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要走以鄉村文明消亡為代價的城市化之路？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走向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是順應了時代發展必然的重大抉擇。中國五千年傳統文明與生態文明具有高度時代契合性。啟動鄉村文明建設，讓鄉村走向永續發展之路。
綿延數千年之久的中國鄉村文明，正處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2012年，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鎮化率達到了51.3%。這標志著當代中國已經從鄉村社會轉型為城市社會。處在這個歷史性拐點的國人，一方面對中國百年之久追趕西方現代化的期盼給予了極大鼓舞，因為離這個目標越來越近。另一方面，展望未來城市化的圖景，面對快速消亡的鄉村文明，卻感到陣痛和擔憂。因為在中國鄉村快速消亡的背后，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傳承載體的消失，是中國五千年文明之根的動搖。在歷史的天平已經開始向城市社會傾斜之時，中國是否一定要走以鄉村文明消亡為代價的城市化之路？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走向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戰略問題。
一、警世：鄉村消亡危機的六個表現
1.文明形態上判處死刑：使鄉村失去希望
作為中國傳統文明載體的鄉村目前遇到的最致命的危機，是在被認為是世界發展必然趨勢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了存在的時代理由。不論是一些地區正在搞得大規模“拆村建區”的城市化，還是許多地方熱衷的“拆村進城”農民被城市化；不論是主流學者所主張的五年內讓農民工終結的城市化，還是各地政府正在編制的城市化率成倍增長的城市化目標，在所有這些理論和行動的背后，都包含這樣一個似乎是毋庸置疑的邏輯：即農村作為中國五千年農耕文明的載體，無法承載以工業化為內容的中國現代化。中國要實現近代以來幾代人夢寐以求的現代化，必須走城市化之路。無論是被主流經濟學理論的論證，還是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現代化之路，似乎都準確無誤的回答了，單向度的走向城市化進程必然是城市替代鄉村的兩元歸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作為傳統文明載體的鄉村走向終結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據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時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減少到270萬個，10年里有90萬個村子消失，平均每天有將近250個自然村落消失。
2.教育上撤點并校：使鄉村文化傳承斷根
從2000年到2010年，中國農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幾乎每過1小時，就要消失4所農村學校。撤拆點并校使維系鄉村文明的鄉村文化傳承系統遭到了摧殘性破壞：一方面從根上切斷了落后鄉村文化的傳承；另一方面，讓孩子進城，成為小手拉大手，孩子帶動大人進城的一個誘餌。
3.農業發展資本化、規?；菏灌l村失去存在根基
盡管中國以小農經濟這種方式在過去60年里，創造了以世界7％左右的耕地，5%左右的水資源，養活全球20%人口的奇跡，農業成就的普惠化，又進一步創造了對全球減貧貢獻67%的另一奇跡。而且這些奇跡，是在仍然存在農產品剪刀差、農民進城打工之余兼職的條件下實現的。然而，對于這些奇跡，我們不僅沒有感到自豪和自信，進而去研究它，保護它，反而更多的是不滿和批評，以及堅定不移地改造。因為這個奇跡不是由現代化農業創造的，恰恰是在在中國存在幾千年的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創造的。特別是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仍然保留著如此“落后”的小農經濟，顯然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短板。在這種背景下，政府主導資本配合的一次轟轟烈烈的農業現代化運動正在啟動。按照中國未來農業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應當是讓中國農村應該留下20%或更低比率的農民從事高效率、規模化、產業化的農業，來養育80%的城市人。
