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范例不少。
改革開放以來，“特色產業”（或稱“特色經濟”）一直是個熱門話題，在縣域經濟發展中尤其被各方看重。在市場拉動和政府推動下，全國各地包括一些相對偏僻的鄉村，都形成了規模不等的特色產業群，某些縣（市）的產業發展規模和產業化程度已經達到很高水準，成為富民強縣的支柱。
山東省壽光市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大力發展蔬菜產業，九十年代初形成規模。到2012年，蔬菜種植面積80多萬畝，高標準蔬菜園區120多處，蔬菜年產量40億公斤，年產值40億元，有322種產品獲得國家優質農產品認證；占地3000多畝、年交易額600多億元的中國最大的農產品物流園為中心，成為“買全國、賣全國”的蔬菜集散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價格形成中心。
江蘇省盱眙縣，20年來堅持不懈地發展小龍蝦產業，使“盱眙龍蝦”成為馳名中外的標志品牌。龍蝦產業年直接收入超過70億元，帶動相關產業收入50億元；全縣有10萬農民通過從事龍蝦養殖、販運、烹飪等相繼走上了脫貧致富的道路。
黑龍江省蘭西縣在全國亞麻行業衰敗的情勢下，扶持民營企業開發新產品，打開銷售市場，逐步實現產業復蘇。本世紀初，全縣亞麻企業只有十來戶，到2010年，大大小小的亞麻加工企業400多家，拉動就業10.3萬人；亞麻產品由過去的亞麻纖維和紗、布三大類擴展到亞麻高中檔汽車坐墊、亞麻工藝品、床上用品、服裝、襪子等7大類170多個花色品種；農民人均純收入的1/3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均來自亞麻坐墊。
短命項目更多。
30多年來，全國各地特色產業的成果，用輝煌燦爛和異彩紛呈來形容，并不過分。但如果深入考察，則同樣不難發現，半途而廢甚至勞民傷財的短命項目，遠遠超過健康發展的項目。
據本人調查，北方某山區縣，上世紀九十年代大力推進肉雞、新品桃、烤煙、亞麻、萬壽菊、中草藥等六大特色產業。到現在，只有中草藥仍然在起伏中有所發展，其它產業都相繼退出歷史舞臺。
中部某縣采取縣鄉辦公司，村戶建養殖場的辦法，發展獺兔產業。在層層高壓之下，養起了3萬只兔。但因缺乏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和市場開發乏力，產品銷售受阻，不到兩年便黃了攤兒。依托縣外貿公司建起的“龍頭企業”近3000萬元投資打了水漂；250多個村少則損失萬元，多則損失幾十萬。
中部某縣投資3600萬元建起肥牛公司，企圖發展肥牛養殖、屠宰產業。但是，受牛源供應、產品銷售、流動資金、管理水平等多方面條件的限制，企業慘淡經營5年，被迫停產。期間，生產形勢最好的年份屠宰量不足設計能力的十分之一；帶動當地勞動力就業和“讓農民騎著黃牛奔小康”的美好愿景沒有實現。
據多家媒體披露，中部某縣在本世紀初公然提出了“官逼民富”的口號，靠層層下達指標施壓和給予貸款扶持等辦法大搞“香菇百里長廊”。結果，百分之八十的菇農背上了沉重的債務，縣農行和信用社的貸款資金死滯呆賬損失達1.2億元。
據《半月談》報道，西部某地，為幫助群眾脫貧，政府整合各類資金扶持養兔。高峰期兔子存欄接近40萬只，但市場行情急劇變化，短短5年時間，產業規模已萎縮到不足7萬只。不少養殖戶血本無歸，多年緩不過勁來。
主要教訓是過分依賴行政推進。
通常情況下，政府在特色產業發展過程中，要花很大氣力抓這樣幾件事：一是確定目標，制定規劃。二是層層動員，引導民眾參與。三是制定政策，予以扶持；四是培育龍頭企業。五是搭建平臺，提供品牌創立、印證、產品銷售、防偽打假等方面的服務；六是搞好基礎設施建設，優化民眾創業和吸引投資的條件。七是運用考核、評比等組織手段，向基層傳導壓力。
我認為，這些措施，如果運用適度，固然是必要的。但作用并沒有各類總結和經驗材料、媒體報道所渲染的那么大。就多數地方而言，特色產業能否持續發展，主要取決于資源稟賦、地理位置、經濟基礎和人文條件（包括民眾的眼界、素質和生產經營習慣等），還受制于外部市場的影響和牽動。
