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個經濟學界的“80后”朋友，姓陳。小陳博士畢業之后留在了北京，原因無非兩點：一方面，北京是中國的學術和政策中心，借助其地理優勢，有利于自己的事業發展；此外，他太太是美國畢業的氣象研究方面的博士，除了北京之外，能夠找到專業對口工作的地方實在寥寥。
小陳博士留在北京的原因正是當代城市經濟學要說明的兩個重要的道理：一方面，城市發展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特別是通過“人力資本外部性”的途徑，而這在個人層面最終將體現為生產率和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現代經濟發展中人才的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只有大規模的城市才能提供特別專業化的工作崗位。
小陳的故事還說明，在大城市發展對于已婚的專業人才是個優選。大城市的就業市場高度專業化，這不僅會使大量專業人才傾向于在大城市找工作，而且，對于已婚人士來說，要使雙方都能夠找到好工作，那么，選擇大城市就更有利。最新研究發現，夫妻雙方的就業的確是大城市更能夠吸引專業人才的重要原因，也正因此，在最近幾十年，美國的那些吸引了更多高技能人才的城市正是那些本來便有更多人才的大城市。像康奈爾這樣的老牌大學近年出現的一個問題就是，在挖人才的時候，很難給夫婦兩人同時提供好的就業機會，原因就在于康奈爾的位置在所謂的“大農村”。與之形成對照的是，紐約大學的進步非常快，不能不說這是借了紐約的“地利”。
有主張要控制特大城市人口的政策官員批評經濟學家，說經濟學家只看到大城市發展的好處，而沒有看到大城市發展帶來的問題。這個批評站不住腳。事實恰恰相反，經濟學家在討論城市規模的決定時，從來都認為，城市規模的擴張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城市的規模將由企業和個人在權衡了成本與收益之后，理性選擇生產和居住地的決策而定，而政府卻并不知道什么是城市的最優規模。
恰恰是政府和公眾會忽視城市規模帶來的各種好處，并且簡單地將“城市病”與城市人口規模聯系在一起，然后由此得出應該控制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含義。實際情況是，“城市病”容易被人們直接感受到，而城市擴張帶來的好處，則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我在這樣說的時候，并不是說城市規模擴張的壞處就沒有了，事實上，我在本書的最后一章將會討論“城市病”的問題。我會告訴讀者，“城市病”主要不是城市擴張本身帶來的，而是取決于技術與管理。在本章，我首先要說明的是城市規模擴張的好處。
大城市的生機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向往寧靜、悠遠、離群索居的生活，另一種喜歡熱鬧、多樣性、在人群中扎堆。前一種人，好比中國的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好比美國的梭羅，獨居瓦爾登湖畔，看四季變換和螞蟻爭斗，思考“我為何生活”這樣的問題。后一種人，不用舉例子，因為絕大多數人都屬于此類。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世外桃源、瓦爾登湖，都只是個夢，我們不是那里的常住人口。
在一個國家里，多少人生活在城市，從本質上來講，就取決于上述兩種類型的人的多少，這可能首先與性格44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職業。在農業社會，就算農民想住到城市里，也不可能每天在農田和酒肆之間來回奔波——城里沒有足夠的就業崗位。而到了現代社會，即便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和服務業在GDP當中所占比重也已經達到90%。現代經濟里，越是富有的國家，知識（包括技術、信息和創意）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越大。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需要通過和別人的交往來傳播知識。同時，也從與其他人的交往中獲得知識，從而更好地成為知識的生產者。換句話說，從前，生性再喜歡熱鬧的農民，都不得不居住在農村與土地為伴；現在，性格再內向的都市白領，也必須在最低限度上與人交流和開會。
人的另一個天性，是喜歡多樣性，而不喜歡單調乏味的生活。只有城市，才可能提供這樣的多樣性；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樣的消費服務。其中的道理在于，在一個有大量消費品和服務供給者的市場上，每一個生產者都可以僅僅針對某一細分市場提供消費品和服務，而無須擔心沒有生意做，因為在大城市里，某一特殊偏好的消費群體數量都足夠多。這樣專業化的結果，既能使得城市生活豐富多彩，同時，也使得人們在專業化的生產中不斷積累經驗，加強專業化程度。而專業化程度又反過來提升了生產者的競爭力，以及城市生活的品質。
讓我們來想想，什么是高房價？什么是“城市病”？給定土地和住房的數量，給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高房價和“城市病”就是消費者為獲得大城市的生活所支付的代價。除了直接在購買消費品和服務時付的錢以外，人們還因為支付了大城市更高的房價，犧牲了某些維度上的生活質量，而獲得了更接近這個豐富多彩的世界的地理位置。換個角度來看，為了大城市的生活，住更貴更小的房子，卻節省了長途往返于小城市和大城市之間的金錢和時間成本。