然而，在現代化農業的背后，恰恰是另一番景象：過度規模化帶來的將是農民失業、鄉村社區消亡、多樣化遭到破壞的慘狀。此外中國糧食安全的風險性也會增加。按照這個道路走下去，中國傳統的家庭農業將不復存在，我們所憧憬的農業現代化與城市化徹底實現之日，即是失去經濟基礎的中國數千年農耕文明徹底消失之時。
4.盲目輸入外來制度：使鄉村互助社會解構
目前中國鄉村蕭條的另一個表現，是中國鄉村社會組織的缺位，導致鄉村家庭原子化，鄉村社會碎片化。農村社會“空殼化”帶來傳統道德“荒漠化”，使農村已經從溫馨淳樸的熟人社會，變成冷漠寂寥的半熟人社會。按照鄉村必然消亡論的邏輯，農村組織碎片化也是一種自然的結果。鄉村互助社會組織的碎片化解構，與按照城市管理模式盲目輸入外來制度密切相關。在鄉村就是愚昧落后、城市就是進步文明的主流認識前提下，鄉村的改革與發展，就成了按照城市模式改造的過程。比如，我們不加改造地、將適應生人社會的民主選舉導入鄉村，其結果導致了中國鄉村傳統熟人社會自組織能力喪失，劣紳驅逐良紳，處在輸入新治理模式而又無法消化的斷層中。農村基層民主選舉制度，在經歷20多年后，仍然處在亂象中。
5.鄉村被城鎮化工具利用：使農民陷入無助與恐慌
我們為什么要推進城鎮化，因為篤信城市能夠讓生活更美好。面對城鄉收入和公共服務的巨大差異：一方面是越來越蕭條的鄉村，一方面是越來越美好的城市。在如此巨大誘惑下，農民離鄉背井，撇妻離子進入城市成為順理成章的不二選擇。但是在目前許多地方政府推動所謂為農民著想的城鎮化中，卻出現了農民不買賬的狀況。這是因為在政府推動的城市化與農民心目中的城市化是兩種不同的城鎮化。
首先，在一些學者和政府計算中，農民進城市可以帶動城市投資與消費。而在農民計算中，進城市意味著生活成本的提高，如果收入不增加，進城意味著負債進城。其次，讓農民讓出土地進城，在房地產商和政府眼中，是讓農民擁有的土地資產化，獲得收益的好機會；但在農民心目中，恰恰成為一種不平等的迫不得已的痛苦出讓。再次，政府認為，拆村進城，是為了讓農民享受與市民一樣的美好生活，但是農民非常清楚，城市化不是免費的午餐，進城意味著他們不僅要付出高成本的生活代價，還要付出鄉土紐帶撕裂、鄉土知識離棄、鄉土文化缺失帶來的精神損失的代價。
6.工業文明病在鄉村蔓延：使鄉村生態環境惡化
以高能耗、高消費為代價的高福利工業文明，是一種高成本的文明。在當今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中，農村與城市相比，所獲得的工業文明的好處比城市要少得多，而承受的文明成本卻遠高于城市。農村不僅承受著農業化學帶來的嚴重污染，還承受著城市工業化所轉移的污染。在國家工業化時代，資本的原始積累不僅從農民身上提取農業剩余，在當前的城鎮化時代和全球經濟金融危機過程中，全球性的城市危機，又一次地以社會成本外部化和生態成本外部化，將危機代價向農村轉移。
二、正見：拯救與保護鄉村文明的三個理由
第一，鄉村是中國五千年文明之根、傳承之載體
城市化過程中導致鄉村消亡、從兩元走向一元是城市化發展必然規律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所走的城市之路，中國也不能例外的觀點，更是無法成立。因為支持這個觀點的歷史前提就不存在。鑒于中國與西方屬于兩種不同的文明類型，決定了中國與西方不可能走相同的城市化之路。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屬于農耕經濟主導的文明。而農耕經濟的載體不是城市是鄉村。所以，以鄉村為載體成長起來的中國文明之根不在城市，在鄉村。歷史證明，只要鄉村在，中國文明就會一次又一次地劫后重生。
相反，誕生于地中海、起源于古希臘、古羅馬的西方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建立在古代工商業經濟基礎上的另一種形態的文明。由于工商業經濟的載體是城市，由此決定了西方文明之根在城市，而不是在農村。所以，近代以來西方走向文明復興之路，也是從地中海城市的繁榮導致的文藝復興開始的。近代以來的城市化對于西方而言，是西方傳統文明發揚光大、走向世界的過程。
西方發達國家走向城市化的過程中鄉村是否消失，不會觸動西方文明傳承的中斷問題。相反，當代中國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鄉村的命運則涉及中華文明的永續傳承問題。中國鄉村文明不是一個文化符號，中國鄉村就像構成生命體的細胞一樣，攜帶著中華文明演化的秘密和基因，她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和歸宿，同時也同中華民族的興盛衰微緊密聯系在一起。鄉村興之中國興，鄉村衰之中國衰。
