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2016年中央1號文件“鼓勵發展股份合作，引導農戶自愿以土地經營權等入股龍頭企業和農民合作社”。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更是多處談到了鼓勵農民發展合作社和合作經濟。比如，《決定》第21條說，“鼓勵農村發展合作經濟，扶持發展規模化、專業化、現代化經營，允許財政項目資金直接投向符合條件的合作社，允許財政補助形成的資產轉交合作社持有和管護，允許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憋@然，合作社將在我國出現一個大發展。這也表明，中國的合作社制度之改革正處于一個關鍵階段，如何發展合作社將決定中國農村的未來。這里有一些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尤其是歷史經驗教訓，需要厘清和總結。本公眾號擬陸續發表有關中國合作社問題的相關文章。這時第一篇。歡迎關注。
自2007年頒行《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以來，盡管我們在思想理論和政策指導上還存有很多困惑和障礙，合作社在中國的發展還總算是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所謂正確道路就是指我們終于認識到，讓農民組建符合國際原則的合作社作為第一產業最佳也是唯一適合的經濟組織對于發展中國的農村經濟是多么地重要。
人們對合作社能否在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上發揮作用充滿了期待。但這些年在發展合作社時，很多農民對合作社及其基本原則并不了解，而且充滿了誤解。前些年在談論合作社是時，有的地方農民甚至對合作社幾乎是談社色變。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在建政初期的合作化歷史上，囿于意識形態的束縛和錯誤的政策指引，以土地和勞動集體化為目標的合作化對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的作用卻始終是負面的甚至是破壞性的。
迄今，中國農村的合作社道路走得非常曲折。現行的土地制度使得合作社的基本原則被扭曲得面目全非，上世紀五十年代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錯誤實踐也嚴重地傷害了合作社在廣大農民心目中的名聲，以至于在人民公社瓦解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農民都不愿意談論合作社。為此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1950年土地改革后在我國形成了新的土地制度，即農民個人所有土地制度。這是一種新的土地制度，即區域內農民所有的土地相對均等化，原有大量存在的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土地租賃耕作）分離的狀況也不復存在。此時的土地產權主體很明晰，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高度統一，土地市場交易也沒有任何障礙。1954年憲法就將這種農民的土地個人所有制稱之為“個體勞動者所有制”并作為四大所有制之一加以保護（另外三種所有制是：國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以及資本家所有制）。這種土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52年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三年增長48.4％，平均每年增長幅度高達15%以上。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用專門條款約定了合作社。其第三十八條規定，“關于合作社：鼓勵和扶助廣大勞動人民根據自愿原則，發展合作事業。在城鎮中和鄉村中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輸合作社，在工廠、機關和學校中應盡先組織消費合作社?！蓖粮暮蟮闹袊?，也正是按照國際合作社基本原則發展合作社的最好時機。
因為小農經濟條件下的土地農民個人所有制，它既具有私有產權的高效率和易流轉優勢，也有其本身存在的根本性缺陷：即單個農戶家庭的生產能力不足，無法利用大型農具和農用設施以及個體農民在農用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購銷領域處于劣勢地位等。這時如果通過法律規范和政策指引，鼓勵農民按照合作社基本原則組建合作社，我國農村小康社會的發展以及農用土地有序集中以實現糧食耕作規?；洜I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但遺憾的是，我們卻走上了一條完全與之南轅北轍的錯誤的合作化道路。這里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還是囿于烏托邦意識形態，過于迷戀前蘇聯搞的集體所有制及其經濟組織形式的所謂社會主義性質，從而對合作社的基本原則棄之如敝屣造成的。
比如，根據國際基本原則，合作社是一個經濟組織和獨立法人。因與一般公司不同，有的國家將合作社稱之為特殊法人（我國在去年3月頒行的《民法通則》第96條規定“城鎮農村的合作經濟組織法人”），更多的國家則注冊為專門的合作社法人。社員只是出資參股，無須交出自己的土地所有權以換取合作社社員的身份。合作社也不擁有其社員的土地所有權。與公司一樣，合作社以自己的全部資產對其債務承擔有限責任。而當時我們卻號召并強迫農民參加的合作社，無論是1953年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所謂初級社）還是1956年搞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及后來的人民公社，都無一例外地違背了前述這些合作社的基本原則。
在我國，當年所有那些初級或高級合作社都不是法人。它們既沒有注冊資金，也不計算投入產出等經濟效益，更無法定的產權主體和法律地位，但卻要求入社農民將他們所有的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甚至連土地上種植的樹木果苗等，都全部交給合作社，轉為產權歸屬面目不清的集體所有。初級合作社時期，農民以土地以及大牲畜和大農具等入股合作社，還可或折算現金或通過年終分紅獲得一定收益。這也叫土地報酬。
這時的合作社資產還用股金方式體現出來，生產資料至少在表面和形式上還沒有完全轉為所謂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所有制，只是農民的勞動方式改成了集體勞動，即由合作社集體統一經營農林牧副漁業，組織農民一起參加集體勞動干活。當時初級社因此而被稱作是“半社會主義性質”。
到了1956年搞高級社時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這時，原本屬于農民個人所有的土地被轉為合作社公有，取消了土地報酬（詳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第十四條）。高級社內部實行分生產隊進行勞動管理，按勞分配。最初農民持有的合作社股金還能分紅，但沒多久，隨著集體化程度的提高，農民的合作社股金也不再存在了，雖然農民手里都還拿著前不久入社時政府發給的合作社股金證和土改時發給的土地證。這就等于是政府只用一紙文件就單方面沒收了入社農民的土地等資產。
此后，農民便不再擁有土地財產權，也不再擁有按資分配的權利。農民從合作社獲得報酬的唯一途徑是參加集體勞動。不勞動者不得食。在無任何資產性或財產性收入時，參加集體勞動就成了農民唯一的謀生方式。這樣一來，集體化后的土地資產徹底變成了土地資源，而農民個人所有的土地等農用資產在轉為產權主體不明的所謂集體所有后，其原本具有的市場價值也一并消失了。但這時仍允許社員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還規定“社員原有的墳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同上，《章程》第十六條）