而在大城市內部，中心城區因為四通八達，一定是生活最為豐富的地段，大量的生產型服務業為了和四面八方的人做生意，也一定要搶占市中心的位置，排擠中心城區的居住功能。從某種意義上說，居住在大城市的市郊，每天花一個小時的時間，在市郊和市中心之間來回奔波，本身也是為獲取更好的工作機會所付出的代價。如果要接近工作地，就買更貴的房子；如果收入不夠高，就花更多的時間在路上。選什么樣的生活，自己決定。總之，房價就好比是獲得便利性的“入場券”。
大量的企業在大城市扎堆，特別是集聚在中心城區，是為了交流的便利。那么，有沒有可能，隨著互聯網等信息技術的發展，面對面的需求減少了？部分是有的。比如說，人們可以在家辦公，通過遠程通訊方式與同事和客戶打交道；人們要與朋友交流，可以打電話、發微信，而不一定要每天見面。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事實上的情況是，線下和線上交流兩者不是“互替”而是“互補”。比如，微信朋友圈里都是見過面的朋友，剛開始會與一個人在微信里交流，接下來就是面對面的討論更有效率。在人力資源領域，面試是很重要的招聘途徑，這不是打電話所能替代的。
線上的交流實際上會產生更多的線下交流的需求，信息技術只是節省了與某個特定朋友見面的次數，卻可能催生了與更多人見面的需要。更不用說，人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消費當中越來越多的比重是網絡滿足不了的，包括聽音樂會、看戲和畫展，包括所有體驗經濟，即使和朋友喝咖啡這樣的消費也只有在特定的咖啡館環境中才比較方便進行。市中心不可替代的另一個原因就在于老建筑和街道所帶來的體驗。你坐在那里喝咖啡的時候付的錢只有少部分是咖啡的價格，絕大部分實際上是在購買那個“體驗”。人越有錢越會購買“體驗”，吃飯穿衣的需求都會趨于飽和，而體驗經濟的消費是不斷提高的。
一個正在全球范圍內出現的趨勢是，“消費型城市”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一個城市的生活品質正在成為對人口遷移的吸引力。永遠不要忘記，在收入水平提高以后，新增加的消費更加需要見面和體驗。你將更多地去看話劇和電影，減少在家里看電視和碟片的時間；你也更多地出席化裝舞會，更多地去健身房，更少在家里和朋友網上聊天。一個人一天就24個小時，當在線的活動可以取代一部分線下活動時，節省出來的時間恰恰可以從事更多無法被網絡取代的線下活動。這其中的道理，就和當初電話的產生并沒有讓大城市消亡一樣。如果我說的是錯的，那么，你就不會看到那么多人愿意花很多錢，下班以后帶著疲憊的身軀趕到商學院的課堂里去上課，而不是在網上看教授的視頻；如果我說的是錯的，你也就不會看到，在全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多的人愿意往大城市搬遷，并且還要花很貴的房租，住在大城市的市中心。這些人并不傻，恰恰相反，他們是這個世界最聰明的人。
在我參加的一次國際會議上，一位加拿大的學者善意地提醒我們，不要天真地認為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過程會終止。且不說中國仍然處在城市化剛剛超過50%的階段，即使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已經基本完成，城市化的水平已達到了80%，人們仍然在不斷向大城市集聚。一些國際大都市——如紐約和多倫多——仍然在繼續擴大，而不是縮小。更重要的是，這些國際大都市的長大，不是因為外國移民的到來，而是因為大都市人口在本國人口當中所占的比重在提高。更說明問題的現象出現在日本，日本的全國人口在下降，而東京都和東京圈的人口卻在上升。要了解其中的奧秘，只需要看看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就可以了。我在上文已經提到，越是發達的國家，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比重越高。這些行業的從業人員仍然愿意居住在大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核心區。這樣，既能滿足在工作中需要的信息交流，也能滿足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對于生活品質和多樣性的需要。人們往大城市搬遷的趨勢恰恰說明，信息科技沒有強大到取代面對面的需求，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不會取代。100年之后會不會變化？不知道。對于我和我的讀者而言，100年之后的事，估計也沒什么人感興趣吧。
包容性的就業創造
雖然大量學者基于經濟集聚帶來的好處而主張不要為發展大城市設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認為中小城鎮的優先發展能使大量農民迅速非農化，降低農村勞動力流動進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較好地將城鄉兩個市場結合起來，并且所需建設資金相對較少，因而更符合中國國情。事實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鎮的發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鎮的發展以大城市的發展為基礎，并受其輻射功能的帶動。如果違背市場經濟的規律，限制大城市的發展，結果是小城市也發展不好。