第二，鄉村文明遇工業文明衰，逢生態文明興
從邏輯上判定鄉村走向消亡的時代前提，就是認為當代人類仍處在工業文明時代。鄉村作為農業文明的時代產物，無法成為工業化的載體，鄉村消亡是時代的必然。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在當人類文明已經進入生態文明時代的背景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已明確提出中國將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這不是一種偶然，而是順應了時代發展必然的重大抉擇。因為，中國五千年傳統文明與生態文明具有高度時代契合性。中國鄉村文明的復生恰恰是時代的必然。
西方走向工業文明是通過文藝復興，從他們的老祖宗那里找到了文化與自信的動力開始的。相反，近代以來，中國在工業文明時代的落伍，則由于近代興起的工業文明模式與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缺乏這種內在的契合性，由此決定了中華民族走向工業文明的過程，是逆水行舟，是一個不斷進行自我批評與否定、自我解構與革命的過程。
因此，工業文明只能是中華民族從古代走向現代的過渡文明，不可成為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文明。相反，中國五千年傳統文明與已經開啟的生態文明在能源形態、價值觀、文化特征等方面具有天然契合性。所以，生態文明之路，是一條沿著歷史螺旋式上升的回歸之路，是順流而行。生態文明才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之路。
第三，鄉村興則中國興，這是中國文明史的鐵律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是被中國幾千年興盛衰微的歷史周期不斷驗證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告誡我們，中國農村與農民的發展既是中國走向復興與繁榮的前提和基礎，也是中國經濟與社會安全不能突破的底線。我們堅守這個底線，不僅適用于中國的過去，也適用于中國的今天，更適用于中國的未來。從承包制到解決“三農”問題，從小康社會到新農村建設等一系列工作，都表明了中央始終把中國的農村、農民問題放在維護中國經濟社會穩定的戰略地位。但需要引起警覺的是，目前正在以鄉村文明消亡為代價的城市化并不是在加固這個底線，而是正在瓦解著這個底線。以土地流轉推動的農業現代化和農民被城市化觸動了農民安身立命的底線。以宅基地置換為代價的激進式農民市民化，超出了農民所能承受的代價底線，形成了社會安全隱患。
三、使命：鄉村在生態文明時代的六個作用
逢生態文明興的中國鄉村文明，在生態文明新時代，將具有城市無法替代的六個功能：
一是五千年鄉村文明蘊藏著醫治工業文明病之解藥
現代的工業文明病嚴重存在著缺乏精神制衡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泛濫病。在工業化文明系統中，缺乏精神與文化制衡的物質財富無限制增長，不僅吞噬了大量的資源，造成資源環境危機，而且也吞噬了人類的精神能量，使人類文明在物質主義、病態消費主義、GDP主義的單極化世界中越走越遠。
醫治工業文明病的解藥，不僅在西方文明世界中找不到，在今天中國的城市中也找不到，因為中國城市染上的這種文明病，某種程度上比西方還要重。醫治當代人類文明危機的解藥，就在中國鄉村文明中。在幾千年的農耕經濟中，中國先民發現，大自然雖然給人類提供的物質財富是有限的，但它提供給人類智慧的精神財富卻是無限的。中國五千年中形成的詩經與易經、道家和儒家等豐富多元的文化，都根源于中國先民“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的自然智慧。在幾千年歷史形成中的古代鄉村文明，本質上是“耕讀”文明。即通過“耕”來滿足物質需求，通過“讀”來滿足精神提升。正是這種在耕讀中形成的物質與精神的均衡互動，才是中華文明成為長壽文明的秘密所在。現代西方工業文明之所以是短命的文明，就是缺乏這種物質與精神的均衡。而中國古代耕讀的鄉村文明攜帶著我們可利用的人類文明永續發展的基因。
二是新能源革命使生態文明建設再度從農村起航
