確保農村居民在生產、消費及社會進步等方面的均衡發展，這些不同類型村莊公共品供給就應該保持在結構上的均衡性，否則會不利于農村發展。
從復合系統的視角來看，村莊是由“經濟-社會-生態”三個子系統擬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因此本文按照不同類型的村莊公共品對村莊發展產生不同績效的思路，把村莊公共品相應分為服務經濟、服務社會和服務生態三種不同的公共品類型，其中經濟類村莊公共品主要是指能保證村莊生產順利進行、提高生產發展能力的公共品，包括農田水利、路橋電網、通信設施、農業技術推廣、農業社會化服務和農業市場信息等；社會類村莊公共品主要是指能提高村民福祉、和諧村莊社會關系的村莊公共品，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公共文化服務等；生態類村莊公共品主要是指能改善村莊生態環境的公共品，包括綠色環保設施、生活污染治理設施和技術等。由此，本文探討的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既包括由公共品的數量和質量體現的總量水平，也包括由服務經濟、社會和生態的三種不同類型的村莊公共品各自的量的關系和量的比例規定的結構狀況。村莊的持續穩定運行離不開三個子系統的協調發展，每個子系統的發展都需要相應的村莊公共品支持。因此，在保證村莊公共品總量充足的基礎上，公共品供給的結構均衡對村莊整體協調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由總量和結構所規定的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高低，是村莊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如前所述，農村稅費改革之后，由于政府部門的公共財政不足，導致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不能滿足村莊發展需求，在這種狀況下，村莊的內生供給對提高公共品水平顯得極為重要，在這里，村莊的農民創業狀況，對村莊公共品的內生供給能力有著巨大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村莊農民創業的活躍程度有可能影響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村莊的農民創業活躍程度可以用一個村莊所擁有的創業者和創業企業數量及創業企業發展水平情況來衡量。創業企業的數量和實力決定著整個村莊創業水平和農民創業者的財力，是影響創業者捐贈村莊公共品水平的主要因素。農民創業者兼具農民和創業者的雙重身份，這種雙重身份使其既有村莊公共品供給的意愿，又具備村莊公共品供給的能力，從而對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形成重要影響。一方面，創業者的農民身份使其具有鄉土情結，血緣和地緣相融合的鄉土文化在每個農民創業者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他們對村莊具有深厚的感情，促使他們有可能通過提供村莊公共品來為村莊發展做出貢獻；另一方面，作為創業者的村莊公共品供給行為也可以使其從村莊獲取更多的創業所需資源，因為創業者通過提供村莊公共品可以與村莊內部各利益相關方形成良好的網絡關系，通過正式或非正式契約，獲取創業所需資源并能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由此可見，農民創業者的村莊公共品供給是一種多贏的行為。
其次，農民創業過程中某些創業資源使用的非排他性，有可能在客觀上提高村莊公共品的供給水平。創業資源使用的非排他性，是指社區公眾在使用創業者為創業需要籌集的資源時無需向其付費，從而使創業者提供的這部分資源具有村莊公共品的性質。比如，因創業的需要，創業者自籌資金修建了一條道路，從而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條件就屬于這種情形。任何創業活動都需要有資源的支撐，由于創業活動總是在一定的空間環境中展開的，因此需要在創業活動涉及的空間范圍內有相應的基礎設施為其服務，村莊內的農民創業活動同樣需要一定的資源和基礎設施，如果這些為滿足創業需要的資源和基礎設施，同樣成為村莊社區生活的必需品，并在使用上具有非排他性，那么，農民創業者提供的這種創業資源就有可能在客觀上成為村莊公共品的組成部分。
再次，農民創業有可能促進形成村莊公共品供給的多元決策結構，從而優化村莊公共品的供給水平。一般而言，組織的治理結構與組織的效能密切相關，村莊治理也是如此，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農村社會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宗教精英對于村莊社會的治理結構與經濟發展的影響是明顯的。所謂村莊治理結構，是指在村莊公共權力中各主體的地位及相互關系，精英結構是村莊治理結構的重要側面。類似于公司治理結構中董事會、總經理與監事會之間存在的制衡關系，在村莊治理中，如果存在多元精英，則有助于優化村莊治理結構，使村莊公共權力的運作能顧及多方利益，在村莊公共事務中做出合理決策。當前的村莊公共品供給是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重要內容，村莊治理結構的差異，會影響到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進而影響到村民的社會福祉。