由于對城市的規模經濟效應認識不足，中國的城市發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進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規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政府似乎是有意壓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規劃提出，到2015年城鎮化率由制定計劃時的47.5%提高到51.5%，5年提高4個百分點，低于過去大約1年1個百分點的速度。實際上，到了2014年底，城市化率已經超過54%。在城市體系的調整方面，政策導向是重點推進中小城鎮的發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發展，具體體現在城市人口規模限制和戶籍制度方面。
“十二五”規劃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規模，大中城市要加強和改進人口管理，繼續發揮吸納外來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根據實際放寬落戶條件”。而在實際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針對的是低技能者，這一點，在各個地方的落戶條件上均有體現。
比如，上海市的落戶實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學歷才有評分資格，并且打分向高學歷、重點高校（如211高校、教育部重點建設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學成績排名、外語水平、計算機水平）的畢業生傾斜。在深圳，外來務工人員入戶實行積分制，累計積分達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請入戶，而積分的計算同樣向高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傾斜，應屆畢業生申請落戶必須具有本科以上學歷和學士以上學位。北京市的戶籍分配和工作單位相掛鉤，留京指標更多地分配給了事業單位、大型國企和外資企業，然而由于數量有限，在這些企業內部，指標也往往分配給了教育水平相對更高的勞動力。不僅特大城市如此，即使在我調研的一些中等城市，落戶標準都將教育水平作為一個條件。如果全國各個城市同時都不要低技能者，那他們去哪兒城市化？
有一種在現實中存在的擔心是，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張，城市將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從而加劇失業問題。人們常常認為，在城市擴張過程中，低技能者將面臨更大的失業風險。那么，事實是否真的如此呢？擔心就業問題的人，忽略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無法獲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還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
幾乎所有反對城市發展的論點都嚴重忽略了城市擴張的好處，而與城市擴張的壞處相比，那些好處往往并不直接可見。城市發展的好處最重要的來源就是所謂“人力資本外部性”。這個詞的意思是說，一個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與其他人的交往中，還能夠相互學習和影響，促進知識的傳播和生產，于是，別人的收入也能夠有所提高。
可能有人會說，既然城市發展的好處來源于“人力資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學生留下來就可以了。如果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人力資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學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在城市中也能夠得到知識、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農村移民也常說，在大城市能夠長見識，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進一步深究的話，低技能勞動者在大城市獲得的收入提升效應往往要大于高技能勞動者。道理是這樣的，每個人都能夠從城市的高教育者那里得到“人力資本外部性”，從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但是，一個大學生留在大城市發展，卻會面臨大學生之間的相互競爭，這種競爭就會降低他們的收入，從而抵消一部分“人力資本外部性”提升收入的作用。
而低技能者卻與高技能者有互補性。一方面，在同一個生產單位，兩者就是互補的，比如金融區要配保潔工，工程師要配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將整個城市看做一個生產單位，那么，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需要餐館服務員和家政服務員。這個問題，我在下文還會詳細講到。