新能源革命，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鄉村在工業化與城市化沖擊下的邊緣化地位。非均衡分布、集中開發、高運輸成本的傳統能源，使分散居住的農村處在分享工業化好處的邊緣化或被淘汰的地位。相反具有高度分散性、相對均衡分布的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生物能等新能源，越是人口分布密度低的地方，人均可利用的新能源量越大。新能源這種特性使農村獲得了城市不具備的新優勢。而且農村使用新能源的優勢在當代中國已經成為一種活生生的現實。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熱水器生產和消費的國家，而太陽能熱水器90%以上的市場在中國農村。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發展起來的中國農村沼氣，也顯示出良好的發展前景。新能源在農村生活領域的使用，不僅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農村的生活方式，而且新能源經濟在農村也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新能源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農村的命運。農村將會成為引領低碳經濟與綠色消費的新生力量。
三是鄉村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生態文明需要的新模式
從生態文明的消費觀來看鄉村生活時，恰恰是一種符合生態文明要求的另一種幸福生活模式。被GDP增長和資本增值所捆綁和刺激起來的高消費、高能耗、高成本幸福生活，是一種加劇能源和環境危機的病態生活。環保部披露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城市的人均能耗是農村的3倍。目前的鄉村雖然沒有城市的收入高，但農民享有城市用貨幣無法購買或成本很高的另一種福利，這就是人類幸福生活所需要的真情、健康、清潔空氣、寧靜和生態化食物等。從生態文明建設看，鄉村低成本、低消費、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需要倡導的新生活方式。
四是生態農業革命：中國對世界文明的新貢獻
目前，威脅人類大多數人的最大危機是糧食危機，西方式的農業工業化模式，是造成當代人類糧食危機的深層根源。目前全球性的糧食危機，以報復性災難向現代人類昭示著：糧食危機是工業化技術與工業生產方式在農業領域推廣失靈的危機。把解決工業領域化合物的科學技術方式，簡單地搬用到農業中的生物世界，由于違背了生命的本質和規律，結果導致了生物世界的破壞和危機。同樣，將滿足追求無限增長的加工化合物的生產方式，搬用到以生命為對象的農業領域，也嚴重違背了生命物特性和規律的生產方式。由此破壞了農業生產持續發展并造成了許多災難性后果。
中國五千年農牧業發展，所使用的智慧和技術，恰恰是在遵循天道和命理的生命規律中形成。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的農耕生產方式，以互助為主的游牧生產方式，同樣也是服從于生命物質財富增值的規律形成的。一個美國專家曾發問，為什么中國古代農民耕種了5千年的土地，都沒有耕壞，而現代工業化農業，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就不可持續了。就是由于中國傳統農業是符合天道與命理的科學農業，而現代工業化農業是違背天道和命理的反科學農業。
當代世界需要一次新的農業革命，發源地就在中國。中國農業革命，要在中國傳統農業發展模式與現代新能源、智能化技術結合中，探索生態、低碳、可持續發展的農業。中國的農業革命，將為世界生態文明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五是鄉村綠色發展新機遇：鄉村新興產業潛力巨大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興起的新能源革命與生態經濟以及目前的中國經濟轉型，為邊緣化的中國鄉村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時代契機。如果說現代信息技術和交通技術為鄉村承載現代產業經濟提供了可能性條件，那么在生態經濟推動下回歸自然的低碳消費、文化性消費等，為中國鄉村生態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動力。從發展趨勢看，有六類產業將會成為中國振興鄉村文明發展的新興產業：一是生態有機農業。高附加值的農業生態產品將成為未來生態農業產業發展的新方向。二是鄉村旅游業。我國廣袤的農村聚集了全國大約70%的旅游資源。鄉村的旅游將成為鄉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成為帶動農村脫貧致富的一個亮點。三是鄉村手工業。在新需求的推動下，借助現代市場經濟、鄉村旅游業與文化產業發展的契機，中國的鄉村手工業正在悄悄復興。四是鄉村農副產品生產與加工業。五是鄉村新能源產業。在中國農村發展沼氣、太陽能、風力發電、微小水電、生物能源等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六是鄉村養老服務業。鄉村特有的低成本生活，高環境福利與濃厚的鄉土人情，隨著中國進入老年化社會，鄉村具有的養老作用越來越明顯。