有研究指出，在我國當前的縣鄉政府財政支農支出中，出現了偏重于生產效率的農田基本建設等硬公共品提供較好，而對農村養老醫療等個性化軟公共品提供較差的情況，原因是在現有體制下，地方政府不愿意提供需要更多的財力卻政績更少的軟公共品，從而導致縣鄉農村公共品供給效率偏低。由此可見，由單一政治精英為主的村莊治理結構所形成的村莊公共品供給決策，容易形成村莊公共品供給的結構性失衡問題。農民創業活動的興起，使更多創業者成為村莊經濟精英參與到村莊治理當中，進而影響村莊公共品供給的決策，在村莊形成多元共治的新型治理結構。在多元共治的村莊治理結構中，一方面，不同治理主體為獲得村民的認同和支持而展開競爭，會有助于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相比于村莊政治精英或宗教精英，農民創業者更多來自于草根，他們參與村莊公共品供給決策更能代表村莊草根階層的利益。所以，農民創業帶來的村莊治理結構變化，使公共品供給決策由單一的政治精英決策轉變為農民創業者參與的多元主體決策，使村莊公共品供給更能體現多方需求，這種公共品供給決策帶來的村莊公共品供給也更能起到對村莊凋敝的治理作用。
根據上述分析，本文認為農民創業活動有助于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的提高，進而使村莊凋敝得到有效治理。據此，本文構建出一個理論模型（圖1略）。
（二）研究假設（略）
三、數據來源與變量測度
（一）數據來源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自江蘇大學新農村發展研究院“創業與區域農村發展研究課題組”的問卷調查，課題組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浙江省選取了農民創業較為活躍的溫州市永嘉縣和樂清縣的7個村莊，和在經濟相對落后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選取了農民創業比較典型的百色市右江區、桂林市恭城縣和柳州市三江縣的8個村莊作為調研地點。受條件的限制，本次調研在村莊覆蓋面及樣本量上都還有較大的改進余地。因此，課題組為盡可能保證調研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采用“偶遇式”半隨機調研方法，然后進行“一對一”訪談并填寫問卷，現場回收。本次調研共發放問卷378份，剔除無效樣本后，最終獲得有效問卷354份，滿足結構方程對樣本數量的要求。調查問卷的內容包括被調查者的基本信息、村莊創業狀況、村莊公共品供給狀況和村莊復合系統狀況4個部分，研究變量采用Likert五點量表計分，用1-5分別表示對題項描述“非常符合”、“基本符合”、“一般符合”、“基本不符合”、“非常不符合”。
（二）變量測度
前文的分析從理論上揭示了“農民創業——村莊公共品供給——村莊凋敝治理”三者之間的關系，但若要對此關系運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驗證，就需要設置相應的觀測變量對潛在變量進行測量。根據前文的分析，本文分別為農民創業和村莊凋敝治理設置了潛在變量，并構建了各潛在變量的評價指標。其中，農民創業可解構為村莊創業狀況、村莊創業過程中資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和農民創業對村莊治理結構的影響三個方面；村莊凋敝治理分為村莊經濟子系統、社會子系統和生態子系統的凋敝治理三個方面。各測量題項及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略）。
四、基于農民創業的村莊公共品供給對村莊凋敝治理的影響路徑
（一）變量的信度、效度檢驗（略）
（二）結構方程模型的擬合與修正
本文根據研究假設構建結構方程模型，運用AMOS17.0統計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運算，其中絕對擬合指數CMIN/DF、RMSEA和簡約擬合指數PGFI、PNFI、PCFI均達到臨界值要求，但相對擬合指數IFI、TLI、CFI未達到臨界值要求，因此需對初始模型進行修正。由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良好，因此不再對模型和變量進行調整，而只根據報表中提供的修正指標進行修正，釋放某些假設。按照一次只修正模型中一個參數、每修正一次即進行模型檢驗的原則進行修正，直到得到最優模型。
依次增加誤差變量e19和e20、e10和e11、e10和e12、e11和e12間的共變關系，對模型進行修正。事實上，某些公共品在豐富村民文化生活的同時也增進了村民間的聯系和交往，如文體娛樂設施和服務等的提供，因此，這兩個變量間可以存在共變關系；而村莊公共品的數量、質量和結構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共變關系，一般而言，隨著公共品供給數量的增加，質量也會有所提高，且同類的公共品不會過量重復提供，因此在結構上也會更趨合理，同時，公共品質量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提升村民對于公共品結構合理的感受度。經過4次修正后，各項指標均達到臨界值要求，并得到修正后的基于農民創業的村莊公共品供給對村莊凋敝治理影響路徑模型擬合圖（圖2略）。
（三）基于農民創業的村莊公共品供給對村莊凋敝治理的影響路徑分析