空口無憑，讓我們來看數據分析的結果。10余年來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外部性”的確是存在的，我本人和哈佛大學的格萊澤教授（Edward Glaeser）正在做的一項研究也用中國的數據證實，“人力資本外部性”是存在的，一個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這個城市的勞動力平均工資可以獲得21%的提高，而且的確是低技能者所獲得的“人力資本外部性”更大。
通常來說，城市人均教育水平較高的城市，也是規模相對更大的城市。于是，反對大城市發展的人僅憑直覺就說，隨著城市的人口規模擴張，城市將無法提供充足的就業崗位，從而將加劇失業問題。反對大城市的人還認為，在城市擴張過程中，低技能者將面臨更大的失業風險。同時，原來的城市居民將面臨更為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從而也會加劇原有居民的失業問題。
那么，事實是否如人們擔心的那樣呢？已有的經驗研究發現，外來勞動力進入城市就業對本地居民失業的影響程度很小，但的確會給勞動力市場帶來競爭，從而對工資上升有抑制作用。在理論上，勞動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業，這主要是因為存在著城市發展的規模經濟，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加會不斷地創造出新的就業機會。不過長期以來，有關城市擴張有利于創造就業崗位的經驗證據仍很缺乏，也沒有經驗研究為不同技能的勞動者如何在城市擴張中受益提供證據。針對這些政策爭論，我和高虹、佐藤宏使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S）2002年的城市居民數據研究發現，城市發展的規模經濟效應有利于創造就業機會。城市人口每增加100萬人，個人的就業概率平均提高0.66個百分點。相比于城市總人口規模，高技能勞動者的集中對就業的影響更大。平均來說，一個城市的大學畢業生每增加100萬人，會使該地區個人的就業概率提高4.34至6.61個百分點。
我們同時也發現，城市擴張的就業增加效應對于較低技能水平的勞動力更大。對于受教育年數小于等于9年的勞動者來說，城市中的大學畢業生數量每增加100萬人，其就業概率會提高8.58個百分點。而對于受教育年數在9—12年之間的勞動者來說，這種效應下降到了3.57個百分點。受教育年數大于12年的勞動者受益更小，僅為2.12個百分點。
城市規模促進就業的效應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者之間存在差異，這一現象可能還與中國的制度有關。在當前的戶籍制度下，本地戶籍居民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務和各類福利。在戶籍制度制約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戶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傾斜，于是激勵人們通過過度追求高文憑來獲取大城市的戶籍和相應的福利，加劇了大學生的相互競爭和就業難。而當高技能者擠破頭要留在特大城市的時候，由于他們與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大學生的集聚卻帶來了對大量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而這時，城市里低技能勞動力的供給卻受到制度制約，這樣一來，對低技能者的需求多、供給少，低技能者反而更容易找工作。
近來北京師范大學邢春冰和美國克拉克大學張俊富兩位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他們發現，大城市有很多特征，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大型工業企業更多，而基礎教育的學校規模更大，公路更多，工業排污更少。即使在控制了與城市規模相關的城市特征之后，農村移民仍然更愿意去大城市。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愿意犧牲1.72%的月收入，去人口多出1%的城市。
一種常見的擔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大城市會不會被擠爆了？放心吧，不會的。城市被擠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發展的人的想像，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城市被擠爆過。或者說，早在一個城市被擠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經很高，即使沒有人為設定的制度障礙，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別是房價），也會成為阻礙移民進入大城市的市場機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民在大城市的凈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復旦大學高虹的一項研究顯示，即使在扣除了物價差異和由住房價格代表的生活成本差異之后，大城市的實際收入仍然更高。