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在博智宏觀論壇第十九次月度例會上的演講：
我的發言將從三個問題切入：第一，中國經濟增長與大都市圈發展之間存在什么關系；第二，如何利用城市競爭機制推動城市發展；第三，在肯定聚集效應的前提下，如何讓城市的結構更為合理化。
關于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正進行著轉型升級。制造業轉型升級需要與很多生產性服務業高度融合，而后者大量聚集于大都市圈。而服務業，特別是大部分社會服務業必須在城市人口聚集的條件下才能發展，比如只有生活在北京的人才能便捷地享受到國家大劇院提供的公共服務。創新行為同樣具有很強的聚集效應，如果沒有人口聚集，即使個人具備創新天分，也難有足夠激勵和配套條件產出創新成果。
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社會服務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如果沒有大都市圈的相應發展，這樣的增長潛力能不能發揮出來，中國經濟能不能保持一個適合速度且有質量、有效率、可持續的增長，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大都市圈發展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關系中國經濟發展全局的大問題。
關于第二個問題，城市發展需要規劃、設計、制度、政策等，政府角色重要，城市管理者的素質和能力影響很大。城市建設帶來空間結構變化，出現錯誤后，糾錯的成本很高。如何才能減少錯誤，順應城市發展規律，形成城市間的競爭機制非常重要。
以往經濟增長的重點是工業化，有一個地區競爭機制，看誰招商引資多，企業辦的多；下一步重點轉向城市化，也要有一個城市間的競爭機制，看城市能不能對人更有吸引力，能不能讓人們的生活更美好。不要低估現在城市領導者的水平，許多人具有現代化、國際化的眼界和知識，執行力也很強。
需要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給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領導人更大的自主權；二是允許人口、資金、土地、技術的要素自由流動。有了這兩個條件，某個城市領導者觀念跟不上，機會少、成本高，人就要朝外走，用腳投票。在人口問題上，有的城市驅離所謂低端人口，在不遠的將來，對人的爭奪，不僅是高端人才，也會有低端人才，尤其是對保姆、建筑工人等低端人才的爭奪，因為這兩者是互補的。不歡迎或者驅離低端人口，會推高低端人口的雇傭成本，導致城市降低競爭力，甚至走向衰落。城市的包容性，是城市強大的內在需求。
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城市發展本身是一個創新過程，也就是試錯和學習的過程。有一個好的競爭機制，城市發展也會經歷優勝劣汰，一批生氣勃勃的城市和城市群將會脫穎而出。只有經歷這個過程，那些落后的、有悖于規律的觀念和做法才能得以糾正。
關于第三個問題，大城市或大都市圈具有不可替代的聚集的正面效應，同時也存在著結構問題，各種“城市病”相當突出，也就是聚集的負面效應。首先要解決“大都市圈半徑有多大”的問題。陸銘教授提到50公里，現代軌道交通的發展可能會讓這個半徑有所調整，但是一定存在一個合理的半徑范圍。比如，北京周邊應該建設一批小鎮，把城市核心區的部分職能轉出去，在小鎮形成產業支撐，同時用快速軌道交通把小鎮與核心區連接起來，配套均等化的公共服務。這些小鎮與市中心的距離不能太遠，大致不超過50公里，太遠聚集效應就會打折扣，市中心的人也不愿轉出去。在確定合理的聚集半徑后，要通過優化空間和功能布局，盡可能降低城市聚集的負面效應，如職住結合，縮短通勤距離；形成緊湊型城市結構，減少污染和擁堵等，使城市的聚集效應達到一種更高水準的平衡。
陸銘：
經濟與城市發展的規律主要有三點：第一，城市化水平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高不斷提高，人口會向城市集中；第二，人口會向大城市和大城市周邊的都市圈集中；第三，世界上的一線城市人口重新回到市中心。
然而，有的政策既無效率又缺失公平。“無效”指的是有需求的地方沒有供給，同時有供給的地方沒有需求。“不公平”指的是城市內部用行政性的手段決定誰能在城市里待著，或者享受公共服務。在地區間，用行政性手段控制大城市供給的時候，會將生產要素價格提高，并為欠發達地區制造人口流出障礙。這樣的政策會擴大城市和區域間的收入差距和產業梯度的差距。
因此，對那些有悖于規律的政策進行糾錯是必須的，因為在全球化條件下，中國必須保持并提高競爭力。但如何進行糾錯，這是一個時間問題。目前沿海地區大城市呈現高房價與社會不和諧并存的狀況（因為政策保持對人的戶籍身份的區分）。而人口流出地區出現住房庫存和“空城”、“鬼城”現象，且地方政府債務在上升，因為欠發達地區政府在加大住房和基礎實施建設的投資過程中，借了大量的債務。這些投資形成時是GDP，基礎設施、工業園和新城建成后卻無相應的人（或企業）進駐利用，從而變成了債務。這種局面相當危險，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視。
最近這些年在土地供應和人口流動方面并沒有出現實質性的變化。一方面，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盡管有所放緩，但并未停止。各大城市出現人口集中趨勢放緩的年份，正是國家提出嚴格控制超大城市人口的年份。我國用教育資源縮減來減緩城市人口增長，這與全世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相左，因此這一現象是政策執行的結果，而不是客觀規律造成的。
另一方面，到今年為止，國土資源部的規劃依然明確要求將建設用地指標投向三四線城市，這一趨勢沒有發生改變。此外，美國曾經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與其交通設施發達，中心城區社區質量下降有關；但在近年，美國中心城區的社會和諧度在提高，犯罪率下降，因此美國人又回到了大城市市中心。而我國的“逆城市化”現象則是政策的產物，如果不存在對城市人口和土地供應量的控制，我國現階段不應發生“逆城市化”。所以不能把特定政策下出現的現象作為趨勢和規律性的東西。
城市人口規模受到企業和個人到這個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成本收益比較的影響。從收益的角度看，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信息、知識、技術為核心投入品的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是驅使城市規模經濟效應不斷增強的主要動力；因而人要往大城市走，并且還要往最有利于信息交流的城市中心走。而從成本的角度看，技術革命降低了人向城市中心流動的成本。技術革命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是基礎設施革命，比如現在的快速軌道交通，它所能支撐的城市規模與馬車時代的城市規模不可同日而語；二是城市管理革命，發達國家大城市建設對建筑高度和容積率的限制不像我國那么嚴格，即便在紐約曼哈頓這樣的地區，現在仍然在蓋越來越高的住宅樓。這體現了供給適應需求的原則，因為每個城市的住宅樓要建多高，實際是由城市人口規模內生決定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鳳凰財知道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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