六是鄉村就地文明化：創造城鄉兩元共生城鎮化新模式
今天的中國需要城鎮化，但絕不能走西方式的讓鄉村消亡的城鎮化。以城市替代鄉村兩元歸一的、以鄉村終結為代價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規律，并不是中國的必然規律。
生態文明需要鄉村與城市兩元共生的新人口居住模式。中國特色生態文明，是在生態文明的時空中，實現人類與自然、傳統與現代、鄉村與城市、東方與西方、物質與建設、創新與傳承、生活與生產等一系列的系統整合，而承擔這個系統整合的載體，只能是攜帶著不同信息和基因的城市與鄉村兩元共生的載體。按照這個目標，中國城市化目標，就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而是兩元制衡、均衡、互動程度越高越好。
四、呼吁：共同建設鄉村文明的五個行動
1.守住三條底線，給鄉村文明留下復生的根
目前迫在眉睫的是，讓鄉村消亡的步伐放慢下來，最好是停下來。面對轟轟烈烈的城市化寒流的沖擊，如果我們守護好以下三條底線，鄉村文明就有自我修復和復生的希望。
一是要保護鄉村文明的守護者。我們要關注留守在鄉村三類20%的群體，守望在家中的20%的老人，鄉村中20%的貧困家庭，仍默默從事農業的20%的農民。從城市化和工業化發展來看，這三類20%的弱勢群體是這個時代的落伍者、淘汰者。但是選擇在生態文明導向下走鄉村文明發展的道路，這20%的弱勢群體，不僅是鄉村歷史、文化、傳統農業的守護者和載體，也是對鄉村鄉土情結最重的群體。因此，要從保護鄉村20%的弱勢群體開始。他們是鄉村文明復生的希望和底線。
二是要保護空心化村落，為鄉民、游子留下回歸的巢
要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目前蕭條的村莊。人類感情變化是有周期性的，城市化發展也是有周期性的。發展到一定周期后人們開始厭倦城市生活，希望回到鄉下去。目前在中國大城市，已經出現了逆城市化的苗頭，在未來5到10之內，中國將會出現一個回鄉的高潮。在逆城市化中出現的回鄉高潮，將是一個社會資源從城市向鄉村回流的過程，這也將是中國鄉村文明復生的高潮期。
但是如果我們把這些蕭條的村莊拆掉了，讓城市周邊鄉村社區化、城鎮化，在未來逆城市化中和大量農民工懷著鄉愁想回家時，他們將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回歸的巢。為未來告老回鄉的游子留下回家的巢，這是保護鄉村文明不能突破的另一條底線。
三是要保護傳統生產方式，為鄉村文明留下復生的根。
集智慧、文化與傳統技術為一體的中國傳統農業，是人類文明的財富，也是中國智慧與文化生成的根。守住了傳統生產方式，就為鄉村文明復興留下復活的根。
總之，守住了鄉村中20%的文明守護者，也守住了鄉村文明復興的魂；守住了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也就守住了鄉村文明發展的根；守住了鄉土文明，就守住了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底線。
2.重新認識與定位鄉村價值，給鄉村以生的希望
目前鄉村文明建設最需要的是，讓判處死刑的鄉村獲得生的希望。在理論上，要走出主體缺失的西方之風，立足中國本土，進行理論創新，形成符合中國鄉村文明的新理論體系。在社會輿論和國家意識形態中，要重新認識與定位中國鄉村文明在當代中國的價值和功能，提升中國鄉村文明在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建議啟動制定“中國鄉村文明保護法”，真正使鄉村承擔起中國五千年文明成長之根，確立民族自信之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本，生態文明建設精神之源的時代功能。
3.啟動鄉村文明建設，讓鄉村走向永續發展的道路
為適應十八大后中國進入生態文明發展新時代的要求，需要把新農村建設上升為中國鄉村文明建設的高度來對待。