換句話說，還是因為存在著制度上的勞動力流動障礙，中國城市間的人口流動均衡還遠沒有達到呢。中國正在進入后工業化階段，這以后，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重要性就更強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越是發達的國家，服務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還在進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為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務業發展。與農業和工業相比，服務業的產品更具有不可運輸性，大多數服務產品需要面對面地完成。同時，現代服務業越來越依靠知識、信息和技術作為核心投入品，而面對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識、信息和技術的生產和傳播。
那么，消費型服務業呢？消費型服務業是跟著人和錢走的。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地方，發展消費型服務業的固定投入（比如便利店和餐館）更容易被分攤，生意好做；另一方面，勞動生產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人對消費型服務的需求越強，其中，像餐館和家政這樣的服務其實是在將高技能者從家務中解放出來，有利于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促進社會分工。也正因此，一個現代城市越發展高技術產業，越發展生產型服務業，其帶動的消費型服務業需求越多。正如我反復強調的，就是因為上述經濟規律，大城市的政府不能認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勞動者了。恰恰相反，消費型服務業的從業人員大量都是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勞動者，而他們從事的工作又是不能被機器替代的。可以這樣說，給定一個國家勞動力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大量的低技能勞動力前去工作。
中國的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從2001年的40.5%增長到了2014年的48.2%，已經超過第二產業，正在靠近標志性的50%的門檻。細心的讀者會發現，50%這個點對于中國來說已經來得太晚了。與國際上處于同樣發展階段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大約低了10個百分點。無獨有偶，中國的城市化率大約也是比其他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低了10個百分點。
中國城市服務業滯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為常見的解釋是兩個：其一，在最近10多年的時間里，持續的低利率（名義貸款利率減掉通貨膨脹率之后的實際利率）政策降低了資本使用成本，鼓勵了投資，相應的，使用資本更多的工業部門（尤其是其中的重工業部門）增長迅速，排擠了使用資本較少的服務業的增長；另一個因素是，收入分配中勞動所得的比重持續走低，這也成為制約老百姓收入增長和服務消費的重要因素。除了這些原因，中國的城市發展模式也要作檢討，如果不及早糾正敵視大城市的誤區，仍在城市發展中追求低密度，這將貽害服務業的發展多年。
既然已經說到低密度的城市發展模式不利于服務業了，那么，我們不如就深入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活在城市，還是生活在城市？
上海的楊浦大橋和翔殷路隧道連接著黃浦江以東和以西。這兩條通道非常有趣，在早高峰的時候，是單向從浦西往浦東堵，反向則相對暢通，而在晚高峰的時候，擁堵的方向則正好反過來。換句話說，不少人住在浦西，上班在浦東，寧愿承受堵車之苦，也不搬家。
子女教育是影響居住選擇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浦西是傳統的市中心，優質的教育資源大都集中在浦西，結果，一些原本住在浦東的人，為了孩子也搬到了浦西。但問題還不僅限于此。
1990年代初，浦東剛剛開發的時候，上海流行一句話：“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20多年過去了，浦東已經今非昔比，浦東的房價也早已經追上浦西，金融區、自貿區、迪士尼都在浦東。那浦東還缺什么？如果你把這個問題拿來問上海人，估計很多人會說，浦東缺人氣。
借用一個流行的句式，當我們討論城市發展模式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什么？對于現代城市居民而言，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到底是“生活在城市”，還是僅僅“活在城市”？這里涉及要討論的兩種城市發展模式。第一種城市發展模式，有很多窄馬路，同時有個別寬敞的主干道。在這樣的模式中，主干道是行車的，而一旦出現交通擁堵現象，車也可以開到窄馬路上進行分流。我們往往認為寬馬路可以緩解堵車，但事實上當馬路太寬時，馬路的條數也會相應減少，于是寬馬路的堵塞因為缺少小馬路進行交通分流而得不到緩解。
