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若論“吸睛”，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當算話題其一，引發了強烈社會反響。但在一片好評中，也不乏曲意解讀甚至無端猜測。宅基地“三權分置”作為一項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尚待深入研究，存在爭議很正常，但涉及為何改革、為誰改革等原則問題還須辨明方向、正本清源。
宅基地制度是我國農村的基礎性制度。目前，我國村莊用地總面積約2.9億畝，兩倍于城鎮用地面積。不可否認，以“集體所有、成員取得、一戶一宅、無償使用”為主要特征的宅基地制度，在保證農民住有所居、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城鄉社會結構的變化，現行宅基地制度也面臨不少問題，突出表現在：宅基地流轉限制過多，既導致大量宅基地閑置，也加劇新增宅基地取得困難；圈占宅基地隱形利益大，違法用地居高不下；宅基地財產價值未能顯化，大量土地資產處于“沉睡”狀態。特別是法律限定宅基地只有居住功能，與城市住宅用地使用權可以轉讓、出租、抵押相比，存在巨大的權利反差。在鄉村振興明確為國家戰略、公平正義成為社會核心價值觀的今天，現行宅基地制度的某些方面已然不合時宜，改革勢在必行。
但改革并非如一些人想象得那么容易。作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項試點最為復雜、敏感的部分，始于2015年的宅基地改革，盡管在解決宅基地分配不公和農民建房難、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在宅基地流轉等關鍵問題上仍然舉步維艱。一方面，傳統農村經濟發展基礎仍不夠堅實，農民抗風險能力不強，宅基地仍具有福利保障功能；另一方面，鄉村旅游、休閑養老、設施農業等快速發展，客觀上要求推動宅基地流轉，盤活量大面廣的閑置宅基地。歸結起來，就是“穩定”與“放活”的矛盾。宅基地“三權分置”，正是著眼解決這一對矛盾，在借鑒承包地“三權分置”做法的基礎上提出的深改要求。
正因如此，對于改革目的就不能囿于一隅，而要全面、辯證地看待。“三權分置”既強調落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保障宅基地農戶資格權和農民房屋財產權，又要求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前者是要保持農村土地產權關系基本面不變，保障農村社會結構穩定；后者是要激活沉睡的農村土地資產，為鄉村振興提供用地支撐。宅基地“三權分置”實現了“穩定”與“放活”、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有利于農民安居樂業、農村長治久安，是繼承包地“三權分置”后我國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創新，是推動“三農”發展的戰略之舉。
與承包地“三權分置”一樣，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的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要在堅持宅基地基本制度、保證農民住有所居的基礎上，通過規范宅基地流轉行為、有序開展宅基地使用權租賃和抵押等，擴大鄉村產業發展載體，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使廣大農民在改革中有更多獲得感。允許宅基地使用權租賃，對于大城市城鄉結合部來說，確實可以增加租賃住房用地供應，這是落實多主體供地政策的組成部分，但對于廣大農村來說，這項政策與商品房開發無涉。中央一號文件強調，不得違規違法買賣宅基地，嚴格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嚴格禁止下鄉利用農村宅基地建設別墅大院和私人會館。這為改革畫了紅線。那些動輒鼓吹城里人到鄉下買賣宅基地、搞房地產生意的說辭可以休矣！
宅基地“三權分置”既然是服務于鄉村振興、著眼于富裕農民的，那么，權利的設置乃至稱謂就要尊重農民首創，符合農民口味。其實，在“三權分置”提出前，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的權利結構及其分置事實就已經存在，成員資格權還是農村宅基地產權范疇中十分重要的權利，攸關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基本權益。可以說，“三權分置”既是基于我國特有的農村集體土地制度進行的理論創新，更是對廣大農民探索實踐的經驗總結。我們大可不必糾結于西方物權理論的某些詞匯，更不能無視我國土地基本制度、農民創新實踐另搞一套。還是小平同志那句話，“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當務之急，是按照中央明確的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要求，加快探索“三權分置”的具體實現形式，推動創新成果落地，更廣泛更有效地造福農民群眾。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國土資源報》2018年2月13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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