本文提出的農民創業、村莊公共品供給與村莊凋敝治理之間關系的理論模型通過實證分析得到了驗證，且對它們之間的影響路徑作了更深入的刻畫。
1.農民創業活動促進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的提高，主要來自三方面的原因，即村莊農民創業活動的活躍、創業資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及創業活動導致的經濟精英崛起對村莊治理結構的改善，其中，農民創業資源使用的非排他性對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的影響最強，村莊治理結構改善的影響相對最弱。從鄉村調研的情況看，原因可能如下：村莊熟人社會特征明顯，強社會關系網絡使農民投入的創業資源，如技術、信息和管理知識等很容易在村民間相互傳播，呈現出非排他性使用特征，進而外溢為村莊公共品，與此同時，村莊的水電路網等基礎設施也因農民的創業活動而有所改善。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農民創業大部分仍屬于生存型創業，一方面，農民創業者中能成功把企業做大做強的還是極少數，大部分都屬于自我雇傭型創業，既無能力帶領村民致富，也無大量財力投入于村莊公益事業，能夠成為村莊經濟精英，并在村莊公共品供給決策中具有話語權的并不太多，因而通過農民創業形成經濟精英進而改善村莊治理結構影響村莊公共品的供給盡管存在，但這種影響還比較弱小；另一方面，農民創業企業規模普遍較小，積累的財富有限，除浙江的個別村莊創業者無償供給較多村莊公共品外，直接通過捐贈供給村莊公共品的行為雖然存在，但供給的數量和種類都有限，因此，不能僅僅依靠農民創業來解決村莊公共品供給不足問題。
2.農民創業活動帶來的村莊公共品供給，能有效改善村莊系統的凋敝狀況，而且對村莊經濟子系統凋敝的改善作用要明顯優于村莊社會子系統和生態子系統。從實證結果看，農民創業帶來的村莊公共品對村莊經濟子系統改善的影響最大，很可能是因為農民創業行為對經濟子系統的影響最為直接，且村莊公共品供給最主要來源于創業資源使用的非排他性，這對于改善村莊生產和交易條件、促進村莊產業發展效果顯著；通過創業者直接捐贈的村莊公共品中，道路、學校、醫療衛生和文體娛樂設施等類型的公共品相對較多，技術、信息和管理知識等創業資源在村莊社會網絡中的傳播也相對較為普遍，這些村莊公共品的增加，有助于增進村民間的交往和聯系，改善村莊社會子系統的和諧關系。較之于村莊公共品對于經濟子系統和社會子系統的直接效應，生態子系統的改善具有一定的滯后效應，因此，從實證結果來看，農民創業對村莊公共品供給的增加對村莊生態子系統的改善強度稍遜于經濟與社會子系統，但仍然是有效果的。這可能是由于課題組調研的村莊大多是以農業為基礎產業，與工業相比，農業對農村生態環境的破壞并不嚴重，在農業基礎上的農民創業活動，大多是發展休閑旅游業或種植業，因而更加重視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調查發現，許多村委會都以村規民約的形式對生產和生活垃圾的處置作出規定，由于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村民大多數能夠以此約束自身行為、遵守環保規則，因此這種類型的農民創業客觀上起到了對村莊生態子系統改善的作用。
五、結論與啟示
農民創業是現階段公共財政不足情況下彌補村莊公共品供給不足的有效途徑，農民創業不但有助于增強創業者的經濟實力，使其以捐贈等直接形式增加村莊公共品供給，還能以間接的形式提高公共品供給水平：如在村民的日常交往中相互學習創業過程中所需的生產技術、市場信息和管理知識等，以及農民創業者因社會地位提高，增強在村莊公共品供給決策中的話語權等，從而改善村莊公共品供給水平，緩解村莊凋敝狀況。
根據上述結論，我們得到如下啟示：第一，鼓勵農民創業，落實已出臺的各項關于農民創業的扶持政策，并進一步加大扶持力度，以促進農民創業企業的健康成長，增強其經濟實力，使其有能力供給更多的村莊公共品；第二，提高農民創業的組織水平，加強農民創業合作，如成立合作社等，提高農民創業者的經營和議價能力，更好地應對市場風險，避免村民間的同質惡性競爭，增加創業者收益，維護創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從而使創業過程的資源溢出增加，形成村莊公共品的有效供給；第三，鼓勵農民創業形成的經濟精英參加村兩委競選，形成村莊多元精英共治局面，使村莊公共品供給決策能兼顧多方需求，更趨合理。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在村莊形成基于農民創業的村莊公共品內生持續供給機制，提高村莊公共品供給效率，不但能緩解村莊凋敝狀況，而且能優化村莊投資與創業環境，激發農民創業熱情，吸引農民工返鄉創業，形成“農民創業”和“村莊凋敝治理”間的良性循環，這對于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建設美麗中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 王春燕，江蘇蘇州人，江蘇大學財經學院講師，江蘇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創業與區域農村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 有刪減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