第一種城市發展模式的另外一個好處是窄馬路適合人行走，為此，城市研究里已經有了一個新詞，叫“宜于行走性”（walkability）。恰恰因為窄馬路更適合人們行走，因而沿街人口密度更高。服務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進門人口。高密度街區上，沿街人流多了，進每一家沿街商鋪的人口就更多，通過城市發展中的分享效應，這個“進門人口”就可以支撐商鋪投資的固定成本，沿街的商業就更容易發展起來。對比上海和北京，不難發現上海街道有很多窄馬路，因此沿街商業比較豐富，居民生活半徑比較小一點兒；但是北京道路寬，因此它的沿街商業相對比較少，服務業分布在一些點狀的購物中心，要享受這些服務往往需要長途開車，而這種通勤需求的產生跟城市規劃有關。如果人口密度較低，人口流量不夠高，那么，有限的需求就不能支撐服務業經營的成本。相比之下，高密度且有很多小馬路的城市往往在社區有更完善的商業配套和服務，人們沒有太多開車出行的需求，可以減少城市的通勤壓力。
“生活在城市”和“活在城市”是帶點兒夸張的說法，不過，這兩種模式即使在一個城市內部也同時存在。類似浦東的聯洋社區。我指導過一個復旦大學的本科生團隊做過實地的調研。這兩個地方房價非常接近，但是田子坊有高密度的服務業，而浦東聯洋社區里服務業密度就很低。晚上，浦西田子坊的飯店往往要接待幾輪客人，但是浦東聯洋社區的飯店上座率基本只有80%。高密度還帶來了服務業多樣性：浦西田子坊有超市、健身房、卡拉OK，但浦東聯洋社區服務業的多樣性就要差一些。聯洋社區的人出行高度依賴于車，因為周邊服務業配套不夠。浦西田子坊社區的居民則更多依靠步行和地鐵。而從消費的價格看，浦西田子坊社區由于人口密度高，對于社區周邊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增多，因此商品價格反而更低。用標準化的商品——水果——作為參照來看，浦西田子坊社區的水果既新鮮又便宜，而浦東聯洋社區因為缺乏規模經濟，水果相對不新鮮，價格也更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費水平的提高也導致消費結構的變化，特別是服務業消費在消費中的占比將越來越高。因此，聯洋社區這樣的低密度城市發展模式顯然不能滿足居民對于消費型服務業的需求，結果是，住在這樣的社區，需要經常開車去較遠的地方消費。
剛才我們比較了城市內部的不同社區，也比較了上海和北京之間的差別。其實，更為鮮明的對比是在中國城市和一些發達國家的城市之間。最近世界銀行有一個研究中國城鎮化的報告比較了世界上6個代表性城市的街區狀況，其中有兩個街區分別取自上海浦東和北京城北。這份報告統計了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數量，在都靈、巴塞羅那、巴黎這樣幾個歐洲城市，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逾百，東京銀座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可以達到200個。50在歐洲和日本生活旅游過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受，他們的城市保留了大量的小路，很多路都只有二車道。相比之下，中國城市規劃卻偏愛大路，上海浦東、北京城北每平方公里十字路口只有十幾個。根據前文的分析大家可以理解，城市規劃不是像人們想像的那樣，似乎把路建得越寬越易于行車，城市擁堵就減少了；恰恰相反，高密度、馬路多而窄的模式反而可以引導服務業多樣性、生活的便利性和出行需求的減少，出行也更偏好步行和自行車。在歐洲城市，步行和騎車又重新開始取代原先開車的需求。從法國開始，城市建設起了公共自行車租用系統，鼓勵人們少開車。
與發達國家新的城市發展理念不同的是，中國的很多城市仍然醉心于打造“花園城市”。如果將“花園城市”理解為花團錦簇、綠樹成蔭，這本身并不錯。問題在于，很多地方將“花園城市”理解成了低密度和寬馬路，特別是在新城建設中盲目追求寬馬路、大廣場和大的綠化帶，這就錯了。低密度和寬馬路的模式適于開車，而不適于行走，這就導致馬路兩邊的行人達不到服務業所需的“進門人口”。很多城市在建設新區的時候都追求低密度，結果發現服務業仍然在高密度的老市區發展得更好，就是這個道理。另有一些城市，連舊城改造也追求低密度和寬馬路，結果是，很多老建筑和窄街道被破壞，市中心的消費型服務業失去了發展的空間。
低密度導致服務業供給不足，進一步影響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人們需要更多地開車去消費服務業，造成低密度社區與市中心的通勤壓力，加劇交通擁堵和尾氣排放；另一方面，低密度的社區本身則成了“睡城”，晚上黑乎乎的。在我們調研的浦東低密度社區，到了周末，很多人選擇開車外出，到別的地方消費，反過來，本社區的服務消費受到制約，生活在這樣的社區，生活變得更像是“活著”。
服務業與分工
服務業分為生產型服務業和生活型（消費型）服務業。相對來說，較高技能的勞動者更多地集中在金融、貿易、咨詢這樣的生產型服務業里，而較低技能的勞動力相對來說更多工作于生活型服務業。在我們掌握的勞動力市場調查數據里，如果將勞動者所在行業區分為體力型服務業、制造業和腦力型服務業的話，在更多用腦的專業服務業里，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3年；在制造業里，這個數據是11年；體力型服務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8年。