第一，鄉村文明建設目標，就是要“把鄉村建設得更像鄉村”。按照鄉村文明本質內涵，鄉村文明建設應當是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院長李昌平所主張的“五我鄉村：即我村我素，我村有我村的元素和獨特性。我村我品，我村能夠建設成品位、品格、品質、品牌等四品的村莊。我村我業，在新歷史條件下鄉村完全能夠形成自我發展的產業。我村我家，使建設好鄉村成為自己的精神家園、生活的樂園。我村我根，這是一個能夠吸引認祖歸根、告老回鄉、祖代相傳的永續發展的鄉村。
第二，鄉村文明建設的原則，一定要尊重農民的需要進行。中國鄉村文明有很強的自我復生的能力。政府應按照鄉村的五個需要進行建設。即鄉村文明建設最需要的精神是希望；最需要的幫助是信任，政府不要越位干預；最需要的投資是公共投資；最需要的服務是病有醫保，災有互助、老有所養的服務；最需要的組織是自治管理。
第三，鄉村文明建設的動力，是內求式的自主創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建設依靠的是外求式創新，其實是缺乏主體性，跟風、模仿的外求式創新，使中國城市成為千城一面的城市、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失語的城市。我們的村莊應該建成什么樣，不需要去美國學習、向國外城市看齊，而是要我們智慧地與我們生活的這塊土地進行對話，從而找到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那里去。依靠這樣一種“內求式創新”才能真正實現“五個我”的鄉村文明。
4.拯救中國的鄉村文明，從拯救我們的心開始
中國鄉村文明的復生，是人類文明中心在輪回中再次回到東方之后的一次新涅槃。十八大之后，生態文明的曙光已經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時代需要我們的頓悟，需要我們從慣性思維的迷途中覺醒，來迎接新時代的曙光。
5.我們有一個夢：共建詩意鄉村與田園城市的美麗中國
中國擁有世界歷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多樣性的鄉村文明，她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最稀缺的文化遺產。
從文化與歷史看：我們有中華民族歷史活化石的少數民族的村寨文明，我們有承擔著中國民族興盛衰微、源遠流長、繼往開來的農耕鄉村文明，我們還有負載著藏傳佛教、伊斯蘭教的游牧鄉村文明。
從產業類型看：我們有農耕鄉村、漁業鄉村、游牧鄉村、手工業鄉村、商貿鄉村等。我們還相信，在生態文明新時代，中國鄉村還會成為現代新興產業鄉村，如畫家鄉村、禪修鄉村、總部鄉村、太陽能鄉村、學者鄉村、高校鄉村、科學家鄉村、養老鄉村等。無論我們有怎樣的想象力，面對中國高度多元化的鄉村，都相形見絀。
從自然環境看：我們的美麗鄉村更是繽紛多彩，在丘陵地帶的有“詩意鄉村”，在瀕海、濱江的有“漁歌鄉村”，坐落在平原上的有“田園鄉村”，位于高原的是“天堂鄉村”，隱藏在深山中的是“桃園鄉村”。即使人走房空的廢墟鄉村，也魅力十足，因為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立在自然博物館中的“古老鄉村”，因為她的歷史一定會比美國悠久，可能與法國同齡。
我們之所以對中國的鄉村文明充滿了希望，不僅因為中國的鄉村文明接到了時代太陽之陽氣而復生，還因為今天中國鄉村文明建設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前行。當代中國走向生態文明，一開始就是在“三高一新”的高位上進行。即中國有自有技術的高鐵，正在醞釀中的移動多媒體高集中信息技術以及已經遍布中國的高速公路，再加上高度機動性、低排放的新能源。這種集工業文明遺產與生態文明新資源為一體的集成技術，將把中國帶入突破空間限制和地域限制的人類文明貢獻的地球村時代。這個新時代技術，不僅為詩意鄉村建設提供了技術支撐，而且也是在18世紀英國的霍華德所追求的在西方沒有實現的、也無法實現的田園城市建設將成為可能。
在生態文明與中國傳統文明構成的新天地時空中，在詩意鄉村與田園城市提供的多元世界中，不是讓我們與西方比誰飛的更高，而是誰飛的更自由、更幸福，這才是我們的夢，中國夢。
作者張孝德教授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特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行政管理改革》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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