由于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通過一些政策文件被全部轉變成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了，加上又開始集體統一經營和勞動，于是，那些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便被稱作是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這樣，1954年憲法約定的“個體勞動者所有制”以及“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和其他生產資料所有權”等憲法條款在1956年在強力推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組建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后便淪為一紙空文。
從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提出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方向是要“有計劃地逐步地完成改造小農經濟的工作，使農業在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下，配合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而勝利地過渡到全國的社會主義時代”。與此同時，中央還推出了以固定價格征購農副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緊接著，1955年又先后推行了戶口登記制度和市鎮糧食定量供應制度。到了1956年，所謂的取消土地報酬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社制度也開始強力頒行。
至此，我國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基礎最終被確立了。之后幾十年，農業被工業綁架，農民的土地被收歸集體所有，原本絕大多數是自耕農的農民被迫成為了沒有土地產權的掙工分者，農村則成為城市的附庸。世界獨有的中國所謂“三農”，即“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問題，就此出現。（這個所謂的“三農”問題雖然是李昌平先生于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首次歸納說出來的，但真正的形成還是在他說出來之前四十年，即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而且迄今也仍然存在）
盡管如此，但出于主政者烏托邦意識形態，高級社所體現出來的這種所謂完全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沒有進行多久又被認為是落后的了。在高級合作社推行僅兩年后的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又乘勝推出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從這個決議可以看出，僅僅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已經遠不能滿足當時決策者想盡快過渡到所謂社會主義最高層次共產主義的迫切要求了。
該決議認為，“建立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工農商學兵互相結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導農民加速社會主義建設，提前建成社會主義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采取的基本方針?！辈⒄f，“在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基本上戰勝了資本主義道路之后，發展了空前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創造了可以基本上免除水旱災害、使農業生產比較穩定發展的新的基礎，在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打破了農業技術措施的常規之后，出現了農業生產飛躍發展的形勢，農產品產量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更加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p>
虛假的農業成績和抽象的意識形態終于模糊并縮小了人們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而對精神力量的盲目崇拜則將自己陷入浮夸而狂熱的旋渦中而難以自拔。
當時最初興辦人民公社的設想是將其辦成“既有農業合作又有工業合作基層組織單位”（詳見《紅旗》1958年7月1日社論《全新的社會，全新人》），但后來隨著共產風興起又最終變成了一種“黨政軍民學”和“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政社合一”的一體化的怪異組織。土地集體所有制下人民公社的出現給國人，尤其是農民，帶去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三年大饑荒餓死了數千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
美夢破滅后的1961年，中央頒發《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收縮人民公社共產主義所有制的極左實驗，退而實行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制度，以圖在農業廢墟上恢復和發展農業。盡管如此，人民公社還是在中國頑強存在了二十多年。而這期間，我國農村和農業進入一個大衰退期，直到1978年大包干的推行及1982年底人民公社逐步瓦解。鑒于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太過荒誕和錯謬，與國際合作社原則相距甚遠，除了一個“社”字外沒有任何可比性，本文將不再對其進行對比分析。
由上可見，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推行合作化，無論是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發展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都只是一種手段，目的只是為了建立所謂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將其作為通往烏托邦共產主義的橋梁，并非想以合作社這種第一產業最佳的經濟組織形式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以給農民帶去實實在在的富裕和幸福。
但是在我國，長期以來所謂的集體所有制卻是一種只有法律名稱卻既沒有法律主體地位也無產權主體的虛化的產權制度。也就是說，這個集體所有制的載體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除了一個“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政策表述外，究竟是什么？是經濟組織還是什么其他類型的組織？或者說它是或不是法人？這些土地生產資料是產權明晰的資產還僅僅是資源？誰也不知道。
上世紀五十年代合作化時期，我們只知道用政策文件要求農民加入合作社并將農民的土地劃歸合作社集體所有，但這個合作社，無論是初級社還是高級社，卻都不是一個法人，它既沒有自己的資產評估，也沒有自己的注冊資本，更無須承擔向當初以自己所有的土地參股入社農民支付任何土地報酬的任何法律責任。這種合作社制度的錯誤性是一目了然的。
人們可以試想一下，如果二十多年前我們的《公司法》不是按照國際上普遍實行的公司法人模式而是按照自己特色自說自話去制訂頒行，中國的工商業或者說中國的經濟還會得到如今的發展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史嘯虎雜談 微信公眾號 (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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