大城市對于大學畢業生有吸引力，有利于發展現代服務業。這里的政府和居民會想，我們的城市應該更多地歡迎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高技能者。這種想法不符合經濟規律。歡迎高技能者，是否就意味著應該采取政策去“挑選”勞動者，限制低技能者落戶本地呢？城市居民抱怨，周圍怎么那么多外地人，而且很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有些城市出于直覺，認為應該“以業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產能”，而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實措施，“清理低端產業”。
主張“以業控人”的人忘記了一件事，那些目前已經到城市來的人們，絕大多數人是因為城市對他們有需求才來的，這些外來勞動力的失業率遠遠低于本地居民。若不是因為有對于他們的需求，那么他們就找不到工作，也就不來了。
有人可能會說，產業升級了，不就不需要低端勞動力了？這是一個巨大的認識誤區，一個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務業。真實的情況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一個城市中是“互補”的，這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勞動分工。我在上文就曾提到過，在任何生產單位里面，都需要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相配套。比如在陸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級白領以外，還需要清潔工和門衛。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費服務，包括在餐館里吃飯或者請家政人員。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員往往都是相對來說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這個時候社會就產生分工效應，一個地方的社會分工效應越強，低技能的勞動者越會從大學生的集聚當中獲得好處。
第二個原因，人力資本外部性，不要覺得只有大學生和大學生之間是相互學習的，其實大學生也會對小學生產生知識的外溢。比如說，在外國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務業里的從業人員就會說外語。
第三個原因，消費的外部性。這與我講的勞動分工有關系，高技能勞動力集聚的時候，產生很多生活里面的服務需求（比如餐飲和家政），提供這種服務的往往是低技能勞動者。
在不同的城市之間，通常是更大的城市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更高，那么，是不是大城市需求的低技能勞動者更少呢？不是這樣的。我們的數據分析顯示，恰恰是因為高技能勞動者在生產和生活中帶動了對于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總體上來說，更大的城市中從事體力型服務業的勞動者比重更高。
同樣的道理，即使在美國，高科技產業和制造業的發展也帶來了對于服務業的需求，其中，很多服務業的從業者都只有高中以下的教育程度。美國的研究發現，城市中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就業可以帶動5個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其中，2個是相對高端的服務業（比如醫生和律師），而另3個則集中在消費型的服務業（如售貨員和餐館服務員）。換句話說，高低技能的勞動力比例大致就是1:1的關系。制造業對于就業的帶動力相對較弱，但一個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增加仍然能夠帶動1.6個本地服務業的就業
挑選勞動力技能的后果
我們運用中國數據作的分析顯示，與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制造業和體力型服務業中有更高比重的勞動力是大學畢業生。對此現象，可以說是“橫看成嶺側成峰”。一方面，大城市的勞動生產率更高，理應所有產業都有更高的比重是大學生，換言之，同樣的行業，大城市的產品或服務質量實現了升級；另一方面，這其中恐怕還有低效率的問題。
由于各個城市都給予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一定技術職稱的人）獲得本地戶籍的優先權，在戶籍與福利掛鉤的情況下，高技能勞動者受到了留在大城市的鼓勵。結果呢？相對于低技能勞動力來說，高技能勞動力容易在大城市“供給過多”，于是出現大學生“工作難”、大量“低層次就業”（underemployment）的現象，比如說，大學生在做銀行柜面的工作。