從最成功的案例來看，確實行政推進的作用比較大。但第一，這是全國屈指可數的特例，有些做法，一時一地可行，換個環境很難行得通。比如山東壽光，原縣委書記王伯祥是全國聞名的典型，在廉潔自律，巧思苦干方面均有常人難以企及的表現，正是在他的帶領下，壽光才建成了中國蔬菜第一大縣。另外，他組織16萬民工的筑路大會戰、20萬民工的鹽堿地改造大會戰以及近萬名干部職工搭建蔬菜交易大棚，都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如果在新世紀，這樣大規模的會戰，很難組織起來。第二，這些地方的行政推進，主要功夫下在搭建平臺、提供服務上，沒有或很少高壓緊逼。如，江蘇盱眙縣連續辦了十多屆龍蝦文化節，在擴大影響及營造良好投資環境上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即使在這些特色產業發展比較成功的地方，政府過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也難免帶來一些弊端。比如，政府抓特色產業，一般要依托公共資源，扶持龍頭企業，促進其做大做強，從而帶動整個產業。但這勢必一定程度地破壞公平競爭環境，影響其他企業發展。另外，也使被扶持的企業形成一定的惰性，難以提高域外競爭力。從財政投入的角度分析，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過度向支柱產業傾斜，勢必影響其他領域的公共福利。還有，政府為了支持支柱產業，往往要將部分公共資源低價出售給生產經營者，隨著產業的發展，生產經營者必然高價出售產品；本地居民將難以享受到自然資源帶給他們的廉價消費品。如有研究者考察，盱眙縣在2000年前，40克大的龍蝦，每公斤2.4元，2010年，漲到45元。如何補償非龍蝦產業居民，如何防止在公共資源配置過程中的權力尋租，都是不容易破解的難題。
至于多數地方的行政推進，更是不同程度地存在力度過大、對經濟規律和民眾意愿尊重不夠的傾向。提出的要求往往追求整齊劃一，“一村一品、一縣一業”或消滅“空白村”之類的口號俯拾即是；制定的規劃缺乏彈性，且常常超越政府應有的權限，層層下達偏高的硬指標；對骨干企業和專業大戶的資金和政策扶持力度偏大，往往形成顯失公平的“壘大戶”現象；熱衷于大轟大嗡的運動式工作方式，只求當期立竿見影，不顧下任“洪水滔天”；習慣以“抓落實”為名，搞現場督戰、檢查評比，有的甚至把年度目標簽訂到村級自治組織的責任狀之中加以考核和獎懲；沿襲計劃經濟年代的老辦法，讓幾大班子領導分包重點產業項目，充當什么“雞司令”、“牛司令”、“麻司令”。這種抓法，可能在短期內或局部地區收到一定效果，但往往付出巨大的代價，留下勞民傷財的后遺癥。
讓市場在特色產業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讓政府在促進公平、保護資源和環境等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
中共十八大和三中全會，都強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特色產業的發展，雖然離不開政府的引導、調控和必要的扶持，但主要應該通過市場機制來逐步實現。從一定意義上說，即使像壽光、盱眙這樣特色產業發展非常成功的地方，普通民眾獲取的利益也未必能夠比得上少數企業家、專業大戶和政府。換個角度考量，只要政府放開對市場經濟主體的種種不必要的限制，營造公平競爭和保護依法經營的良好環境，即使不搞層層施壓的特色產業發展運動，各地也會在市場作用下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主導產業。就局部地區而言，可能因推進力度不足做得不夠大不夠強；但就全局而言，產品總量、檔次在和生產經營者的收益則可能照樣增長或提升。比如蔬菜，如果壽光的產能和市場交易量減少，其它地方可能增加；再如小龍蝦，盱眙的市場占有率降低了，其它地方可能升高。
我這樣說，當然不是主張政府毫無作為，而是主張當為必為，避免亂為。在特色產業發展上，政府對本地優勢和某些產業發展的前景應該通過深入調查有個預判，并制定宏觀發展規劃，引導生產經營者順勢而為。也應該制定相應的政策予以必要的扶持，但不能背離公平原則隨意動員公共資源“壘大戶”。應該在宣傳推介本地優勢和品牌、制定競爭規則、改善公共設施、保護自主創新、規范市場秩序、打擊偽劣假冒等方面，搞好服務和調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作者的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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