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當前中國農村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巨變之中。隨著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大量農村人口進城。2000年中國城市化率只有36%，現在中國城市化率達到56%，提高了20個百分點。就是說，在10多年時間里，有占全國人口五分之一的農民進城。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城市化有所不同，中國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往往并非農民全家進城，而首先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即農民工的進城。這些農村青壯年勞動力的父母和子女大都仍然留守農村，進城農民工在年齡比較大、城市就業有困難從而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時，也會返回農村。正是進城失敗的農民工可以返回農村，避免了中國城市出現其他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大規模城市貧民窟。
農民家庭青壯年勞動力進城，他們承包的土地仍然由留守農村的中老年父母耕種，由此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當前農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農民家庭中，農業收入沒有減少，進城務工卻大大地增加了農民家庭的務工經商收入。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進城獲得了就業與收入機會，增加了農民家庭收入，同時也造成了農民的家庭分離，尤其是代際之間的分離，造成了當前農村普遍存在的“三留守”問題。那些進城務工經商成功者真正融入城市，在城市安居下來，他們留守農村的父母和子女也體面進城了。
整體而言，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一定是農村人財物等要素流出農村流入城市的過程，也伴隨著農村逐步的衰落和蕭條。
與城市化同步的是農村社會結構轉型和農村傳統價值基礎的瓦解，及由此引起的農村社會秩序的變化。農村的這種變化是劇烈的，因為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是極為快速的。劇烈變化必然會有不適應癥，甚至會有陣痛。這些不適應癥和陣痛正是當前風行各種自媒體的回鄉見聞的主要內容。這個意義上說，當前農村存在的問題，并非農村本身的問題，而是在快速城市化和現代化背景下，面對現代性的沖擊，農村社會發生的調整。
與快速城市化和農村社會轉型幾乎同時發生的，還有國家與農民關系的改變。2006年國家取消農業稅之后，國家不僅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而且給農村越來越多的轉移支付。對農民生產生活影響極大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進步很快，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在較大程度上提高了農民應對各種風險的能力。從農民家庭收入來看，絕大多數農民家庭早已解決溫飽問題，正在邁向小康。農村建房熱、買車熱此起彼伏。農業方面，雖然農業勞動力出現了老齡化，農產品供給能力仍然穩步提升，糧食產量穩步提升，其中原因是，隨著機械化的快速推進，農業正走出千百年來肩挑人扛的階段，中老年農民也完全可以種好田。而農業本身的季節性、就業不充分性，也正好可以與中老年農民的休閑型結合起來。當前農村正處在史無前例的物質大豐富時期，中國農民也可能是歷史上第一次變得衣食無憂了。
也就是說，當前中國農村，一方面由于快速轉型，農村產生了各種問題，另一方面，因為經濟持續發展，農民物質生活極大豐富，農村具有巨大活力。
當前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面，國家正著力破除各種影響農民進城的體制機制障礙，城市完全向農民開放。另一方面，未來很長一個時期，農民都仍然是中國最為龐大的弱勢群體，他們進城可能失敗，進城失敗后，返鄉是他們的底線選擇。為了保護農民返鄉的權利，當前國家采取了相對嚴格的限制城市資本下鄉的制度措施。這樣一種保護農民的城鄉二元結構就成為了保護型的結構，完全不同于傳統的剝削型城鄉二元結構。當前中國農村“人均不過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小農經營格局，雖然不能讓農民致富，卻可以為農民家庭提供保底。正是有了農村的住房和土地，有了進城失敗的返鄉退路，進城農民才敢于在城市打拼。進城失敗農民可以返鄉，又避免了中國城市出現大規模貧民窟，從而為中國應對經濟周期和社會政治不穩定提供了條件。農村成為了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未來二三十年將是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關鍵時期，也是農村社會快速轉型的時期。這個過程中，保持農村社會的穩定，保留兩億多農戶的農業收入機會，保證進城失敗農民工返鄉的權利，是最為基本和最為重要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農民進城是一個過程，其中還會有多次的反復，這個過程中，保持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秩序就是必須的。
穩健的三農政策以及穩健的城市化戰略是中國順利實現現代化的基本保障。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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