對低技能勞動者數量的限制，將減少體力型服務業的勞動供給，其結果就是此類服務價格上漲，比如說，上海的住家保姆月薪已經超過香港菲傭價格。進一步的結果就是，此類服務的需求相應下降，服務需求得不到滿足的高技能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和生活質量下降。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其收入高，必須大量消費服務，如果一個城市的服務價格貴，這樣的城市在全球人才競爭中的吸引力也就隨之下降。在我參加過的一個會上，有位在上海生活多年的香港籍人士發言說，他訪談了一些曾在上海工作，后來又離開上海的外籍及港籍人士，問怎么才能讓他們留在上海。受訪者的回答讓人大感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他們說，關鍵是讓太太和孩子能夠留在上海才行。外來高端人才的太太和孩子的生活當然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比如空氣質量、外語服務、雙語教育。但不可忽略的是，價廉物美的生活服務業是提高生活質量的重要方面，這是人才公寓之類的硬件不能替代的。一個定位為國際大都市的城市，要吸引人才，靠的應該是服務和生活環境，這樣的城市需要花力氣吸引的人才不會住不起公寓。
城市都喜歡高技能者，采取一些措施來吸引人才，比如對創業的扶持，這對于發展城市來說是必要的。一些城市型的國家（如新加坡）更是直接采取了傾向于高技能者的移民政策。但是，同一個國家內部的城市之間，卻不應照搬一個國家對外國移民的政策。在吸引高技能人才的同時，如果采取政策限制低技能者進入，這不僅妨礙了公民的自由遷徙和居住權，而且在采取這樣政策的城市也會出現低技能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的怪現象。
最后讓我們來談一談公共政策吧。人們往往容易看到城市擴張出現的各種問題，比如擁擠和污染。但是人們往往看不到，在大城市所承受的擁擠和污染，恰恰是人們為獲取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好的生活品質所付出的代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先說“讓市場成為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因素，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之后才說“要嚴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這個次序的先后是有含義的，任何控制人口規模的措施，必須尊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本規律，而不是去逆轉這些規律。從這個角度出發，任何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最多只能是在短期里作為應急措施，因為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增加在技術上是不可能一夜之間完成的。即便是這樣應急性的控制人口的政策，也只能是適度緩解人口增長的速度，而不可能讓特大城市的人口負增長。更不應該通過加重對外來人口的公共服務歧視，來增加他們生活在城市的成本。從長期來看，正確的政策只能是適應人口增長的趨勢，不斷地增加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在不妨礙城市發展的情況下，緩解擁堵和污染的問題。而在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的背景下，恰恰是這樣有利于緩解城市病的投資才是拉動增長的有回報的投資。
當然，我也要說，在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長這件事上，中國并不孤單。看看印度吧，這個人口大國長期以來也采取措施限制大城市的發展，把政府控制的產業往中小城市搬。結果呢？大城市還是在發展，只是他們的大城市發展的產業結構大量是信息技術等產業，這些產業吸納農村移民的能力不強。結果就是，印度成了“兩個印度”，城市并沒有充分發揮創造就業的功能，而落后的農村沒有分享現代經濟增長的成果。和中國一樣，印度的城市化明顯滯后于它的工業和服務業發展。
我想，只要尊重科學和歷史經驗，不難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通過行政手段控制城市的人口規模，這樣的做法沒什么國際經驗，即使有，也來自屈指可數的第三世界國家。大約在半個世紀以前，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寫下《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她的斗爭對象就是當時追求低密度的美國城市規劃學界，歷史證明，簡是對的，美國城市正在為低密度而支付昂貴的代價，也驅動人們重返高密度且更有活力的大城市。透過現象看本質，這背后只是兩個大字——“人性”。陶淵明曾有詩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這是千百年來最好的詩之一，現代人何妨作這樣的解讀：偶爾厭倦了大城市的各種“病”，那就去用內心的安寧來治療，“心遠”即可，而未必是歸隱山林，更不是把城市硬建得像農村一樣低密度。總之，大城市的活力在根本上來源于人性。
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害怕孤獨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國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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